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小说的批评文章成百上千，其中有些文章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比如：Д.И.皮萨列夫的《旧贵族》，П.В.安年科夫的《Л.Н.托尔斯泰伯爵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历史问题和美学问题》，М.И.德拉戈米罗夫的《从战争观点看托尔斯泰伯爵的<战争与和平>》，以及Н.Н.斯特拉霍夫的一些文章，等等。从整体而言，60年代的文学批评没有能够正确而深入地解释和充分地评价托尔斯泰的伟大创作。
在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激烈思想斗争的环境下，在政府的反动势力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和准备民粹运动的环境下，托尔斯泰的小说以其受到肯定，而不是批评的激情，本应当引起急进派政论家的不满，尤其是小说开始在反动杂志《俄罗斯通报》上开始发表。在《战争与和平》完成的那一年出版了Н.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这是当时时代的政治宣言。先进的文学批评要求艺术展示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社会和道德的对立，将社会引向“分离”。《战争与和平》赞扬“共同的生活”，“民族的统一”，这不能不在这些社会环境下发出尖锐的不和谐音。另一方面，小说的“人民思想”被斯拉夫主义，俄罗斯乡土主义阵营的批评家们按自己的方式所曲解，他们宣布托尔斯泰为自己的“勇士”，把《战争与和平》宣布为“人民派别”的圣经，并以此加深了民主主义阵营反对托尔斯泰的情绪。自由主义的批评和往常一样成了中间派。
安年科夫在1868年发表于自由主义杂志《欧洲通报》（第二期）上的文章中指出，托尔斯泰在描绘军事生活场面和战争中人的心理活动时表现出非凡技艺：把历史的陈述与讲述主人公个人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复杂结构。按照安年科夫的说法，“小说光耀夺目的一面在于自然和简洁，他以这种自然和简洁把世界的事件和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降低到他所选择的每个见证人的水平和视野所及的程度。
后来，安年科夫称斯佩兰斯基和阿拉克切耶夫为“伟大的平民知识分子”，他抱怨，托尔斯泰没有将这一“比较粗鲁、严厉和奇特成分”的“某种杂质”引入自己的小说。
安年科夫肯定地说，《战争与和平》“构成俄罗斯小说史上的一个时代”，并以此结束自己的文章。
在这里，他与Н.Н.斯特拉霍夫对小说的评价相一致，Н.Н.斯特拉霍夫1869—1870年在俄罗斯乡土主义杂志《霞光》上发表过几篇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文章。“《战争与和平》是天才的作品，它与俄罗斯文学所诞生的所有最优秀的和真正伟大的作品不相上下，”斯特拉霍夫在一篇小简讯《文学新闻》中写道，在简讯中他报道了“期待已久的第5卷”的出版。斯特拉霍夫在整部小说出版后所写的一篇批评文章中肯定地说：“完全清楚的是，从1868年，也就是《战争与和平》问世起，那种被称为俄罗斯文学的东西的组成，也就是我们文艺作家的组成，实际上获得了另一种类型和另一种意义。Л.Н.托尔斯泰在这一组成中占据了第一的位置，这一位置高不可测，把他置于远远高于其它文学水平的位置……西方的文学家目前还拿不出任何等同于，甚至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来。”斯特拉霍夫无容置疑的功劳在于，他第一个“赋予《战争与和平》以极高的意义，这种意义过了很久之后小说才获得，并且永久地保留下来”。托尔斯泰本人曾经这样说。斯特拉霍夫的文章使他“感到高兴”1150。
1150转引自Н.Н.古谢夫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55至1869年的生平材料》，莫斯科，1957，第856—857页。
然而，斯特拉霍夫在高度评价《战争与和平》时，以自己所需的精神对托尔斯泰的小说进行了阐释，因而他远离了对小说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真正理解。斯特拉霍夫没有注意《战争与和平》史诗般的开头，把它称为“家庭编年史”，因此贬低了天才作品的意义。斯特拉霍夫依靠格里戈里耶夫的美学评价，发现了在托尔斯泰小说的内容中体现了格里戈里耶夫最喜爱的关于“温顺的”的俄罗斯型优于“凶猛的”欧洲型的思想。斯特拉霍夫吹捧体现在卡拉塔耶夫这一形象中的俄罗斯农民心理中的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特点。斯特拉霍夫把整个“俄罗斯民众”列入“温顺英雄主义”的代表，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颂扬举起“人民战争粗木棒”的人民的积极英雄主义，颂扬在吉洪·谢尔巴托依这一形象中特别鲜明地被人格化了的英雄主义。托尔斯泰在1876年批评斯特拉霍夫《世界是完整的》一书时所说的话是对斯特拉霍夫虚假思想的驳斥。斯特拉霍夫在书中重申了自己将人划分为“积极的人”和“消极的人”的观点。“我在这里听见格里戈里耶夫不成功的关于凶猛型和温顺型思想的余音，这一思想我从来也没有明白过，”托尔斯泰在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后来他又指出，在生活中正是这些“不积极的，消极的”人，也就是人民，“耕地，播种，雇佣，经商，分配钱，旅行，征兵，指挥，最主要的是生育和教育像自己一样的和优秀的人。”（第62卷，第236—237页）
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19世纪60年代，激进的和民粹主义的批评气愤地对待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因为他们在小说里没有找到对革命知识分子的描绘和对农奴制的揭露。
