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崇舜，1984年毕业于由楚雄师专承办的云南师大中文专业函授本科班。历任楚雄林业机械厂党委书记，楚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楚雄州文联副主席等职。现为云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楚雄州美术家协会主席。
壮岁求学，群英荟萃，情系雁山；忆大地春回，百废俱兴，传道授业，五载寒窗；良师益友，风骨文采，学问实践谱新篇；流连处，瞻雁峰文笔，朝旭晴岚。
回首二十三年，喜大地山河换新颜；故人各千秋，立业建功，击楫中流，多少克难？流年似水，早添华发，回首岁月未等闲；弦歌处，喜院校崛起，桃李万千。
回望雁塔 郭思九
作者简介：郭思九，男，研究员，1936年1月生，云南大姚人，于1955年毕业于楚雄师范学校4班。先后担任省文化厅艺术处副处长、省民族艺术研究所所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民族艺术研究》主编等职。发表或出版《云南戏剧艺术散论》、《关肃霜艺术论》等作品及文论300多万字，其中有20多篇论文分别在日本、中国台湾报刊转载。出版《佤族文学简史》、《彝族文学史》、彝族长诗《梅葛》、《查姆》、《赛玻嫫》等着作20种，创作《两个老社员》等剧本、小说、散文、童话60余篇。1993年获“云南省首届文学艺术创作奖”，2006年获“云南文学艺术成就奖”。
一
回望昨天，昨天已成为历史。历史，是需要不断回望的。
我回望雁塔，就是回望五十年前那段雁塔风铃伴书声的历史。
雁塔位于楚雄州府所在地鹿城镇南部雁塔山之巅。对它的历史，我没有考证过。留在记忆里的都是些一鳞半爪的民间传闻轶事。
据方志载，雁塔始建于明代，后毁于地震之灾。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重建。之所以称为雁塔，据说是依照长安大小雁塔之状建造，并以此而得名。托起雁塔的这座小山，相传，山肚子里因藏有金矿，人们又叫金鸡山。
当年主持建造雁塔的达官贵人和乡绅名士，为了保存地下的金矿，会同建塔的能工巧匠，发挥他们的奇思妙想，超人智慧，竟然在塔顶上建造了一座铜亭，铸造了一只美丽的金鸡伫立其中。也许是担心亭中的金鸡孤独寂寞，于是，又在塔的四角打造了四只小金鸡做伴。建造者们仍然不放心有朝一日金鸡会展翅而飞，连同金矿石也一齐带走，又别出心裁地用一根铁链子将金鸡的脚牢牢拴住，似乎这样就可以挽留住金鸡，保藏住金矿。这当然是古人诚心要给后人留下一美好的历史的想象而已！
雁塔名之为山，但山不太高。在这不高的小山包上，屹立着一座雁塔，就变成了往来于滇西北高原的过客和文人墨客视野中的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
庆幸的是：这座不高的小山，终归没有在历史的变迁中被化为废墟，变成荒原野冢。却从历史上的南峰书院，演变成了50年代初的楚雄师范，再到80年代中期的楚雄师专和90年代后期的楚雄师院。雁塔山也就在这历史的演进中变成了彝州一所崭新的充满现代文化科学气息的最高学府。雁塔虽然照样摇响叮叮咚咚的风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诉说着过去历史的沧桑，但是，无论它如何费尽心力，也无法和今天拥有几千莘莘学子的琅琅书声相抗衡。这就成为值得我们今天不断回望的历史。
人们常说：地缘和山水，能够滋润人的灵性。人的才情，有时候往往与养育他（她）成长的那方水土和地缘环境紧紧相连。我始终不能忘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不久的那个激情的年代，几乎每时每刻都会从旧制度的废墟上产生出许许多多令人为之惊喜的创举。我就有幸亲身经历了1953年春天，全校师生从镇南（那时还未改名南华）迁校至楚雄黄牛坝，再到雁塔山的建校历史。
回望历史，那一段难忘的过去伴我走过了中学时代的人生历程，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雁塔时时伴我入梦，在心里梦里紧紧系住了我那份难于割舍的眷恋之情，也深深地系住了使我难于释怀的太多往事。当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还没有来得及遮挡我的视线，能让我从从容容地去回望雁塔的年代时，每每我步履匆匆地往来于雁塔山下，总是由人的本能激活那份情，那份爱，不由自主地侧转头去回望那座曾经哺育过我成长的雁塔山，看一看当年我亲手栽种在雁塔背后的那三棵油加利树，仿佛正在伸开枝叶，摇曳着发出飒飒的呼声，召唤我去寻访那些留在校园里的一个个熟悉的脚印，再去听一听雁塔风铃向校友们倾诉那些至今还没有忘怀的悠悠往事……
二
从孔夫子开始，中华民族就培育和养成了重教育，惜文化的优良传统。只可惜，在过去民不富、国不强的贫穷落后的年代，在偌大一片滇西北高原的土地上，仅有一所省立镇南师范学校。就是这样一所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唯一中等专业学校，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据说也只有三十多个学生，两位教师，而且是作为镇南中学附属师范部而存在。这怎能不使祖国西部地区贫穷落后呢？
我总算幸运，能有一个良好的机遇，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于1952年秋天，考进了这所师范学校学习。作为一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必然会带着一身山风和野花的芬芳，带着打柴、放牛、耕地时渗透在肌肤里的那一股泥土的气味和浓浓的汗渍，穿一身粗布单衫，蹬一双山草鞋，背着一张草席，一床破旧的棉被，从大姚老家步行三天三夜，投入了它的怀抱，成为后来四班的一名学生。
冬去春来，一学期的读书生活匆匆过去。正值远山孕育萌发春天的勃勃绿色生命，龙川江也在一阵阵春风春雨中荡起一江春水的季节，学校接到了将校址搬迁至楚雄雁塔山建校的通知。这消息犹如一夜间突然轰响的一声春雷，在师生们的心中鸣响、回荡……
处在新旧社会刚开始转换与交替的年代，一切的一切，既显得充满新鲜、勃发的生机，又都如此这般地单纯、简朴。一百多名师生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就是一张草席加一条棉被，只需用一根麻绳连同课本捆成被盖卷，往背上一背，再将洗脸毛巾放在水里浸湿，从学生食堂的大甑子里舀几碗包谷掺饭带上做饷午，就这样迈步向雁塔山进发。
从镇南至楚雄之间，有一乡村古镇，名曰吕合。民谣云：“沙桥豆腐吕合酒，镇南月琴家家有”。说明吕合以酿酒闻名。那年月，师生并无饮酒嗜好，对酒的兴趣不浓，当然也就不是冲着吕合酒奔小镇去的。
