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吸引有杰出才能的人从军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从根本上说，诱惑这些人从军的东西就是对于权力的期盼。毫无疑问，没有哪一种权力可以与战争领袖的权力相比拟。因此，只要有一天能在战场上大显神威的可能性存在着，高品质的人和杰出的人才就不会缺少，他们可以用来为有着强大战争传统的一些国家补充高层作战人员。但是，我们这一代人都相信，再也不可能找他们去打仗了，这一代人里面不太可能藏有真正高素质的人才，他们不会自愿成为通常的军人，而在一个讲求和平的时期，情形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军人被认为没有什么大用处，从声名或钱财的角度来看都没有什么诱人之处。因此，意志坚强的人，有创业精神的人，还有那些有出众人格的人，并非不自然地倾向于从事会使他们得到权力的工作，也不会从事能为同胞解忧的职业。
有领袖才能的人一旦进入军队，就有必要从中选择最优秀的人，并作好各种安排，让他们进入最高层的职位。没有哪件事比这更难办的，哪怕有时间，哪怕有和平时期可以利用，也不太可能评判处在指挥地位的那些人的智慧甚至权威，因为没有机会看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军人的真正本能。毫无疑问，演习和战地经验可提供有用的评价训练，也能够很快形成决定，但只能用学术和传统的方法进行。这样的训练依靠的是理论而不是事实，因为战争事实无法有说服力地在模拟的搏斗中体现出来。它缺乏最大的一种测验，就是各种各样的事件，也无法在真正的恰当与表面的聪明之间做出区分。因此，应更多关注一个人学习的能力，较少关心他是否有可能具备创造性的本能，更多掌握一种情形的眼前的特征而不要讲求看透其各个要素的能力，更多关注思维的灵活性，而较少看是否有真正的理解力。如沙恩霍斯特所言：“接受过机械式教育的大多数人在和平时代都比具备真正的观察力和天赋的人做得好。”另外，强有力的人，具备尚武精神和军人素质的人，有能力经受重大事件考验的人，往往缺乏能赢得普通人所欢迎的那种表面魅力。强有力的人历来粗暴、不受人欢迎，而且有攻击性。市井之人也许会偷偷地承认他们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人，而且不妨说几句恭维他们的话，但是，这样的人一般还是不逗人喜欢，因此很少引起什么好感。当事情涉及选择人来进入高层的时候，运气常常归属那些逗人喜欢和温顺之人，而不是去找有功之人。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适合选择和造就军事领袖。我们最近经历的考验使决心的弹簧一下子放得太松。谈到有坚强性格的人，压力已经降低了许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道德疲乏的时期，因而使军人的职业成为不名誉的选择，因此，哪怕天职感很强，哪怕决心很大的军人也会受到人们的怀疑。任何一名军人都有可能把一位著名女性所说的话应用到自己身上：“我为何在此？我不知道！这个世纪全部的希望都已经被吞噬掉了……”在这样一个什么都要怀疑的年代，法国军事力量的链条不能够松软下去，生来就应该当领袖的人的热情和高品质也不能够弱化。
战争会在人的心中搅混最低俗的本能之泥。它褒奖暴力，滋养仇恨，也使人的贪婪肆无忌惮。战争压迫弱者，使没有价值的人得到晋升，支持暴政。因为战争的盲目愤怒，许多优秀的计划流产，强烈的本能不止一次受阻。战争一次又一次摧毁有秩序的生活，使希望破灭，使先知过早死亡。但是，虽然魔鬼曾经利用过战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天使长也是一样。战争有战争的品质，它不也使人类的道德资本更加丰厚了吗？因为战争，勇气、奉献和高尚的精神都达到最顶点。战争使贫穷者得到伟大，使戴罪之人得到原宥，向凡夫俗子显示出自我牺牲的可能，使无赖得到荣誉，并使奴隶得到尊严。战争使军队有了思想，战争使军人的素质得以改造。战争为宗教开辟一条道路，并在全世界产生一种影响，使人类因此而得到再生和安慰，并使人类进人更佳的状态。如果不是因为无数军人遍撒热血，那就不可能有希腊文明，不可能有罗马文化，没有基督教，没有人权，也没有现代的诸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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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有命令，否则不许后退一步！
摘自M·S·舒米洛夫《血火200天》
斯大林格勒之战伤亡惨重，但是，那场战斗也是二战期间德国入侵俄国末日到来的开始。除开少量宣传口号外，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参与者进行的这段描述非常生动。