然而，很典型的是，19世纪60年代民主主义批评最有远见卓识的代表М.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敏锐地把握住对小说的批评。他没有在出版物上发表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但在口头谈话中公正地指出：“伯爵狠狠地嘲弄了我们所谓的‘上流社会’。”（Т.А.库兹明斯卡娅，《我在家里和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生活》，第3版，图拉，1958，第343页）
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批评文献中，有一些军事作家的评论文章能够正确评价托尔斯泰描写战争的创新。《俄罗斯残疾人》报的工作人员Н.拉奇诺夫于1868年发表一篇文章（4月10日，第96期），高度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在描写战争场面中表现出来的艺术技巧，把对申戈拉本斯基战斗的描写评价为“历史和艺术真实的顶峰”，并同意托尔斯泰对波罗金诺战斗的处理。
著名军事活动家和作家М.И.德拉戈米罗夫1868—1870年发表于《兵器文集》的文章内容丰富。德拉戈米罗夫认为，《战争与和平》应该成为每一个军人手边必备的书：战争场面和部队生活的情节“是独一无二的，并且能够成为对任何军事艺术理论教程最有益的补充之一”。德拉戈米罗夫特别高度评价了托尔斯泰在讲述“虚构的”，但又是“活生生的”人物时善于传达“战斗的内部方面”。德拉戈米罗夫在与托尔斯泰关于战争的“自发性”观点和在战斗过程中指挥员意志的意义的观点进行辩论时，公正地指出，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小说中呈现了美妙的画面（例如，申戈拉本战斗开始前巴格拉季翁巡视部队），这些画面描绘了真正的统帅控制部队的精神并因此在战斗中指挥人的这种能力。
就整体而言，《战争与和平》在一些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同时代人的评论文章中得到了最为深刻的评价。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费特都把《战争与和平》作为一件伟大的、不平凡的文学事件来看待。
1870年1月1日，费特在写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热情地赞誉小说，指出小说最本质的一个方面：“您在我们面前创造出生活的日常内幕，不断指出其中英雄主义闪光点的有机增长”1151。
1151转引自Н.Н.古谢夫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85年至1869年的生平材料》，第858页。
陀斯妥耶夫斯基称《战争与和平》是“地主文学”“壮丽的”和“最后的”话（见1871年5月18（30）日写给Н.Н.斯特拉霍夫的信），显然，这一评价的基础在于，小说的主人公是贵族阶级的代表。陀斯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少年》的一份草稿中再一次称托尔斯泰为“贵族历史学家，或者说得更好听一些，是文化阶层的历史学家，并且他发展了自己的思想：“画面的公平合理和现实性赋予描写以惊人的美妙，在这里除了展示天才、荣誉和义务的代表之外，还展现了许多恶棍、可笑的小人物和傻瓜”。（《原理》，1922年第2期，第219页）1876年，陀斯妥耶夫斯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作者这样写道：“我得出一个无法反驳的结论，那就是，除长诗以外的文艺作家应当十分准确地（历史地和现在地）了解所描绘的现实。在我看来，我们这里只有一位显示出这一点——那就是列夫·托尔斯泰伯爵”1152。
1152Ф.М.陀斯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1934年，第206页。
在Н.С.列斯科夫1869—1870年发表在《市场报》上没有署名的文章中有许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十分正确的评价。
列斯科夫称《战争与和平》是“最优秀的俄罗斯历史长篇小说”，“现代文学的骄傲”。列斯科夫高度评价小说的艺术真实和简洁，尤其强调为把“民族精神”提升到应有的高度“比所有人都做得多的”作家的功勋。“除了个人的性格外，作者的艺术研究，对大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精力充沛地集中于全民的性格，而人民的全部道德力量都集中在与伟大的拿破仑进行斗争的军队中。在这一意义上托尔斯泰伯爵的小说在某一方面可称得上伟大的人民战争的史诗，这场战争拥有自己的历史学家，但远没有自己的歌颂者……作者以自己著作的许多精彩页面发现了自己身上具有真正史诗所必需的一切品质”。
屠格涅夫的观点与这一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相一致。屠格涅夫放弃了自己最初关于小说的许多批评观点，特别是关于小说的历史方面和军事方面，以及关于托尔斯泰心理分析方法的批评观点（见上面提到的Н.Н.古谢夫的书中屠格涅夫观点汇编，第863—874页）。
屠格涅夫1880年在以写给《19世纪报》的编辑埃德蒙德·阿布的信的形式写成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简讯中称列夫·托尔斯泰为“现代俄罗斯最流行的作家”，而《战争与和平》是“当代最优秀的书籍之一”。“这部浩瀚的作品充满史诗精神；作品里，本世纪初的俄罗斯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被大师的手再现出来。在读者面前呈现出具有丰富的历史事件和大人物的整个时代……展现出具有大量直接从生活中提取出来的属于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类型的整个世界。托尔斯泰伯爵处理自己主题的方法十分新颖，十分独特……这是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这也是真正的俄罗斯。”（И.С.屠格涅夫，作品全集，第15卷，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68年，第187—188页）