正午，师生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吕合，借老乡家的锅灶烧了一锅开水，从酱菜店里买来一瓦盆酸腌菜，大家解开包在毛巾里的包谷冷饭，津津有味地嚼着酸菜下包谷饭，再喝下一肚子吕合水，待吃饱喝足后，又开始朝目的地进发。虽然多数同学都来自农村，走四十里路并非难事，但对几个体弱同学来说，就感到力不从心，有时则举步维艰。然而，他们始终没有叫苦退缩，而是咬紧牙关往前走。因为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颗希望的种子，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滇中大地上建立的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就将诞生在我们足下。这颗希望的种子，也将要由我们这一代学子用汗水和脚印播撒在雁塔山上，一天天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西下的太阳，驱赶着我们迈开疲劳的步伐，终于来到雁塔山下。可是，迎接师生的只是山上刚刚新挖起的一堆堆红土。校舍，正在工人们的锄镐声中紧张地施工兴建。雁塔也只好摇着无奈的风铃，望着师生们依依不舍地从身边走过。我们又沿着雁塔山下那条被牛马行人踏开的山路，越过断壁残垣的古城墙，顺着一丘平缓的小山坡前行约七公里，来到坡脚下一片排列整齐的土木结构的小平房门口。突然一块写有“楚雄师范学校”的牌子奔来眼底，顿时，我们抖落了一路尘土，忘掉了一身疲乏，惊喜地呼叫着向早已等候在校门口迎接我们的新任校长龙吟和先期到达的老师握手问好！
这方暂时借住的校址，名叫黄牛坝兵站。那一排排小平房，原属国民党时期的兵营。兵营的格局依旧，只是将过去住兵的大宿舍加以改造，有的大改小，做了教师宿舍；有的修整成校方的办公室；有的改成了教室和学生宿舍。原先用来防范士兵逃跑的每排房屋间隔处筑起的围墙，依然封闭着整个房舍，只是在两排房子之间开通一道小门，便于当时士兵出入练兵场进行操练。显然，这里的土地、房舍和周边环境都还没有来得及在新的变革中去改变旧的格局，但每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却是一群活泼向上的、跳动着时代脉搏的青春生命，是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奋发学习的莘莘学子！
其实，我们多数同学都是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农民的儿女，对农村、对乡土都有一种天然的血缘联系。从乡间的小路上走来，如今又回到乡间去，这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学校从城市搬到了黄牛坝，迎面是一片平展的良田，附近还有一个百余户人家居住的村庄。晨可闻村中雄鸡报晓，暮可观夕阳下牛群晚归；抬头能看见远处青山悠悠，近处秧田里碧水涟漪。这是生活在城市里难以得到的乡土韵味。只有乡村学校才能够享受得到融天地、自然、田园、炊烟、牛铃和书声、歌声于一院之中的乐趣。在这种远离喧嚣的农村环境中读书学习，自然会静心苦读，奋发进取。
然而，正在建设中的雁塔山新校舍，时时都在牵动着师生们那颗日夜期盼的心。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同学们都会自觉地轮流到基建工地义务劳动，将山坡上开挖出来的泥土挑到山下，把进校门的那块斜坡填平。有时上体育课，老师就带着我们来到雁塔，将塔左边的小山坡开挖成篮球场。也许，这就是那个时代铸造成的人的本性。既不需要校方的布置，也不用老师的督促，一切都是由人的本能所使然。
三
送走了寒冬，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师生们期望中的雁塔山新校舍基本落成了。
我们又用麻绳捆起了被盖卷，告别了村庄上空朝夕所见的那一缕炊烟，伴随着蓝天上飘往鹿城的那一片白云，迁回到了雁塔山的新校舍。
这时的雁塔山，跟一年前从它身边路过时已经变了一个模样，就像一个待嫁的姑娘那样，经过一番梳妆打扮之后，变得更加楚楚动人。进了校门，沿着左边的半个山坡，往雁塔山主峰拾级而上，依次建起了三幢崭新的红砖青瓦的平房式教室；顺右边山坡建起了学生宿舍；山的腹部，是学校办公室和图书室；周围山坡空隙处，盖起了层层别墅式的四合院教师宿舍；大门右侧被填平的坡地上，是礼堂兼学生食堂。因为所有建筑都是新式平房，与“楼”无缘，为避名不副实之嫌，都没有冠之“教学楼”、“宿舍楼”、“办公楼”之美称。尽管没有当今现代化高楼大厦的气派，但就整个建筑的构思和布局，倒也疏密相间，错落有致，层次分明。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称得上当地较有代表性的建筑项目。
再说那三幢与我息息相关的教室。从右边正门而入，是一条宽敞的水泥地甬道，两侧各有二间教室，每幢4间。刚迁校时，是教室多，宿舍少，便将紧靠雁塔的那四间教室，以甬道为界，一分为二，做了三班、四班的教室和男生宿舍。我们四班的宿舍紧靠左边甬道门，一出门便可以沿着后山小路直通雁塔。可喜的是这半边的山坡尚未被锄镐侵扰，依旧生长着一片不高的油栗树林，间杂有野刺花丛。在漫坡小草的护卫下，每当春天来临，就开放出朵朵无名的野花，倒也把我们的生活空间点染得富有勃勃生机。尤其是夏秋季节，一阵夜雨过后，雁塔就被远山飘来的云雾所笼罩。有时雾重云低，有时云与雾又糅在一起，塔尖仿佛伸出了云外，露中有藏，藏中有露。等到正午烈日当空，风清气爽，云雾散尽，雁塔又呈现在蓝天白云之下，巍然屹立，并摇响塔铃，将一群群莘莘学子送进教室，让琅琅书声与叮咚铃声相唱和。每当这时，我心中总会突发联想：这雁塔好比一株扎根于沃土之中的苍老而又枝叶繁茂的古树，年复一年地接纳着从滇中大地四山五岭飞来树上筑巢搭窝的鸟雀，期望那一窝窝雏鸟吮吸了知识营养之后，能够早日从雁塔展翅高飞，飞向祖国的城市、乡村、山寨……又去筑新巢，搭新窝，再孵化出新的雏鸟……
人们都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就拿教室背后那条小路来说，每天清晨，当雁塔上的那只金鸡将塔铃摇响，我们就随着体育老师吹响的召唤出早操的哨音，立刻跑出甬道门，拨开林中的杂花野草，一口气奔向那块新开挖的操场，围绕着雁塔那条在晨操中踏出来的跑道，跑上三圈五圈也不觉劳累。这样日复一日地跑下去，自然就踏出了几条让后来人继续行走的路。
每当我回望雁塔时，总想再去寻觅自己踏出来的小路上的足迹。终于，我想起了生长在雁塔身后，古城墙边的那三棵曾经用心灵深处的泉水浇灌出来的油加利树的历史。
那是刚搬迁来雁塔山不久，为了美化学校的自然环境，学校就沿着古城墙边划分出若干地段，号召每个同学要在划定的地段范围内栽种二至三株油加利树。我种下的那三棵树恰巧紧靠雁塔背后。每天晚饭后，我们就拎着花八分钱买来的、既是洗脸盆又是蓄水器皿的、里外都涂了一层酱色釉的瓦盆，从坡头跑下坡脚，在校门外几户农民家菜园里的一口深井里，用祖辈传承下来的原始汲水方式，将一根竹竿一端系上水桶，另一端拴上一扇磨盘，只消将翘上空中的磨盘往下一按，就可将沉入井里的吊桶汲上水来。我们就用瓦盆端水去浇灌各自栽种的树苗。浇罢树水，就打一盆水端回宿舍，放在各人床下，作为次日洗脸之用。我们每天就这样上坡下坡，来来回回要跑好几趟，重复着一种原始然而又出自人本能的简单劳动。
