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们的英宗皇帝回到北京的这一天，他就给我们这个新的王朝投下了阴影，没有人会忽略身在南宫的他，在人们的心中南宫的他才是正统，而乾清宫的这个人只是一个窃者。
文官们所力推的代宗登基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稳定局势，反而在英宗回来后使得局势更加的微妙和复杂化，因为一个居住在南宫的前任统治者就像一根跳动的引线，那些不安分之人一旦利益受损就会抓住这根引线点燃它。但不管怎样，景泰初年一切还是在和平下进行，它由宦官、武将、文官组成了一个稳定的政体。
如果你认为王振死后，大明王朝从此就摆脱宦官政治，那么你就错了，王振的位置正在被兴安所取代。兴安是宣德时代的高级宦官，正统年他曾经在司礼监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他跟其他高级宦官一样，他们的位置都被后来居上的王振取代，如今王振已死，留下的权力真空迅速被兴安占据，但他无法像王振那样压服四方，他能做的更多是在与其他群体的激烈碰撞中求生存。
不仅如此，景泰年宦官对军队，尤其是对京营依然有着极强的控制力，曹吉祥和刘永诚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跟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宦官并不仅仅是做为督军而存在，他们的身份就是将军。他们能够独立领兵作战，他们思维缜密、视野开阔、熟悉山川地理、看的懂军事地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战功。曹吉祥早年曾独立带兵前往云南作战和福建平叛，而刘永诚在永乐时代就三次跟随朱棣远征漠北，宣德时期也是如此，甚至到了弘治时代73岁的刘永诚还在负责京营的训练，面对这样的人帝国无人会否认他们的将军身份，即使他们是宦官也是如此。虽然宦官统领了军队，尤其是统领了京营和禁军，但我们这个帝国不存在地方军阀割据情况，这也就使得宦官无法像晚汉和晚唐那样废立君主。
曹吉祥和刘永诚虽然属于宦官，但毫无疑问他们属于武官体系，除此之外还有石亨，这位大同败将被兵部尚书于谦委以重任。
除了这些武官们，文官集团开始成为一个优秀而稳定的团体，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三杨政治的特点，那就是老成而低调。吏部尚书王直是领头者，他能够为国家选择清廉而干练的官吏，在土木堡之变后的危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还一直是接回英宗最主要的主张者；除此之外还有兵部尚书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他挺身而出，调动人力、物力保卫北京，并将代宗扶上帝位，在稳定人心、展示天朝国威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如今的于谦还要承担京营的改组任务；还有出使瓦剌，清廉、正直的杨善、李实都在察院工作。
景泰政体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政体，它既没有像王振那样能够压服全局的人，更没有像三杨那样能够说服全局的人，它更像是一个因为一件突发事件而走在一起的一个松散联盟，更为糟糕的是它里面混进了三个声名狼藉的人，他们是曹吉祥、石亨、徐有贞。在此种情况下景泰联盟面临随时破灭的危险，而我们的代宗皇帝对此却没有规划，他只是带着我们的帝国沿着正统的惯性往前走。
景泰初年我们的帝国面临着三件事，一是如何从南方叛乱中抽身出来，二是如何通过水利工程解决黄河泛滥问题，三是如何对土木堡事件中暴露出问题的京营进行改组。
云南的麓川战役已经由老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完成，此刻他正在回京的路上，由于王骥属于英宗派系的人，此刻御史正在弹劾他，但当他到了武昌的时候恰逢湖广的苗民和瑶民叛乱，王骥又挂印平叛。而此时浙江、江西、广东一片的农民起义已接近尾声，这些都使得景泰年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开局。