在大炮与迫击炮的支援下，敌人派来一个步兵连与1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作战。波塔波夫受了伤，但仍然留在战场上指挥射击。每发动一次攻击，海军陆战队员的力量就减少一点。到第4次攻击的时候，只剩下两个人来击退敌人了。德国炮火稍减之后，受伤的波塔波夫悄悄爬起来，摸到敌人的机关枪营地，用手榴弹袭击敌人。此时，他又中了一枪。8个小时的苦战后，70名德国人被打死，两名海军陆战队员扛着受伤的同伴撤退到唐恩一带。这些人值得信赖。
在最开始的关键时刻，我们靠海军陆战队帮忙。7月下旬，我军左翼受到被敌人包围的直接威胁。大群坦克突破辛姆里昂斯卡亚地区冲了过来。154海军步兵旅从唐恩前线抽调过来保护我军左翼，并成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大草原上的激烈战斗还在没日没夜地进行。我军作战人员明白形势严峻，因此死命抵抗，不放过每一寸地盘。他们的勇敢可以从敌方伤亡中看出来。1942年7月21日至8月1日之间，纳粹死伤16，000多人。敌人鲜血流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放弃自己的意图。相反，敌人展开了更疯狂的进攻。
我军最大的危险是霍思的第四装甲部队，刚刚从高加索地区抽调过来。纳粹还将其卫星国的部队派过来与我们作战。攻击在柯特尼柯沃至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上展开。我们的困境到了危急的程度。精疲力竭的第51军团在我们的左侧抵抗。
我决定从第29步兵师和第154海军陆战旅抽调部队，组成一个单独的集团。这个集团军英勇作战，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
穆拉托夫上尉是706团（属刚刚从苏联远东调回的第204步兵师）的一名营长，他的事迹于同年8月传遍全军。多年来他进步很快，是一个精力旺盛和勇敢的军事指挥人员，也是忠诚于自己祖国的一名共产党员。他在那个营里受人推崇，因为他热情待人，为人严谨而诚实。他的手下都知道，到了危急时刻，他们的营长不会让他们失望，他的勇气使他们的信心增强。穆拉托夫那个营摆在团部布防的正中央。该营长久作战，损耗极大，能作战的只剩下不到20余名兵员。尽管人很少，他们仍然必须阻拦凶猛扑来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凭意志是不行的，你必须有能力以极少的兵力守住阵地，你必须准备好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战斗的前夜，穆拉托夫给每位士兵下了指示，检查他们的作战准备情况，同时自己抱了一挺重机枪。
这个秋天的早晨，天刚亮的那一刻，敌人开始朝这个营的阵地狂轰滥炸，火炮飓风一样袭来，炮弹如倾盆暴雨落下。接着，一群Ju－88轰炸机朝穆拉托夫的人马扔下大批炸弹。大草原上硝烟弥漫，大片黑烟四处飘起，在浓烟的下面，坦克以极快的速度冲过来。之后是手端冲锋枪的士兵一路跑一路扫射，但是，穆拉托夫的队伍毫不动摇。他们各自坚守阵地，用炮火使步兵与装甲分离。营长从侧面向德国人猛烈开火，使冲锋枪手成批倒下，因为他知道没有步兵的话，坦克就会失去其作用。结果的确也是这样的。一次进攻紧接着另一次进攻，越来越难以打退敌人了。活下来的人围在营长身旁。“马克西姆”重机枪因为不停发射而停顿下来，护套上的水珠不断滚下。天快黑的时候，营里只剩下两个人和受了伤的穆拉托夫还活着。他的伤口在流血，但是，他从一个掩体跑到另一个掩体，不停用步枪射击，以制造一个假像，好像整个战线仍然还有活人，还有人在不停抵抗。
黑夜来临。营长用一张纸片写下这些话：“顶住了6次进攻。敌人数十名官兵死亡。我们只剩下两个人了。我仍然在射击。穆拉托夫。”送信的人向团长描述了战斗的情况。勇敢的上尉寡不敌众，终于倒下，至死没有退后一步。
“除非有命令，否则不许退后一步。”这道严厉的命令已经融入官兵的血肉之中，激发起最高程度的无私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这可以从穆拉托夫的例子中看出来。“站起来，征服！”这是战场上铁的纪律。
共产主义者穆拉托夫希望活下去。他勇敢的心热爱生命，但是，他强烈的爱国热情愿意在需要的时候让自己死于战场。有幸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藐视死亡，因此才能打退凶恶和强大的敌人。
在伏尔加广阔的原野上，战斗中的集体英雄主义是良好行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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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中的狮子
摘自《伊索寓言》
狮子向樵夫的女儿求婚。樵夫不愿答应，又不敢拒绝狮子的要求，因此想出权宜之计，想躲过狮子的强求。他说愿意接纳狮子向女儿求婚，但有一个条件，说狮子必须允许他拔掉它的牙齿，砍掉利爪，因他女儿害怕这两样东西。狮子愉快地答应了。但是，等它再提出要求的时候，樵夫已经不怕它了，因此抄起大棒将狮子赶回林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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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识的意义