多年来，只要出差到楚雄，我总要抽工作间隙，独自一人寻着当年留在雁塔山上的记忆中的足迹，悄悄地来到那三棵油加利树下，望着它深虬在老城墙边那粗壮而苍老的根须，看着它在风中摇曳的飒飒作响的枝叶，伴和着叮咚叮咚的塔铃声，我这颗被岁月带入老境的心，也会不停地跟着跳动。因为我有幸目睹了半个世纪以来雁塔山的岁月沧桑。虽然只是人生的短暂停留，但也算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
尽管原来的学校已经随着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好比当年我们端着水一步一步向着雁塔攀升那样，从昔日的中师到师专再攀升至师院。一座现代化的新型高等学府，已经在不断地扩建中，悄悄地用钢筋水泥建筑包围了雁塔。当年的小山包已经逐渐失去了“山”的含义，而“楼”的含金量却每日每时都在不断增值。栽种在古城墙边的那一排油加利树，也随着一幢幢高耸云天名目繁多的“楼”的兴建而悄然消失。只有那座饱经风雨的雁塔，还依然蜷缩在高楼大厦之间，继续谱写着雁塔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
四
每次回望雁塔，能够紧紧系住我的心，又深深牵动我的情的，是当年站在讲台上传授知识，教我们如何为人为文，让我永远敬重和难以忘怀的老师。
老师们心里明白：我们就好比一群群从四面八方飞宿在雁塔之上的鸟雀，在吮吸了春风春雨，经受酷暑寒霜之后，早晚都会飞离这座山，告别这座塔。然而，老师们出自职业养成的天性，总是把对学生的“爱”放在思维的第一位，始终用最诚挚的、无私的胸怀去呵护、去熏陶学生。他们每时每刻都用默默的、期望的目光，注视着春雨如何悄悄地把校园里的小草催发变绿，秋霜又如何轻轻地把教室外面那片油栗树叶摇落，冬雪又怎样把雁塔周围的杂花野草一天天地变黄变瘦变枯；又怎样信心十足地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将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播种在雁塔山上，并用晶莹的目光企盼着硕果累累的秋天能够喜获丰收！
每当这时，我眼前又呈现出每年迎接新生入学，欢送毕业同学离校的晚会上，那位身材魁伟的彝族音乐家，我们的老校长龙吟，放声歌唱他搜集的《小小葫芦开白花》、《砍柴莫砍葡萄藤》等民歌；担任音乐和美术课的肖晓老师，风度翩翩地以一种歌唱家的风采演唱苏联歌曲《小路》、《喀秋莎》；还有我的两位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芮增瑞、王根就给入学新生讲《我在清水塘》和苏联《乡村女教师》中华尔华娜的故事，以巩固学生专业思想，立志当好一名山村小学教师。
知识是可以靠老师传授和灌输的，然而，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品德素养，却只能靠地域环境的熏染，书籍和师长的影响，以及自己的修炼来提高。按照我国古人读书和阅文的传统，古人在阅读古典小说或着作时多采用“评点”方式来评论与赞赏作品。“评”即评论；“点”即圈点。阅读中凡遇上妙笔神文，精湛独到的文字，便用朱笔在旁边画上“圈”或“点”，以示赞赏。这一传统，被教育吸纳后，老师也运用“圈点”方式来批阅学生作文。我的两位语文老师就采用过这种传统方式批阅过作文。我的作文本上就留下他们的红圈红点，只可惜没有收藏而难于寻觅了。这一圈一点，看似普通阅文，然而，他们这一“圈”，却把我圈进了学校的文学兴趣小组；他们这一“点”，却点燃了我藏于心中的那一丝爱好文学的星火。
在文学兴趣小组里，我读到了芮增瑞老师在教学之余创作的小说《怕进城的李大爹》和发表在《西南文艺》上的《谢光老师》等作品。在今人眼里，乡下人进城，已经不是什么引人关注的新鲜事儿。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亿万农民进城打工，北上首都，南下广州、深圳，“怕”字早已经从人们思维中删除了。反倒是城里人“怕”闹市的喧嚣与污染，纷纷从城里跑到农村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吃上几餐用绿色食品做的“农家乐”饭菜，却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可是，在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的特殊年代，产生李大爹“怕进城”这样特定时代的特殊思想，倒也真实地反映了旧的社会制度向新的社会制度急骤转变的特殊历史，从而受到文坛和读者的肯定与关注。
正是那方水土，那份地缘，滋润了师生们的那一点点灵气，激活了类似芮老师那样的文思才情。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能勤奋写作，并获得令人欣喜的成果。作为他的学生，为有这样的老师而感到自豪；作为学校，也应该为有这样的老师而引以为荣；作为一方教育界，也理应为有这样的优秀教师而给予表彰与奖励。可万万没有想到：当年我眼里见到的那位穿一身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一派谦和儒雅风度的语文老师，却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浪中不幸罹罪，竟然变成了一个“戴一顶烂了边的破草帽，披一件响草蓑衣，腰扎一根草绳，抬着那根敲裂了顶端的长长的竹竿”，在劳改农场吆雀的“一个活的稻草人！”（芮增瑞：《稻草人》）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与不幸！也是那一段历史的悲哀与不幸！有时候，一个人的“不幸”，可以帮助后人去认识一段历史。
令人欣慰的是：当他从历史的灾难中挣扎出来之后，我们师生再见面时，除了他一贯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的满头青丝已被岁月的风霜涂上缕缕白发之外，他早已习惯于清贫的那身普通随意的穿着，仍然保持着当年朴素整洁的、与他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相协调的自然本色。也因岁月的磨砺，令他变得更加内向和深沉。但他始终还保持着诚挚、谦和而又儒雅的品德与气质。又因我们都同在文艺战线上工作，笔墨间的往来甚密，但在日常交往中，相互间已经形成一种“不想回首话凄凉”的默契，很少谈论人生的苦涩和世态的炎凉。我只有与他惜别后，心中才暗自发出几声慨叹：老师呵！你经历了太多的人世沧桑，现如今仍然身笔双健，勤奋笔耕，着述丰厚。你以一生清白，换来了暮年坦然，晚景灿烂。俯仰无愧于养育自己的那方故土，褒贬自有历史和人民去评说！
在凝思中，一丝感悟油然而生：勤奋方知读书苦，淡泊顿觉茶饭香！有了悟透人生的良好心态，才会在勤奋与淡泊中重新寻找回已经失去的岁月。我心中不禁发问：从雁塔山走向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是否正在各自的岗位上诚心笃学，奋发进取，来回应老师们的殷殷期盼？我们是否能够无愧无悔地向雁塔说上几句人生旅途中，老师们所希望听到的欣慰的话语呢？
