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初五朝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宣德朝，宣德朝的迷雾似乎至今也参不透，以致于我们今天研究起来竟也思路混淆，但我们拉大历史的视角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似乎也可以得出三条结论。
第一，宣德皇帝试图还给天下百姓一个宽松的环境；第二，宣德皇帝试图将一些随机、悬浮的问题制度化；第三，皇帝试图从体制上来保持政治的平衡性和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总结了这三条，我们仍可以得出一个最终结论，那就是宣德皇帝力图通过体制来保持王朝的稳定，而不是依靠洪武和永乐的那种超强个人能力。
宣德王朝似乎像文官所预计的那样，一切都沿着洪熙王朝的轨道向前滑行，但我们最终得出结论宣德王朝还是跟洪熙王朝不一样，因为从深层次来说宣德皇帝具备洪武、永乐那种强悍的品质，但历史滑行到了今天，已经不是洪武和永乐朝代的土壤，宣德皇帝更注重将他的这种品质发挥在体制上。
他不仅将巡抚这一临设机构正常化，而且将内阁这一机构长期化，并新成立一个机构——司礼监——来制衡它。
君主受制于个人精力的有限不可能将所有的政事揽于一身，所以聪明的君主懂得如何既放权又控权。秦汉是三公九卿制度，决策权、审议权、执行权都在丞相手中，隋唐将相权一分为三，宋朝情况特殊，将财权从相权中分离出来，到了元朝中书省又总揽一切大权，到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将决策、审议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从朱元璋设立内阁起，内阁就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执行权，后来永乐年间内阁渐渐的有了执行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法律没有赋予内阁决策权，但实际上内阁已经掌握住了决策权，因为一切政事都要通过内阁，内阁的建议通常都会被采纳，到了宣德朝，皇帝已经明白内阁已经成了帝国不可缺失的因子，倒不是因为洪武的祖训在那里，而是因为这一制度成功解决相权问题，又使得皇帝不必精于政务。
宣德最终赋予内阁决策权，使得内阁更加制度化、长期化，但它始终不是律法赋予的常设机构。皇帝依然明白对于这一机构必须要有人来制衡它，皇帝这回选中的是太监。
宣德一朝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相对于文官来说出现了偏差，这些偏差无论对于本朝的文官还是对于如今的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最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皇帝对于宦官的深层考虑。皇帝对于宦官的考虑无疑是长期和深虑的，他并不是像永乐皇帝那样简单的赋予宦官某种官职，而是将司礼监提到内廷之首，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大内设置内书堂，并由翰林院学士教授太监们读书习字，从此帝国多了一群能以极高效率办事情又忠于皇帝的准官僚。宣德皇帝这一行为无疑是英明的、及时地，它成功的保持了大明王朝的稳定。我们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推后一朝或两朝再实行这一举措面临的阻力无疑会大大增加。
帝国的权力分为两部分，内阁用蓝笔在奏章上写下决策意见，名曰“票拟”，皇帝红笔在奏章上写下“照准”，名曰“批红”，如此以来此项决议便生效，可以通发六科执行。宣德朝批红还由皇帝亲批，但似乎此项体力劳动可以由太监带笔，正统年间批红便由太监代理。但太监绝对是在执行皇帝的意思，或许是皇帝设定一个更为宏观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太监便没必要报之皇上了。
存在就是合理，万物都是相生相克，文官势力的崛起必然需要力量来制衡，一旦没有力量来制衡它时只能是通过周期性的封建振荡来重新洗牌，这是政治运行的规律，我们无需太多不解与感触。
至此，也许士大夫们开始发现，我们的这位皇帝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与后世皇帝们的矛盾才刚刚开始。斗争已经开始，我们的士大夫们准备好了吗？
宣德一朝太监的活动范围明显大大超过了永乐朝，宣德皇帝并不是仅仅提高了司礼监的地位，皇帝还赋予镇边太监统领火器部队的职责，甚至在皇帝巡边的时候留守京城的官员对于大事还要跟太监们商量，最后帝国的太监还插手起瓷器、木材的生产，皇帝的推崇和纵容使得太监们提前跋扈起来，也使得对于太监的清洗提前到来。的确洪武、永乐两朝的清洗都没有针对宦官，而此次宣德皇帝却将刀挥向了他们，在宣德六年年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皇帝连杀十几名高级宦官，整个宫内一片肃杀，也许连皇帝也被此种气氛所感染。宣德七年的新年刚过，皇帝就安抚了宦官，宦官们明白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终于可以吐口气了。皇帝并不想将宦官们整死，之所以要处理违规的宦官只是想让他们更好的为帝国服务。
宣德皇帝对宦官的力推是显而易见的，他向后世子孙明确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这伙人也是帝国的一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