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对民众与统治者的关系也有三种这样的诠释。
一些历史学家，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专题史学家和传记作者，不明白权力的意义这个问题，天真地以为民众意志的总和似乎是无条件地转交给历史人物，因此，他们在描述某种权力的时候，总把这种权力视为绝对的真正的权力，而任何反对它的势力都不是合理的，都是对权力的破坏，是一种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时代和历史上的和平时期，而在各民族同时出现多种不同的势力，并且这些势力相互斗争的复杂的动荡时期，这种理论就有不便之处了，因为保皇派的历史学家会认为，国民议会、督政府和波拿巴都只不过是对权力的破坏，共和派波拿巴派将会分别证明，国民议会和帝国是真正的权力，其它的一切都是对权力的侵犯。显然，这些历史学家都各执一词相互攻击，他们对权力作出的解释只能哄哄最无知的小孩子。
另一些历史学家认识到这种历史观的错误，就说权力建立在民众意志的总和之上，民众的意志有条件地向统治者转移。历史人物只有实施了民众意志默许给他们的纲领，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享有权力。可这些条件究竟是什么？这些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使告诉了也常常自相矛盾。
每一个历史学家，根据自己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理解，认为这些条件无外乎法国或者另一个国家的伟大、富强、自由或者公民教育。但姑且不说历史学家们谈到这些条件时矛盾重重，就算存在一个包含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我们还是发现，历史事实几乎总与这些理论背道而驰。如果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财富、自由和民众的教育，那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1能在王位上安享太平，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民众处死？这些历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时会说，路易十四确有一些违背纲领的行动，以至于使后来的路易十六受到惩罚，可为什么受惩罚的不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路易十六？实施这种惩罚的期限究竟有多久呢？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们几乎无从理解，民众意志的总和好几百年都掌握在那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手里，怎么在五十年间突然就转向国民议会、督政府、拿破仑、亚历山大、路易十八，后来又转向拿破仑、查理十世2、路易﹒菲利普3、共和政府、拿破仑三世？民众的意志这么迅速地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在解释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尤其在论述国际关系、连年征战和各种联盟的时候，这些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现象当中的某些已不再是民众意志的正常移交，而是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狡诈、错误、阴谋或者软弱纠缠在一起的偶然使然。因此，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大部分的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并不是民众意志自然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意志错误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对绝对权力的破坏。这样一来，这些历史学家就把这些历史事件看作对其自身理论的背离。
1伊凡四世（1530－1584），即伊凡雷帝，俄国沙皇，1547－1584年在位。
2查理十世（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年在位。
3路易﹒菲利普（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年在位，1848年革命中被推翻。
这些历史学家与某类植物学家非常相似，看到一些植物是从双子叶的种子发育而来，就坚持认为所有的植物都要长出两片叶子；而棕榈、蘑菇甚至还有橡树，完全长成后再没有了两片叶子之类的东西，就说这些植物与理论相背离。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民众的意志有条件地转移到历史人物身上，但这些条件并为人所知，历史人物之所以享有权力，是因为他们实现了民众移交过来的意志。
但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形，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在于历史人物，而在于各民族自身，那这些历史人物价值何在呢？
这些历史学家会说，历史人物表达了民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了民众的活动。
但这么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活动全部的、还是只有其中一些是民众意志的表现？如果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民众意志的表现，那么拿破仑、叶卡捷琳娜之类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传记，包括宫廷丑闻在内，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如果像另一些人，所谓的哲学家兼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活动只有其中一些是民众意志的表现，那么，为了明确到底是历史人物的哪一些活动表现了民族的生活，首先就得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