我也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回望雁塔，恰逢母校从镇南迁往楚雄雁塔山建校五十周年。五十年的沧桑巨变，变的是故乡的山河，不变的是对雁塔那份深深的怀念。此时此刻，我又向雁塔再说句什么呢？
何时再过雁塔下，觅我书声五十年！
难忘楚师，难忘雁塔山 山周平
作者简介：
1974年毕业于楚雄师范学校中师2班；1982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政教系，获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系主任。
蓦然回首才发现，离开楚雄师范、离开雁塔山已经许多年了！
这么多年以来，在人生的旅途中总是步履匆匆，不及细细回顾走过的岁月，但在雁塔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一幕幕却不时在脑海中泛起。今天，应楚雄师范学院之约来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回忆的闸门似乎一下被开启了，在雁塔山经历的一幕幕一下子便鲜活了起来。
我最初踏上雁塔山是在1972年。那年，我从大姚县的石羊中学初中毕业便被楚雄师范学校录取了。当时的楚雄师范被称为“楚雄州‘五七’大学中师部”，招收的学生主要是高中毕业生，年龄都比较大，我当时才13岁，也成了这所“大学”的学生。当时我所在的班是“中师二班”，李家霖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学，教学很不正常。我读了两年初中，学习了一些知识，但都属一知半解。到了楚雄师范，求知欲被前所未有地激发了起来。因此，对待学习虽然谈不上如饥似渴，却也十分认真和投入。李家霖老师的语言课、鞠定邦老师的历史课、剪迪之老师的音乐和美术课都是那样的具有吸引力……虽然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高中毕业才来读师范的，但知识的基础也不扎实，所以我的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突出了起来。在楚师的两年，我刻苦地学习着，也单纯地快乐着！
当时的学校，劳动和各种活动尤其是政治学习特别多。在楚师的两年，不记得到底参加过多少这样的活动，不过，印象最深的是到学校农场的劳动和修筑龙川江的劳动，至今还记忆犹新。那两年，也许是迄今为止我参加体力劳动最多的两年，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也经受了锻炼，从中受益颇多。
1974年，怀揣着楚雄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书，我被分配到大姚县湾碧公社的碧拉鮓小学，当年我15岁。这所学校所处的地方，十分偏远和闭塞，但周围的环境不错，也还算得上是山清水秀。我在这所学校的工作，是给附设初中班的学生教授数学课。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给年龄比我大的初中班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总觉得力不从心，有滥竽充数之嫌。好在很快我就离开这个地方了。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抱着去见见世面和碰碰运气的想法奔赴大姚县城。中断高考十多年以后，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考大学，但也正是由于多年未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当时考大学和考中专是合在一起的，当年居然有14000人参加高考。这么多的考生汇集在一起，大姚县城一时间人满为患。考试散场后，县城的街道也成了人的河流。高考结束了，我成为被大学录取的区区7个人之一，进入云南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成为那个时代的幸运儿！
1982年2月我大学毕业了，再次来到了雁塔山。当时的楚雄师范、师专与中师是合在一起的，我被分配到中师部教授政治课。
阔别多年以后，再次回到母校，心中充满了欣喜也觉得惴惴的。我最初教的学生都是高中毕业再读师范的，年龄都不小，而且经历较丰富，对老师的教学也颇为挑剔。记得开始上一个幼师班的课时，面对清一色的女学生以及她们那不拘的目光，一时间心中充满慌乱。不过，大学苦读4年毕竟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功底，掌握了教学的方法和艺术，我的教学很快使学生们折服，我教的课也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的人数本来就少，分到楚雄师范的才3个人，因此，学校对我们也很器重，很快就安排我做学校的团委书记，并培养我做学校的党总支副书记。当时的我，思想极其简单，只想平静地教书，不想担任领导工作，所以只接受了团委书记的工作，婉谢了领导找我谈话时要我作党总支领导的要求。那时正值风华正茂，所以对团委的工作也十分投入，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把学校的共青团工作搞得轰轰烈烈。
那些年，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我到楚雄师范工作以后，晚我半年毕业的女友被分配到思茅工作了。两年后，她也调到了楚雄师范，成为我的妻子。我们在楚雄师范安营扎寨，努力地工作，幸福地生活，成为人们羡慕的一对。我和她，对工作都十分投入，因而把工作做得很出色，同时也把生活经营得风生水起，在清贫中营造了无数的浪漫。
那些年，研究生招考开始不久，考上研究生要比现在难多了，很具有挑战性，也颇有吸引力，周围的许多人都摩拳擦掌，积极备战，我却提不起兴趣。最后，为了不让友人老是说我“儿女情长，英雄志短”，也为了施展心中那若明若暗的抱负，于是便在1986年报考云南大学政治系的研究生。命运对我颇为眷顾，我一考就中，很快成为云南大学的研究生。由此，也就离开了学习、工作、生活过的楚雄师范。
我自己离开了楚雄师范，但妻子还在楚师，家还在楚师。1987年，我们的儿子也在楚雄出生了。记得儿子出生之时，正是我读研究生阶段经历的最重要的考试——英语学位考——的前夜。妻子怕影响我的考试，不敢把我已经当爹的消息告诉我。我考完试才接到儿子出生的消息，便立即奔回在楚雄师范的家，拥抱我们家的小生命。
我研究生毕业便留在云南大学政治系当老师，我妻子也于1991年调到昆明工作，于是我们把家搬到了昆明，从此也彻底地离开楚雄师范、离开雁塔山了。
