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决心到敦煌看一看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平沦陷。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干于1938年初夏离开北平，秋到达四川。时曾任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宁、青监察使严敬斋，多次向其介绍敦煌石窟艺术。张对此极感兴趣，下决心要到敦煌看一看。1941年来敦煌。先抵兰州，后踏上河西走廊，路经嘉峪关。他们出嘉峪关到安西后，去榆林窟参观，虽然是走马观花，但已经是大饱眼福了。离安西后，到达取“经”之地敦煌。
在莫高窟呆两年
张大千是个急性人，到达敦煌，于次日便到达莫高窟。稍事休息，便急切地带着手电筒、蜡烛开始参观。大千用手电筒四面照看，墙上见有彩绘侍女一身，面部丰满，眉目清秀，服饰线条柔和而有力，一手持杖亭亭立于菩提树下。他赞叹不已，反复观看，久久舍不得离去。深夜回住所，他躺在炕上对同行说：“听说这里有三四百个洞窟，我们半天看一个，也要两百来天。原打算走马观花，往返三个月，现在看来要下马观花了，最少也要半年时间。转瞬间三个月过去了，记录工作仅记了四五十个洞窟，工作上半年，最多也只能完成四分之一。他决心不半途而废，从事业着想，毅然要在莫高窟呆两年。
时间在这古老的石窟群中，一天天地消逝，在莫高窟临摹了大小近三百幅壁画。当他要离开莫高窟时，难分难舍，心情十分沉重，还要抓紧时间对这里的石窟再逐个看一遍，说：“莫高不仅是绘画艺术的博物馆，也是雕塑艺术的博物馆……这对考古和历史研究都很有价值。我们临摹的壁画仅沾了一点点边啊！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每当看到唐代洞窟里面所画的维摩诰像和帝王以及菩萨、飞天等人物时，总是称赞不绝说：“这些壁画的作者，都没有留下姓名，也无从考证，想来不是什么名家，用现在话说叫做‘画匠’。而这些无名画匠的作品，按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比和他们同时代的大画家阎立本、吴道子逊色。”还说：“作者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是，他们所留下的艺术，将永远被我们后人所承认，他们才是真正了不起的画师啊！”
敦煌遇友
张大千在莫高窟编号工作进行没有几天，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仁一行，在甘肃省军政官员的陪同下视察河西走廊，来到敦煌。于右仁和张大干有深交。来到莫高窟时，他一直陪同参观并作详细介绍。吃饭间，大千对右仁半开玩笑而又认真地说：“我张大千是一个小小百姓，只是为了艺术事业，而四处奔波，你是政府要员，有责任出来为保护我们祖先创造的丰富灿烂文化遗产说几句话啊！莫高窟是国宝，给斯坦因、伯希和之流的外国人明目张胆地偷、抢，把我们国家的国宝一偷就是几十骆驼运到英国等国家的博物馆收藏，我作为一个中国百姓，怎不感到羞辱？！”并向于右仁提出莫高窟必须建立专门的管理研究机构的建议，希望于先生返回重庆后广泛宣传、呼吁，促使莫高窟的管理机构早日实现。于表示赞同说：“如重庆有关方面采纳此建议，将请你重来敦煌工作。”张说：“人家说和尚走八方，我是走十方，哪里呆得住。再说我连书都教不好，哪能负此重任呢？”
两展敦煌石窟艺术影响至深
张大千的临摹品不仅公开展出，而且还编印出版了《张大千大风堂临摹壁画》（1——3集），他的艺术活动，对来到敦煌从事艺术研究的人是有很大影响的。
1943年8月中旬，《张大千临摹壁画展览》和《张大千画展》在兰州展出，由国民党军政要员朱绍良、谷正伦、高一涵、鲁大昌和张维主持开幕仪式。
展出的当天，参观者万人次，他的三十余幅近作订售一空，展出博得广大观众的赞许，甘肃报纸陆续报导并介绍了敦煌石窟艺术，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张大千深受感动地说：这仅仅是开始，敦煌艺术不仅是中国艺术之宝，也是世界艺术之宝，我们光宣传还不够，更应保护它、研究它。
1944年元月和5月《张大干临摹壁画展览》又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展出。著名书法家沈尹默观看后曾题诗一首：
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
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1948年曾在南京、上海举行过敦煌艺展。南京展览受到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重视，曾冒雨参观了展览。蒋之部下何应钦、孙科、陈立夫……都参观了展览。
（敦煌市地方志办公室 闫国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