遇到这样一些大难题的时候，这类历史学家就想出一些可以适用于解释绝大多数历史事件的并且几乎一致接受的最模糊、最飘渺、最笼统的抽象概念：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如此等等，然后说，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标。这类历史学家把某种抽象的概念视为人类活动的目标，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又研究这些身后留下文献或者遗迹最多的历史人物——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记者，根据这些人的事迹，看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者阻碍了某种抽象的概念。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活动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同时也因为民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完全只建立在任意的假定之上，即民众意志的总和总是移交到我们所认为的出类拔萃的历史人物身上，所以有关人类活动的记载中，永远只有十几个人不焚烧房子、不从事农业、不残杀同类，永远不会有千百万人远涉他乡、烧毁房屋、抛弃耕作、互相残杀。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页西方各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东进，能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以及他们的情妇和宠臣的活动来解释吗？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博马舍1等人的生活来解释吗？
1博马舍（1732－1799），法国著名戏剧家，代表作有《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等。
俄国人民向喀山和西伯利亚的东进，在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细节中能够有所反映吗？在伊凡与库尔布斯基2的通信集里能够有所反映吗？
2库尔布斯基（1528－1583），俄国政治家和政论作家，原为伊凡四世的宠臣，1564年逃亡立陶宛，给伊凡四世写信，谴责他的残酷和滥杀无辜。
十字军东征时代各民族的历次运动能够靠研究戈弗雷、路易国王及其情妇，研究这样一些人的生活来说明吗？那场自西向东的远征，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有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隐士彼得，我们至今都无从理解。历史人物已经给十字军明确了解放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远征却嘎然而止，我们更加无从理解。教皇、国王、骑士都大肆鼓动民众解放圣地，但民众不去，因为先前推动他们远征的未知因素已不复存在。戈弗雷3和抒情歌手4的历史显然涵盖不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戈弗雷和抒情歌手的历史依然只是戈弗雷和抒情歌手的历史，各个民族生活的历史及其运动的动因依然未曾可知。
3戈弗雷（约1060－1100），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的将领之一。
4德国中世纪的宫廷歌手，歌颂骑士战功和十字军东征，歌颂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情。
著作家和改革家的历史就更加说明不了各个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们说明一个著作家或者改革家的运动动因、生活条件和思想状况。我们了解了，路德暴躁，说过这样或那样的话；卢梭多疑，写过这样或那样的书；但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以后，各个民族为什么还要相互残杀，也不知道，法国大革命当中，人们要相互处以死刑。
如果把这两种历史结合起来，像现代历史学家所做的一样，那么这样的历史就将只是帝王和著作家的历史，而不是各个民族生活的历史。
五
不能将各个民族的生活与少数几个人的生活混为一谈，因为还没有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联系是基于民众意志的总和向历史人物的转移，但这只不过是个没有得到历史经验证实的假说而已。
民众意志的总和向历史人物转移的理论，在法学领域内也许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也许对法学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但是一应用到史学，只要出现革命、征服或内战，也就是说，只要开始了真正的历史，这种理论就什么也解释不了了。
这种理论看似无法争辩，因为人民意志转移这一行为本身无法检验，而无法检验又因为这一行为从来就是子虚乌有。
不管发生怎样的事件，不管这些事件由谁领头，这种理论总会说，某某之所以成了某些事件的领导，是因为他身上集中了民众意志的总和。
这种理论对历史问题所作的回答就好比这么一个人，看到行走的畜群，不考虑不同地区牧场的区别，也不注意牧人如何驱赶，就断定整个畜群朝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行进，是因为在最前头有一头牲口引路。
“畜群朝这个方向走，是因为领头的在引导它，所有牲口意志的总和都转交给了这个领头的牲口。”这就是第一类历史学家，那些认为权力是无条件转移的历史学家的回答。