离开楚雄师范以后，生命的历程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在楚雄师范、在雁塔山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岁月，却已经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上，深深地印在我生命的旅程中，让我永生难忘！
雁塔山啊……雁塔山！张建新
作者简介：张建新，女，1982年毕业于楚雄师专英语系3班，1999—2001年曾在楚雄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先后获得瑞士洛桑高等工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任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高教所所长、副教授。
塔脚那些青色的石块，逐渐被铺上日夜流逝的痕迹，涂满整个记忆。
——题记
“母校”是一个很容易使人脆弱的词，她饱含着一个学习的全部感情：理想、甜蜜、失意、温暖、惆怅、忧伤……诸多情感涌现，人便脆弱得不能自持。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答应了为母校写一短文的要求，思绪好似被风撩拨的一头散发。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年仅15岁的我迈进了坐落在雁塔山上的楚雄师专校园，从此开始了螺旋形的生活历程：彝州鹿城雁塔山上的楚雄师专——山城重庆嘉陵江旁的西南师大——“公园式国家”瑞士莱蒙湖畔的洛桑高工——彝州雁塔山上的楚雄师专——首都北京未名湖畔的北大——太平洋“十字路口”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春城昆明翠湖畔的云大……但是无论身在何方，无论走遍天涯海角，我总是自豪地告诉别人：我来自坐落在祖国西南边陲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府的楚雄师专。
忘不了，鹿城雁塔山是我人生的转折，腾飞的起点。
1976年，中国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制度，无数的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回到了那片让他们魂牵梦萦的净土——大学校园。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兴高采烈地走进了雁塔山上的楚雄师专，因为当年大姚一中2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中只考取了4人，我是唯一一个女生。在老师、同学、家长及旁人眼中，我是上帝的宠儿，将会成为社会的精英。
年仅15岁的我第一次告别母亲，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坐了5个小时的客车来到了陌生的鹿城，心中惶恐万分。当看到一群雄心壮志的上海老知青阔步于雁塔山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派，开口闭口一串串的英语句子冒出来，我害怕了，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哭得昏天黑地，要回家去，也许正是这哭给我换来了今天还有人叫的“小娃娃”外号。
那时候的祖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很快就感受到时代寄托给我们的极大希望，有了强烈的使命感。虽然物质生活匮乏、信息闭塞，但我们都很快乐地重复着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早晨天刚亮，我们就起床跑步锻炼，晚上高高兴兴上自习。周末，我们也会轻松一下，偷偷到尹家嘴水库游泳、去西山吹口琴、到龙江公园朗诵诗歌。至今，在我心灵的底片上，仍然能清晰地回放当年校园中的一幕幕：
当时的学习风气非常好，没有人迟到、早退，更没有人缺课、逃课。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知识、对真理的追求。那时的书籍很少，往往有同学找到一本书，同学们就互相传看。二班爱炫耀的老博拿出一个饭盒式录音机，足可以让全年级学生“粘”在上面听一下午地道的“灵格风英语”……
那时我们也有价值取向的迷失，潘晓的“人生的意义”大讨论搅乱了我们从小听话、往传统道路上走去的心。因为那时正处于传统与现实碰撞的时期，中国的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有明显的冲突，西方价值对我们来说，既有诱惑，又不敢直接接受……
那时的同学年龄差异是很大的，最小的人是我，15岁；最大的有32岁，那就是做了两个孩子父亲的“毛驴头”（Monitor，班长）。“毛驴头”老沙从不生气，总是笑哈哈地说，我是毛驴的“头”。同学间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班里的灵魂人物王勤超把班级活动组织得妙趣横生（如今他是商界精英）；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李玲使得某男生暗恋得饭不思、茶不想；林妹妹居然把某男生写给她的求爱信交给了班主任老师！纵使这样，毕业后我们25人的英专三班居然有3对结成了百年之好，占了总数的1/4……
不论是学识渊博、闻名遐迩的老教授，还是风华正茂、如日东升的青年教师，他们教书育人的高尚品德和不耻相师的可贵精神，令人感动和敬佩。英语界有名的老教授曾鲁老师耐心传授；班主任刘老师日夜辛劳昏倒在讲台；被打成“反革命”从监狱接到学校上课的心理学老师深沉多思。那时的老师是我心中的“圣人”。后来知道我的班主任与我班一师姐结成了伉俪时，我还百思不得其解呢……
那时没有酒吧这玩意，吃个三分钱一支的冰棒就是很奢侈、很奢侈的事情了。课余时间，几个同学随便找个地方，神侃一把，或躲起来听听“敌台”。在雄壮的革命歌声中长大，却被邓丽君个人伤感的一曲《美酒加咖啡》降服了；一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把爱做梦的我们送上了遐想的天堂……
周六晚上在广场上放映露天电影时，就是我们的节日。垫一张报纸，席地而坐，虽有蚊虫叮咬，仍感其乐融融。遇到下雨，只见雨伞层层叠叠，我们躲在下面照看不误。每次遇到好看的片子更是爆满，连场外的大树杈也爬上了人。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