负责治理黄河的就是那个在土木堡事变后主张南迁的徐有贞，他是一个既习儒学又习阴阳学的人，阴暗是他的特点，但才华也是他的特点，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术数也是他擅长的。他挖了一条沟渠将泛滥的河水引入大海，他沿着运河两岸开凿了水库防止泛滥的河水和泥沙阻塞运河，他设计一个灌溉体系使得山东的数百万亩良田得到灌溉。通过这件事证明了徐有贞的非凡才能，土木堡事变后笼罩在他头上的阴霾被一扫而光，他又是以前那个徐有贞。
从土木堡之变中暴露出我们军队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战时军士之间互不熟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要从永乐年间说起。永乐时期为了征伐蒙古，太宗皇帝长驻北京，从全国的卫所抽调军队组成三大营，这就是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遇到有战事的时候再从三大营中抽调士兵组成征战部队，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作战的时候兵与兵之间，将与兵之间互不熟悉，影响了作战的协调性与团结性。大明与瓦剌恢复和谈后于谦便开始着手处理此事，于谦将三大营改组成十个团营，每营设都督、都指挥、把总、队长，作战时以营为单位，而不是采取抽调的方式，剩下的士兵仍编入三大营承担京城的防务。对于十个团营由宦官、武将、文官共管的方式，文官统军一定程度上会增大文官的权力，但它也能够防止宦官和武将统军带来对军士欺压、驱使等腐败问题，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军队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使得我们这个帝国不可避免的需要文人插手军事管理。
虽然景泰王朝一切都从一年前的那种乱糟糟景象中平静下来，但我们的代宗皇帝平静不下来，他在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废掉皇太子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这又是一件跟儒家礼法不符的事情，对于继任人的确立或废立问题是比现任君主的变动更令人敏感的事件，因为我们这个帝国对于未来关注的更多。
这一不合礼法的事情出人意料的得到了大多数士大夫的支持，少数反对的人也只好在心中排斥之，这一事例表明时至景泰年我们的士大夫们仍然没有恢复或形成他们独立的操守，皇权依然强大。虽然代宗在废立继承人的问题上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但裂痕已经产生，表面的平静下不安在加剧，野心家开始蠢蠢欲动，敏锐的人也开始不动声色的观察。
景泰四年我们的新太子死去，代宗皇帝如遭雷击，他虽然不到四十，但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从这一刻起他的身体就开始差了起来。他也许已经预见了结局，但只有束手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时局已经微妙到了极点，空气在凝结，再傻的人也能捕捉到那微妙的气息，但这些久经宦海的饱学之士们却仍在谨小慎微、仍在患得患失，机会就摆在眼前，一旦你抓住了，或许会丢掉性命，或许会伤残，但你会青史留命。
御史钟同是江西人，的确，帝国大部分的知名人士都来自江西。御史的父亲钟复是宣德朝进士，跟正统朝翰林院侍读刘球不仅是同乡还是好友。时值宦官王振擅权，众大臣敢怒不敢言，刘球愿意充担这个历史的重任，但他想让钟复与他一起上书，钟复的妻子听说后便对刘球斥责道：“你想找死为什么还要连累别人。”如此，刘球便独自上书痛骂王振，王振将刘球关进了锦衣卫诏狱，被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打死，尸体被肢解。虽然钟复逃过一劫，但不久却亡故，其妻叹曰还不如让钟复跟刘球一起死去，以落得一个忠直的美名。
年幼的钟同一直敬佩像刘球这样舍生取义的士子，他同时也为父亲没有走刘球的路而深深遗憾，他发誓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景泰五年，钟同、礼部郎中章纶、太常寺少卿廖庄、礼部郎中孟玘相继上书要求代宗复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三人皆被杖责，钟同当场被杖毙，后来钟同的牌位被供奉在家乡吉安永丰县的忠节祠中与刘球牌位在一起，钟同真的实现了当初之志。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朝中其他重臣如王直、于谦、胡濙、王文也私下里向景帝进言要求立朱见深为太子，但都被景帝斥退，这些重臣也是无可奈何，历史似乎又滑入三杨时代，后世又像责备三杨那样责备王直、于谦无所作为。实际上老臣、重臣跟年轻后辈思维方式不一样，年轻后生可以一死博忠名，但老臣、重臣需要对政局的稳定负责，实际上此时代宗已经不信任于谦了。我们的于少保已经是如履薄冰，他的亲信、部下开始与他避嫌，他的处境就像当年的刘伯温一样，于少保独立的操守似乎不适合这个官场。