“如果领头的牲口变更了，只是因为它没有沿着畜群所选择的方向引路，整个畜群意志的总和就从这个头头转向了另一个头头了。”这就是第二类历史学家，那些认为民众意志的总和是在已知的条件下向统治者转移的历史学家的回答。（使用这种观察方法时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察者按照自己选定的方向，把一些由于民众改变方向，原本没有走在前头、而是靠在一边、甚至是落在后面的人当作领袖。）
“如果领头的牲口不断变更，整个畜群的方向不断变更，这是因为，要达到既定的目标，畜群将自己的意志交给了我们所注意的那只些牲口，因此，要研究整个畜群的运动，就必须得观察畜群当中所有引人注目的牲口。”这就是第三类历史学家，那些认为从帝王到记者所有历史人物都能代表自己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回答。
民众意志向历史人物转移的理论不过是个迂喻——只是对那个问题换一种说法而已。
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权力。权力又是什么？——权力就是转移到一个人身上的民众意志的总和。民众的意志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向一个人转移？——是在这个人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条件下。也就是说，权力就是权力，或者也可以说，权力就是其含义不为我们理解的一个词语。
如果人类的知识领域仅仅局限于抽象的思维，那么在批判科学对权力所作的种种解释之后，人类就会得出一条结论：权力不过只是一个词语，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为了认识各种现象，除了抽象的思维，人类还有一个检测思维结果的工具，这就是经验。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只是一个空洞的词语，而是实际存在的真实。
没有权力的概念，就无从描述人们的集体活动，这一点自不待言，而且历史和对当代事件的观察已经证明了权力的存在。
某个事件发生了，总会出来一个人或几个人，让人觉得那个事件就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发生的。拿破仑三世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就去了墨西哥1。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一道命令，于是军队就进驻波希米亚。拿破仑一世一道命令，于是军队就攻打俄国。亚历山大一世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就归顺波旁王朝。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件，它总与一个或几个发号施令的人的意志相关联。
1 1862年拿破仑三世发动了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但1867年法军被迫撤离，马克西米连大公被胡亚雷斯的军队俘虏，旋即饮弹身亡。
历史学家根据老习惯——承认诸神干预人类事务，想把当权者的个人意志看成事件发生的原因；但这样一条结论既不能依靠推理来说明，也不能通过经验来实证。
一方面，推理表明，个人意志的表达——他的话语——只是表现在事件中的全部活动的一部分，比如表现一场战争或者一次革命，因此，如果不承认某种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奇迹的存在，就无法想象几句话竟然成了千百万人运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假设几句话能够成为事件的直接原因，历史却又表明，历史人物意志的表达——他们的话语在大多时候没有产生任何行动，也就是说，他们的命令不仅经常没有被贯彻执行，而且有时候竟会出现违抗命令的情形。
只有承认诸神干预了人类事务，我们才能把权力当作事件发生的原因。
从经验的角度看，权力只不过存在于个人意志的表达和另外的人对这个意志的执行之间的从属关系。
要弄清楚这种从属关系的条件，我们首先就得恢复意志的表达这一概念，并且它属于人，而不属于神。
如果像古代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神下谕旨，表达自己的意志，那么这种意志的表达不受时间制约，也不因任何事情引起，因为神与事件并无牵连。但如果说到命令——在一定时间内行动、彼此相关的人们意志的表达，要说明命令与事件的关系，就得重新确定：一、整个事件发生的条件：事件和命令发出者一定时间内行动的连续性；二、命令的发布者和执行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条件。
六
只有不受时间制约的神的意志的表达，会与若干年或若干个世纪后的一系列事件发生联系，也只有不受任何因素干扰的诸神，能单凭自己的意志确定人类运动的方向；凡人却只能在一定时间内有所行动，并且亲历事件之中。
只要重新确定第一个被忽略的条件——时间条件，我们就会看到，要是没有前面一道命令给后边一道命令制造可能，则任何一道命令都将无法执行。
从来没有一道命令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也从来没有一道命令能涵盖一系列的事件；每一道命令都来自另外一道命令，并且从来只与事件的某一时刻而不是整个事件发生关联。
比如，当我们说拿破仑命令部队打仗的时候，我们会把一系列连续的相互依存的命令合成为一道同时发出的命令。拿破仑不可能下令远征俄国，他也从来没有发出过那样的命令。他今天下令起草送维也纳、柏林、彼得堡这样那样的公文，明天又给陆军、海军、军需部门下达这样那样的指令，等等等等——这千百万条命令构成了导致法国军队进攻俄国一连串事件的一系列相应的命令。
拿破仑曾经下令远征英国，他在任何一件别的事情上都没有花过比这个计划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可他在位期间从来不曾有过一次实现自己企图的尝试，反而入侵了他屡屡认为适合与之结盟的俄国。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之前那些命令与一系列事件不适宜，之后那些却是相对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