启明与宪隆牵手
孔宪隆真正走向人生舞台是给福纺工人夜校讲课，说到为工人们上课，教他们学文化，日本人厂长佐佐木一听就不同意，工人做工，把工做好了就行了，学什么文化。
工学会的人跟佐佐木解释，大多数的工人们不识字，在生产操作过程，没有文化还是会带来许多不利的因素。教工人们读书识字的先生是从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他的授课，会提高工人们的素质。听说是东京大学毕业的教师……佐佐木厂长点头同意了。
在一间空置的库房里面，坐着几百名的女工。她们大都十四五岁，小的有十二三岁，大的不过十六七岁。她们刚刚下了白班，似乎都很疲惫。她的头上都戴着洁白的头巾，戴黄色的头巾就是拉长[工段长]摘下头巾，姑娘们都剪着码头上流行的板凳头[一种短发]，纺纱工和挡车工都是为了操作的方便和安全，才把头上的长辫子剪掉了。
孔宪隆一边在黑板上面写，一边读，“祖父，祖母，爹，娘，兄弟姐妹，一人两手，两手十指。上下来去，前后左右，马牛羊，鸡鸭鹅。工人，农民，士兵，商人。”
孔宪隆用教鞭指着黑板，他大声地重复地读出一个字，女工们也跟着他读出一个音符。无数个山东腔混杂在一起，带着浓浓的后腔音。
一个胆大的女工大声问，“先生，俺娘说了，俺到了十八岁，必须要出门子。俺都十六了，认字还有什么用处？”
孔宪隆顿了一下，他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就登在关东日报上，他说，“人为什么要认字？要读书学习？不久前，就在码头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山东老家的新媳妇，让同村的老乡带到关东来找她的丈夫。同村的老乡坏了良心，把这个新媳妇卖进了窑子里。老乡把写好的卖身契让新媳妇拿在手里，让她在码头上等待她的丈夫到来。老乡带着出卖新媳妇的钱溜走了。新媳妇没有等到丈夫，她等来了妓院来的人……如果新媳妇认字，那个老乡敢做出这样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人不读书不认字，只懂得吃饭睡觉，只知道结婚生孩子，这样活一生，与我们刚才读过的马牛羊鸡鸭鹅狗有什么区别？所以，人要读书认字，只有读书就会明事理，懂道理。”
“可俺爹不认字，俺娘也不认字。”
“你愿意像你爹娘那样生活吗？你走进了工厂，你不再是一个农民，你是一名工人，如果你再学会了认字，有了文化，我想，你对待生活，对待自己的亲人，包括对待自己工作的工厂，你操作的机器，你都会有一个新的认识……”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孔宪隆，他在她们的眼里真的就是一个圣人。她们认真地聆听着他的讲述，在那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之下，他也从心底涌起了一股神圣的庄严感。
吕启明等候在纺织工厂的大门外，孔宪隆走出工厂大门，他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吕启明的手，他说，“这是我从日本回来以后，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一天。”
吕启明说，“只有近距离在接近劳动人民，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懂得工人，懂得农民，真正理解他们的的疾苦。纺织厂的女工们，她们辛辛苦苦劳动节一天十多个小时，她们挣到手里的却只有几毛钱。而一个日本的技术人员的工资，却是她们的十倍，甚至几十倍。这种残酷的搜刮、掠夺和奴役，都近乎于骇人听闻的程度。还有码头上的工人们，没有起重机械，没有吊装设备，靠的就是人拉肩扛，码头上最多使用装卸工人达到了近三万人。看一看这些出苦力的工人们，他们哪里有一个外国人，都是中国人，而且大都是山东人。你更有条件走近码头工人，你应该走到他们中间，向他们传授知识，让他们也懂得一些道理。工人们也有这种愿望，在这个通达世界上的码头上，工人们也在觉悟觉醒。”
“可我，早就在心里发下了一个誓言，决不与我的父亲同流合污。码头是他的地盘，我不愿意走进他的领地，走进他的势力范围。”
吕启明呵呵地笑了，“你真的有些单纯，有些幼稚。要我说，你恰恰应该到码头上去。福纺是日本人的工厂，你走进去了。码头是你父亲和日本人的码头，你也应该走进去。码头上的工人已经有几万人，他们是一大批革命的力量，相信他们不再是心甘情愿地给日本人当牛做马，他们有思维，有思想，只要向他们讲授一些革命道理，他们就会觉悟。下一步，就要把工人们组织起来，行动起来，闹风潮，搞罢工，与日本人对着干，跟反动势力对着干。”
孔宪隆让吕启明鼓动得已经有些浑身发热，“我觉得我比工人们有知识，可我觉得，你可以给我当老师。《共产党宣言》里面讲到了暴力，是不是你说的那样。”