我们的皇帝此刻已经患了焦虑症，虽然处罚了三人，但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人们不说，但那种无声的语言已经告诉皇帝他们想说什么。南宫的哥哥已经在那里跟自己的嫔妃生了几个儿子了，而自己虽然整日忙于床第之事，却仍是一个也没有。在这种煎熬与折腾中我们的皇帝终于病倒了，
景泰八年的形势似乎已经到头了，元旦过后众大臣去看望朱祁钰被司礼监太监兴安挡在了门外，兴安双手做十字状告诉众臣僚皇帝只剩下十天时间，兴安对众位大臣说道：“诸位都是股肱之臣，不能为社稷出谋徒来问安有何益处？”
众人明白兴安的意思，那就是抓紧安排立储的事情，各部的堂官都参加了左掖门会议讨论立储的大事，虽然大多数官员都赞同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但最后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众人还是要征求皇帝的意见。
景帝将立太子一事否决了，只提到十七日举行早朝。这件事情传到了石亨的耳朵里，他很失落，一旦景帝驾崩，众大臣拥戴朱见深成功，那么就意味着自己在这场立储中没有丝毫的拥戴之功，这么些年来自己的名声已经臭了，如今的自己还要小心翼翼，那把刀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砍到自己身上。石亨知道若想保住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在立储中发挥作用，凭借自己一人做不了此事，必须另找他人，找那些跟自己一样居心叵测而且利益受损的人，他找到了曹吉祥、张车兀、杨善、徐有贞、罗通，这些人皆对石亨的想法表示赞同。在这五个人中，张车兀和罗通是跟随石亨一起掌管京畿十团营的，皆是手握重兵之人，这五人除了杨善外其他人考虑的更多是权益，而杨善是真心希望英宗复位。
不仅如此，曹吉祥还进宫就此事取得了太后的同意，太后本就倾向于自己的亲生儿子朱祁镇。此事到了此时已再无悬念，政变的人不仅掌握着军队而且还征得了西宫的支持，只有几个按照儒家礼法行事的儒生被蒙在鼓里。其实到了这个时候石亨等人即使公开行事也没有什么不可，只是他们更希望把这样的行动演变成一次秘密政变以显示他们的功劳。
这边群臣仍是心急如焚，十六日清晨众人又聚在一起，最后商议结果还是立朱见深为太子，并写成草案打算第二天早朝时递上去。
大明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七日凌晨石亨等人冲进南宫，将朱祁镇扶上了皇位。我们的英宗皇帝在离开皇位七年零五个月之后终于回归大统，即位诏颁布后英宗于当日下令逮捕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王文以及兵部尚书于谦。英宗北狩一年，幽禁七年，他以极大毅力熬过了这近八年时间，仇恨在他心中慢慢积累，当也先带着他来到北京城外而不得进的时候，他在心中已经把他的弟弟和他的那些支持者判了死刑，尤其是这个王文，在众大臣皆主张接自己回来的时候是他表示了反对，也是这个王文在众大臣主张复立朱见深为太子的时候他又表示了反对，朕不想再见到他们。
英宗的复位又是一件违背儒家宪法的事情，按照儒家宪法，皇位只能向晚辈传，断无向长辈传之理，所以为了显示自己复位的合法性，景泰皇帝年号必须要抹去，既然景泰政权为非法政权，那么促成这一政权诞生的王文、于谦也必须被处死，这样才能名正言顺。
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英宗复位五日后，王文和于谦被处死于西市，围观的百姓莫不落泪。于谦大义凌然、毫无惧色，也许当他提出立郕王为帝的时候他就预料到了这种结局，但为了江山与社稷他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于谦此生已无遗憾。
正统十四年的往事，朝堂上的奋然而起，北京城美妙的时光，同仇敌忾的动人场面，对于于少保来说，一切都宛如梦中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