屠格涅夫的巨大功劳在于，他在欧洲读者中间推广普及了《战争与和平》。
1879年出版的第一部法文版《战争与和平》为小说作者列夫·托尔斯泰享誉全世界奠定了基础。
7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被作为世界文学的杰作来接受。Г.福楼拜在写给屠格涅夫的一封信中（1880年1月）说出了自己的赞叹：“这是一流的东西！多么好的艺术家和多么好的心理学家啊！头两卷令人惊叹……我在阅读时由于兴奋而不时地大叫起来……是的，这是有感染力的，非常有感染力的！”后来，Д.戈尔索尔西称“《战争与和平》是曾经写就的最好小说1153。
1153引自Т.莫特廖娃著《论托尔斯泰的世界意义》，莫斯科，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520页。
杰出欧洲作家的这些见解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多次在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和书中被引用。近来，许多证明托尔斯泰的伟大史诗受到世界承认的新资料开始有俄语译文并首次出版。它们被收集在《文学遗产》的第75卷里（出版于1965年）。
比如，罗曼·罗兰曾经写道，埃科里·诺尔马里还是十分年轻的大学生时就读过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他说：“这是像生活一样的作品，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它就是处于永恒运动状态的生活本身。”（第1本书，第61页）
瑞典作家А.斯特林堡在《俄罗斯是什么？》的文章中建议阅读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您会在那里发现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新的纯洁的国家”。（同上，第124页）
20世纪现实主义艺术家特别高地评价了战争描写的真实。托马斯·曼指出，《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中最有力的关于战争题材的作品”。（同上，第173页）Э.海明威承认，他向托尔斯泰学习“尽可能真实地，诚实地、客观地和朴实地”描写战争。（同上，第52页）他在1955年出版的《战争中的人们》一书中断言：“我不知道有谁描写战争会比托尔斯泰更好。”（同上，第158页）
《战争与和平》崇高的道德激情激励着20世纪的作家和新的毁灭性战争的见证人，其程度远远大于激励托尔斯泰同时代人的程度。德国作家莱昂哈德·弗兰克在《人是善良的》一书中称《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为“为争取人类真正能够成为善良的人类生存环境而奋斗的最伟大战士”。（同上，第21页）；他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看到了“对战争给所有的人，首先是俄罗斯人带来的痛苦所表示的深切同情”。（同上，第292页）
法国作家路易斯·阿拉贡证实：“这部小说也许是以往所写的所有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它成了1942—1943年法国人狂热爱好的对象……因为产生这样的印象，好像托尔斯泰没有将小说写完，又好像给予德国纳粹党党徽佩带者以回击的红军最终将小说的真正意义吸入到小说中，把那股震撼我们心灵的伟大急流带入到小说中”。（同上，第12—13页）
全世界过去和现在都是根据托尔斯泰的书学习俄罗斯。
1887年美国人约翰·福莱斯特写信给托尔斯泰说：“您的人物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真正的人，就像您自己一样的人，他们构成俄罗斯生活如此不可分割的部分。最近一些年来，您，陀斯妥耶夫斯和果戈里使那些从前对我来说只是标注了地理名称的荒无人烟的地方的空间住上了人。
现在我来到俄罗斯，就会开始寻找娜塔莎，索妮娅，安娜，皮埃尔和列文，而且相信，遇见他们比遇见俄罗斯沙皇的把握更大。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死了，那我就会感到忧伤，并且说；“怎么？是全部死了吗？”（同上，第344—345页）
最后，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开创的艺术规律至今仍然是无可争议的范例。荷兰作家托因·德·弗里斯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表述自己观点的：“最能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永远是小说《战争与和平》。它是独一无二的。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位老一辈的荷兰作家说过：‘如果上帝想写小说，不拿《战争与和平》做范例的话，他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同上，第224页）
在我们这个世纪很难找到一个不知道《战争与和平》的人，无论他说何种语言。艺术家们在书中寻找灵感，将书以传统的（С.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和全新的、在托尔斯泰时代所不知道的类似于电影和电视的艺术形式重新表现出来。帮助读者更深刻，更清楚，更细腻地理解史诗般的语言，它的力量和美——这就是艺术家们成功的主要任务和条件。他们使读者有可能好像亲眼看到托尔斯泰想用自己的书激起人们去热爱那种真正的生活。
（苏）Л.奥普利斯卡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