那时我们扎着小辫子，穿着很土气，不太注重外表。某天，老家在上海的女生穿了一条裙子，引起整个校园的沸腾……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天空蓝蓝的，灿烂的阳光用她温暖的大手抚摩着湿漉漉的大地。人的一生，往往要面临许多选择，有些当初看起来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结果却对一个人的命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一个人生活的道路。回想往事，选择楚雄师专，虽然当时有些不甘心，但确实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的起点。
曾沐浴过这里温煦的阳光，吸吮过这里甘甜的雨露。在楚雄师专度过的两个春秋，我们在山道大声读书，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跑步，磨炼意志。雁塔山见证了我的学习历程，同时，她质朴、坚定、宽厚的品质，也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心灵在这里得到沁润，知识在这里得到充实。
转眼之间，从母校毕业已经26年了。而16岁花季的幻梦，青春年华的憧憬，永远定格在那个瞬间。从雁塔山上升腾起的理想，积蓄着无穷无尽的力量，越来越强地鼓舞我前行。
雁塔忆往 周琼
作者简介：周琼，女，
1990年7月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毕业，至1997年9月在楚雄师专中文系任教。1997年9月，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民族史专业学习，2000年7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9月，考取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研究生，12月，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西南古籍研究所工作。2001年8月破格评聘为副教授，2005年7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6年9月，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相关学习和研究工作。
每个人一生都会经历坎坷多变的人生际遇，都能遇到很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于我而言，人生的路虽然还很漫长，但记忆之舟上，已经承载了很多令人难忘的往事。雁塔不仅是我走向社会的人生起点，也是很多人成长和发展的摇篮地。
我在楚雄师院工作、生活了7个寒暑，多少亲切的人、多少难忘的事，尤其是很多对自己给予过无私帮助的人，都在忆及过往的这一刻，无比清晰地涌上心头，挥之不去。
其实，埋藏在心底的往事，珍藏在心底长期以来对很多故人感恩的情怀，如何是曾想挥去的？又如何能够挥得去的？！在雁塔山上经历的每一个过往，都已成为我人生中弥足珍贵，并且是值得我用一生去珍惜的情谊啊！
在初涉人世，面对很多彷徨与无助时，是很多善意的师友和尊长、领导，在谈笑间淡去了我的迷茫；在有意和无意的点拨中让我明白了棘手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在鼓励中让我有了站在讲台上的自信；在切实的帮助和宽容中让我渡过了很多人生的难关；在我初为人母时遭遇的艰难曲折中给予谅解和宽慰；在我伤痛难耐中用祖传秘方亲自配药快速给我调治；在求学路途中给予真诚关心和理解支持……
这一切，这一切难忘的情谊，如何能在薄薄的笺上一一道来？又如何能在顷刻间将我心底对这些人、这些事沉甸甸的感激之情详尽诉清？一个个师友熟悉的音容，如何能随时光的流逝而淡忘？如何能在顷刻间将他们的故事一一悉数？那么，在这里，请允许我，把亲自经历的楚雄师院老校长张毓吉先生二三事及对他的感念之情，呈给师院的华诞，也呈给梦魂常绕的雁塔！这是我在楚雄师院的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个部分，相信每一位与张先生有过交往，得到过他无私帮助的人，对他所怀有的感恩和追忆之情，在庆祝学院发展的一刻，都是那么真诚，那么亲切，都洋溢着从心底流出的感佩！
那是在1990年7月，大学刚毕业，从广通火车站下车，坐了师专帮助我们拉行李的校车到学校报到，在人事处和财务处办好手续后，来了一位校办的老师，说是校长找我。我只是个刚出校门的、不谙世事的黄毛丫头，并且刚报到，校长会找我？怎么会找我？找我会有什么事？……在阵阵疑虑之中，已经走进校办，坐到了校长面前的凳子上了。原来是个胖老头，宽容，干脆，慈祥中透出威严。他问了我的家乡在哪里，学过什么课程，将来学习和工作的打算后，突然问道：“你有爱人了吗？”由于当时的年轻人对“爱人”一词的理解是已婚者的另一半，舌头就在不好意思的笑容中快速地从半开的嘴里伸缩了一个来回，校长看在眼里就笑了，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问你有没有对象了？”知道校长问的是男朋友了，我就坦率相告：“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校长点点头，勉励我好好工作，努力为家乡的教育工作服务，年轻人对工作要认真踏实……轻松地从校办出来后的一些日子里，逐渐听到很多同事和年轻的朋友说校长很威严，对工作对人对事都很认真严格，大家都是又尊敬他又惧怕他。奇怪的是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尚未产生敬畏的感觉。但在此后的时间中，我确实记住了这个和蔼而又关心年轻人成长的老头的话，将“认真”当做了自己努力工作的准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每次开学时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听到他不用讲稿却文采飞扬、国学修养深厚且又切合学校发展时弊及方向的发言之后；在带学生到县乡教学实习点后，听到当地老师赞扬校长为他们的办学积极出力，尤其是经过他多方奔走呼吁，让很多住在危房里的师生住进了新校舍、走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而得到师生异口同声、真切而发自内心地感恩之后；在他聘请知名学者给系里的年轻老师座谈，希望年轻老师在教学和科研上迅速成长之后；在他为学校的发展多方努力、夙夜忧患操劳却带病坚持工作之后；在他为督促提高教师教学质量，事先未打招呼就径直坐到教室里听课，并提出善意的改进意见之后；看到他对一些原则性问题处理的方法及不苟言笑、严肃认真的态度之后……对张校长的敬畏之情，就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一丝丝地在我心底逐渐逐渐地滋长出来了。