吕启明说，“在大连这座日本人一统天下的地方，一定会暴发暴力革命。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革命的前奏。现在，我要带着你到旧货摊上去买一件穷人穿的衣服。我要先把你打扮成一个劳苦大众，你这样的穿戴，西装革履，工人们肯定不会接受你，反而会提防你。”
在吕启明的建议之下，孔宪隆走进了码头。不仅走进了码头，他也走进了仁记公司。
走进码头的那天，孔宪隆身上戴着那件衣服就是从旧货摊上买来了土布衣服，他在腰上扎了一根麻绳。因为留着分头，他只好戴上了一顶旧毡帽。
走进码头的第一天，就是往一条千鹤丸的日本轮船上装煤。亮晶晶的大块煤，是抚顺煤矿挖出来的，划根洋火就能点燃的优质煤炭。工人们肩上一根扁担，挑着两只担筐，一次装上一百五六十斤的煤炭，走上颤巍巍的桥板。孔宪隆从来也没胱过扁担，他有些束手无策正在犯愁。当斑的把头名叫刘春阳，他看出了这个新来的工人平时也是游手好闲没有出过大力。于是，他扔给孔宪隆一把锹，让他给他们装煤。
孔宪隆握着铁锹，铲了没有多久，他的手掌已经磨出了好几个血泡，血泡破碎了，血水流了出来，梁红了锹把，钻心的疼痛让他直咬牙。从小到大，他没出过力，也没吃过苦。他属于温室里的温床培育出来的秧苗。但是，有一点，在日本读书，他经受过无数次的江田岛精神的培训，风里雨里，哪怕是大雪天，他也要站在雪地里，光着身子，让雪花落在身上，他要一动也不动，冻上三两个钟头。那是一种对于忍耐力的考验，这是一种对于意志力的折磨。他咬紧牙关，一声也不吭，也没有放松手里的工作。
刘春阳看在眼里，他走到孔宪隆的跟前，把一根布条子扎在了他的手上。这样可以减缓一下疼痛，但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那根布条子已经让血水凝固到了他的手上，解也解不下来了，只好让它凝固在上面，熬到晚上，收工的时候。
刘春阳告诉孔宪隆，晚上回去，用温水泡一泡，就可以解开手上的布条子了。
第一次接触孔宪隆，刘春阳一直在琢磨这个生着细皮嫩肉的新人。游手好闲的人不可能到码头上来出这份苦力，是不是日本人安插在工人中间的奸细？他看也不像，就凭他能默默地忍受那样的痛苦，不要看作手上的皮肉伤，那可是钻心的痛苦。
天落黑，收工了。工人们三三两两走出了码头，回到了他们的居住地寺儿沟的红房子。这一路之上，他们有的哼着山东吕剧，也有唱京戏的。遇到卖花生米仁的，买上一包花生仁。遇到卖猪头肉的，再买上一块猪头肉。老白干，再来两瓶。有好嚼头的，嫩黄瓜，香菜根儿，再来上几样。这就是工人们平常日子的打平伙，人人出点钱，买几样吃食，大伙儿热闹热闹寻个乐子，也是补充恢复体力的一个方法。
碗儿盘儿都摆好了，酒也倒上了。把头儿刘春阳端起了酒碗，“今儿，咱们来了新伙友，这第一口酒，咱们欢迎这位孟家兄弟入伙。成了咱们新伙友。为了能与工人们更好相处，孔宪隆给自己改了一个姓名，改成姓孟。那老白干又辣又冲，一口喝下去，顿时一股火就从心里窜了上来。”工友们问孔宪隆，“伙计，老家是山东哪儿的？”“老家是山东文登。”
“来来来，咱俩是老乡，咱俩喝一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学见同学，就是搞破鞋；伙友见伙友，那才喝大酒。来，一二三，干干干！干了大酒吃喜面。”
酒干了，工友们的情绪也调动了起来，大伙一齐鼓动，快嘴子，来一段儿。
张快嘴子嘴皮子利索，他在工人堆里，经常给大伙儿说个瞎话，给大伙解解闷儿。张快嘴子是荣城人，说话不紧也不慢，听起来却有滋有味儿。他说，“今儿，给大伙讲的是个真事。你们听也没听过的真实故事……”
“快嘴子，千万别讲那腰带以下的故事，讲得大伙儿晚上睡不好觉，跑马冒熊，第二天干活，脖梗筋都抬不起来。”
“话说当年，孔家兄弟来到码头上的第三个年头。虽然孔老二当了日本人的汉奸，日本人对他仍然有些不放心。就是那一年，从日本国内来了两个顶级的相扑手，两个都是日本国内横冈级的相扑手，腰上系的都是黑色的腰带。相扑手的体重都在三百斤以上，他们的到来，就是让中国人瞧一瞧，日本人的国术，比起中国人的武术，哪个更厉害。相扑手就在码头上设下了台子，他们甚至喊出了号子，如果哪个中国人能在台子上与相扑手过上两招，就算相扑手输。赢了日本相扑手的中国人能得到一大笔奖金，有多少钱？一百块银洋。码头上也有不少会功夫的中国人，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都跃跃欲试，与日本人过过招，也算替中国人扬眉吐气不说，自己还能得到银洋。那日本相扑手可是横冈级的，力大无穷。中国人上前，只要一握上手，相扑手就能把对方从脑后过去。不但中国让相扑手扔了过去，连人高马大的老毛子上去，也让人一下子掼到了台下。这时候，孔老二对孔老三说，这日本人的相扑手，也只有你能对付得了他们……”
“快嘴子，你可别吃进了柳树条子，拉出来的是笊篱，狗肚子里胡编乱造。人家孔老三可是大名鼎鼎的好汉，孔老二是什么，大汉奸，好汉能跟汉奸在一个锅里搅勺子。”
“这你们不懂，那时候，初到码头，他们哥俩没翻脸。再说，这是替中国人出气的时候，孔老三也不会不出面，让日本人在码头上横行霸道。”
刘春阳说，“别瞎插嘴，让他讲下去。你们竖起耳朵听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