第二次真切接触校长，是1991年10月。那是在大姚的学生教学实习点上，我们由于年轻和粗心，在学校规定的指导教师所拥有的三天休假期间，跟学生作了工作和生活安排后，未与带队老师打招呼就直接返回学校休假。带队老师甚为生气，害得我们年事已高的系主任陶冶老师和校长以为出了什么严重的大事，急匆匆亲赴大姚。待一行领导到达时，才知道我们自认为无关紧要的这件小事有多大、多复杂！当时可真被这个阵势吓倒了，因为我们已被告知，领导前来，目的有二：一是看望实习师生，二便是专程处理我们惹的麻烦。我们战战兢兢地缩在其他老师中间。但校长却平静地宴请实习老师，期间未发生我们想象的厉声呵斥、或是严格裁处我们这两个不懂事的丫头片子的事。饭间，我们急忙向领导敬酒检讨，校长看在眼里，目光柔和了很多，看到校长宽慰的笑容，被惊惧和惶恐包围的心，慢慢才平静下来。饭后，校长依然没有发火，只说实习老师很辛苦，但要遵守实习纪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年轻人知错能改就行了，不要背思想包袱，好好完成实习指导工作，平安返校，之后就说各自休息了。休息……了？这么说，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不太敢相信校长会在谈笑中就处理好了这件事，但人走桌空的现实让我们相信了这是真的！待到醒悟过来之后，才急忙到校长下榻的招待所去检讨，校长却像无事人似的早早休息了。跟我们宽厚理智的系主任陶冶先生检讨完毕，却听校长在里间说：“回去休息了！这件事没有你们想得那么严重，以后吸取教训就行了。不要有思想负担，照常工作。”回到住处，觉得这几个小时的经历，恍然如梦。
1993年的一个上午，我按照往常一样去教室上课，由于到了期中，当天的教学内容是一次中期课堂考试，内容须当堂完成。就没有带讲稿，径直走进了教室，开始布置课堂练习的内容。其间发现坐前排的学生一直给我使眼色，神情紧张肃穆，有的表情怪异，还用手指在胸前往后指点要提示我注意什么。我虽然疑惑，却没有发现什么，继续布置考核内容。大约几分钟，就把目的、要求讲完了。把要点板书在黑板上后，我扔下手中的粉笔头，说考核开始了，就轻松地步下讲台。在这一刹那，才不经意地看到了坐在后排座位上不知什么时候专程进来听课的张校长！上帝啊！怎么传说中的事就偏偏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在我的身上啊？更糟糕的是，在校长亲临教学一线调研课堂教学情况的节骨眼上，我居然没有安排讲授内容，并且也没有带任何讲稿或课本，两手空空要重新开始讲课或是重新安排教学内容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过度的震惊和不知所措，让我愣愣地呆在原地，脚就这样一只在讲台上一只在讲台下尴尬地僵着，学生在沉默中同情地看着狼狈不堪的我……僵持在校长等待了三分钟后被打破，他看到我站在原地没有话说了，问我是不是没有教学内容了，我呆呆地点点头，他没有说话就起身离开了。学生的表情在他的脚步跨出教室的一刹那松弛下来，对校长听课的严厉早有耳闻的他们转而担心起我来。我也着实被吓了个半死，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是让校长误以为我平日上课都是这样不带讲义和课本或是随便只讲一点点内容的话，那可就糟了。赶快把这个严重的结果汇报给了我们的系主任陶冶教授，陶老先生说唯一的办法是让我赶快把教案送去呈请校长审阅。我如逢大赦般地赶快把厚厚的一大摞教案抱到了校长办公室，小心谨慎地解释了我的教学进度和具体教学安排。没想到校长见状却笑了。说让我不用紧张，对我的教学他是有所了解的，不会仅凭一两次课就给人下定论的，放心去上以后的课，把教案带回去，他不去仔细看了，他相信我的教学……走出校长办公室的门，心头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第四次接触校长，却是自己家庭的事。1994年，由于爱人（用了校长原来的称呼）当时所在企业濒临破产，万般无奈之下我才想到求助学校，因为是自己家庭的事，心底先就已经感到万分的不好意思了，哪里还有勇气到办公室去跟校长说这件事？忐忑和犹豫了几天之后，我才在嗫嗫懦懦和彷彷徨徨中，来到了校长门下，以为校长会生气或是不愿意听我说完话就会把我轰出来，并且我也做好了落荒而逃的准备。但校长平静地听我在紧张急促中说完来意后，说这是可以到办公室谈的公事，让我爱人明天到办公室见他，要看他的专业和实际情况，以及学校对他才能考核的结果才能定。出了门，虽然一切都是未知数，但却感到压在心头的重负顷刻间就被化解了。第二天面见校长（实际上可以说是考核）后，校长对我爱人的专业及表现非常满意。我们这两个无名小辈的希望和感激，就在一个如此有威望和影响力的巨人真切的关心中，一点点堆积起来。在后来的进展中，由于两个单位体制的不同，困难诸多，校长却一直关心着事态的发展，真切地提出一些积极推进的建议和方案。尽管事情因客观原因最后未能成功，但校长在言语中表露出的真诚歉意，让两个小辈的心，盈满了感动和崇敬……事隔多年，尽管我和爱人的景况都发生了变化，但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我们都从内心深处深深地感谢着这位尊长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的帮助和鼓励。
转眼就到了2000年初，我的求学生涯快要告一段落，并有继续深造的打算，假期回家时拜见了张校长。他从楚雄师院发展的前景出发，对求学的青年教师给予了肯定和支持，说到学校即将升为本科院校，为个人创造更为良好的工作环境、提供更好的平台，他支持和鼓励求学的青年教师继续回到雁塔，为彝州的教育事业更好地工作。但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拘泥于个人与单位利益的得失而限制青年教师的流动，而是把视野放到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在任何地方都是为国家民族作贡献的大视野中去思考。听到校长坦诚相待的话，看到校长因病痛消瘦的身影，感到校长心底涌动的对家乡的热爱，我刹那间被面前这位尊长对教育事业的期待和对青年教师殷殷的期望而触动激活，继续深造的想法更加坚定。其间，我把个人学习过程中写的几篇习作请他指教，初次听到他对一些历史问题，尤其是云南民族发展史、民族融合等学术问题表现出来的谙熟和独到见解，以及对《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熟悉，刹那之间让我这个师从名师学习中国民族史的学生感到震惊不已。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后，我已经从最初的震惊转变到跟一个专业的学术前辈交流学习的境界中去了。同去的王锡林老师也对校长在史学上的修养和造诣叹服不已，我对王锡林老师善意而无私人品的了解，亦从此事开始。
在随后的求学过程中，有幸得以进一步深造，而我个人由于求学及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和执着，不得不违背了校长的教诲，心头的愧疚焉能三两言辞就能道清？但面对我这个自惭形秽的晚辈，张校长再次表现的宽容大度和对人、对事的豁达睿智，又一次深深地震撼和鼓励了彷徨中的我，并且在我办理关系的过程中，给予了我他自己所能给予的最大的、也是最切实的鼓励和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有幸得到了师院其他一些领导和师友切实的帮助和鼓励，虽然不能在这里一一细数他们的名和姓，但这些情谊，值得我一生珍藏于心。事隔多年，每每忆及当初，心中的感激，不曾有丝毫的减弱。
2001年，在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忽然遇到了楚雄师院的朋友，说到校长在昆明陆军43医院住院，才惊悉校长的身体状况原来并未像我们大家期待的那样已经日渐好转。急匆匆赶到医院，见到病房中瘦弱但依旧乐观豁达的师长时，我心头的重负和担心才稍稍减轻。在我跟他汇报了近年来的学习经历和心得后，校长再次对西南民族史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他不太赞同的学术观点提出了他自己的思考和观点，并鼓励我写一些文章与这些观点商榷。在谈到一些偏激或是偏颇的观点时，校长的言辞和情绪有些激动，他认为学术要严肃严谨，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为了政治或是其他目的而肆意修改、炒作和编造历史……面对我再次流露的未能回到楚雄师院工作的愧疚时，校长亲切的勉励和宽慰，以及他说到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我们大家的，无论在何处工作，只要认真努力，都是在为国家作贡献，不要拘泥于一个狭小的地区和单位的一时利益，要有全局、全面的胸襟，要考虑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地区的长远发展的话语，又一次温暖、激励着我这个一向对他老人家敬仰有加的后学。
我再次走进校长的病房，是在他再次犯病到昆明住院的时候。这时的他精神已大不如前，坐在病房里靠窗的椅子上，身体的羸弱不可掩饰地呈现在我面前，但思维依然敏捷，思想依旧乐观豁达，依然健谈，我心头稍有慰藉。他再次谈到他的一些学术见解和思考，鼓励我把这些与自己的浅薄思考相同的观点写成文章，以批驳一些他极不赞同的观点，我知道这是他对学术及历史的尊重使然，尽管深知自己的学力还未到写这种文章的程度，但还是答应了他老人家的要求，遗憾的是，这样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完成，这是我再次愧对校长期待之处。随后，校长对我说到一些做人的道理，他的对人与事要有豁达宽容的胸襟，对事业要有不畏艰难、克服重重困难、执着拼搏的精神，对人生要有远大理想，胸怀国家并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话，再次深深地震撼了我。他还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对刚刚在昆明开始学习生活时面临生活工作诸多艰辛的我勉励道：要正确看待人生的得失和人生中遇到的艰苦磨难，这些磨难也是人生难得的一笔财富，人生中有丰富的经历和磨难不会是坏事，只有这样才能对人生有更多感悟，才能让人生的每一分岁月更加动人……听着这些语重心长的嘱咐，看着病弱的师长，我突然担心起来：会不会这是校长对我说的最后的话？心头立时被惶恐攫住。从内心深处来说，我们多希望校长能健康长寿，因为他代表了楚雄师院发展史上的一个时代，代表了一代代教师心目中的正义和通过他的言传身教树立起来的作为一个师长和领导的威严，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奋斗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从病房出来后很久，我都不能从这种哀伤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此时格外希望上帝能够存在，这个上帝能够知道我们的校长在彝州教育事业上的巨大贡献、在彝州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体谅众多热爱他的人期待他长命百岁的愿望，让我们可亲可敬的师长快点康健起来……
但噩耗还是在一个早晨传了过来。我还在楚雄工作的爱人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看到有辆满载花圈的车开进了学校，一样关注校长健康的他急忙打长途电话告诉了我，并说他猜测可能是张校长去世了。在震惊和悲哀中，我不愿意去相信这些花圈就是给校长的！多么希望能有一个朋友给我证实这不是真的，不是！但心底对这个“可能”的真实性所怀有的恐惧，让自己只有在无助中等待。在惶惑中渡过了一天，悲伤的朋友们忘记了给我一个证实的消息，又挨过了一天，焦虑和悲愁已经不可能再让自己等待了，我急忙向旧时的师友曹晓宏教授打听这件事确实与否时，听到电话中传来的曹教授沉痛的话语，证实了校长的离去竟是真实的！曹教授还告诉我葬礼的情况，后来还专门带了纪念校长的已出版的文集给我……
如今，斯人已逝，言犹在耳。追忆往事，泣泪欲泫。雁塔依旧，青山长存。斯业已兴，斯迹永驻。怀念之情，历久弥新。师范情操，光照后人。勉育后学，功溥德垂。
……
一个学校的生存与发展，与很多领导、无数师生的努力和奋斗密切相关，楚雄师院的发展历程也正是这样。在一个集体努力奋进的征途中，一个正直无私的领导，一个品德高尚的领头人，一个正气四溢的舵手，对集体事业的成败、对学校发展的顺利、对群体力量的凝聚，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张毓吉校长无疑就是这样的领导和尊长，无论何时，他都是楚雄师院发展史上重要而不可遗忘的人。他的事迹，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他对彝州教育所作的贡献，他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关心，足够撰成很多鸿篇巨着。他的精神和人格，犹如巍峨的雁塔，永远屹立在师院人心目中！
这样的人，是会永久活在我们心中的，也会永久活在教育战线上的！每个在雁塔山生活过的人，都能感受得到他的正直和威严、魄力和胸怀、宽厚和博学。每个人的感怀，足以让他无私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辽阔的胸襟和博大的气度，在雁塔山上、在彝州学子面前，甚至在整个云岭大地、在中华民族的教育战线上，都闪耀着褶褶的光辉！
雁塔山，正是由于有了无数代奋斗的人，也正是由于有了众多我们大家亲历的难忘的人和事，雁塔及其那里的一草一木，才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亲切鲜活起来。在楚雄师院工作和生活的七年，也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而值得珍惜的一段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