摘自约翰·肯尼迪《胆识略谈》
得过勋章的战斗英雄以及未来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56年出版的这本书中总结了胆识对于民主领袖的重要性。
这是一本讲胆识与政治的书。政治提供情势，胆识为之提供一个主题。胆识是世人公认的美德，但是，这样描述胆识无法排除政治的神秘。
我们在前面的部分讲过很多人的故事，但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形成动机与成就的简单和清晰的情景。在那每一个故事当中，复杂的情况，前后不一致的情形和疑虑等会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不管我们对生活的研究有多么详细周到，每一个人仍然是谜一样的东西。不管他的胆识产生的效果有多么明确，但其根源还是蒙着一层无法扯开的面纱。我们也许能够自信地宣称其中的理由——但总有某种东西看来会逃避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答案，但它却会从我们的指尖溜走。
动机总是很难评估的，任何一位精神病医生都会这么对我们说。在政治的浑浊海洋里，尤其难于捕捉住人的动机。那些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放弃了他们的州和地区利益的人——比如丹尼尔·韦勃斯特和山姆·休斯顿这样的人，他们对于希望谋求高位的雄心无法隐藏——他们让自己受到人们的抨击，因为他们只想找机会满足他们当总统的野心。那些与自己的政党分裂，转而谋求更广泛原则的人——比如约翰·昆西·亚当斯和艾德蒙得·罗斯之类的人——他们面对的批评是，他们在一面旗帜下接受职位，但在危机出现的时刻又放弃这面旗帜，转而投到别的旗下。
但是，在我们于前面一章陈述出来的特别事件当中，经过对纪录进行长期研究后我不得不相信，国家的利益，而不是私人或政治的收获使上述那些人的动机有了内容，他们的行为已经在上面描述过了。这并不是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不会想办法从他们已经步入的困难途径里获取优势，尽管很少有人能够成功。作为政客——我用政客这个词来描述他们所有人并无轻蔑的意思在里面——他们这么做肯定是说得通的。
当然，如果我们假定，每个人在献身于更高原则的时候完全忘记自己，那么，本书描述的勇敢行为将更有启迪意义，会闪出传统英雄崇拜的光芒来。但是，事情也可能是这样的：约翰·亚当斯总统当然是我们拥有过的最无私利和聪明的公仆，他在《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辩护》中写道：“事实上，热爱公众超过热爱本人，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他这样说无疑离真理更近。
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是什么引起前面所说的那些政治家的行为的呢？不是因为他们“爱公众超过爱他们自己”。反过来，正是因为他们爱自己——因为为每个人自己保持对自己的尊重的需求比他更受别人欢迎的需要在他看来更为重要——因为他赢得或保持诚实和勇敢的声名的欲望大过他保持职位的欲望——因为他的良知，他的个人道德标准，他的诚实或道德感，随便你称其为什么——远比公众反对的压力强烈得多——因为他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最佳的事业，因而最终一定会实现，远远超过了他对于公众报复的担忧。
尽管公益是他作出牺牲的间接受益者，但是，产生前面描述的种种不利结果的不是模糊和一般性的概念，而是推动他沿着已有的行动路线前进的自爱的压力，或数种压力的合并。当政客既不爱公众事业，也不爱自己，当他对于自己的爱极其有限，并且满足于官场的外部标志的时候，公众的利益才会受到最大损害。当他对于自己的看法如此之高，竟至于他的自尊要求他沿着胆识和良知之路走下去的时候，大家才都能从中受益。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当的想法才会使他说出约翰·卡尔霍恩所说的话：“我从不知道南卡罗莱纳州对措施如何考虑。我从来都不问她。我尽力按照自己的判断和良知行事。如果她同意，那是再好不过，如果她不同意，因此希望别的某个人来接替我的位置，我随时准备度假。我们扯平了。”
这并不是说有胆识的政客和他们为之呐喊的原则就总是正确的。据说，约翰·亚当斯本应该意识到，禁运会毁掉新英格兰但几乎不会使英国人动怒。根据丹尼尔·韦勃斯特的评论家说，他徒劳无益地安抚了奴隶部队。托马斯·哈特·本顿是一个顽固和华而不实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山姆·休斯顿狡猾多变，极不可靠。艾德蒙得·罗斯在一些人的眼中看来曾投票支持过一位藐视宪法和国会的人。路西亚斯·拉玛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有意的通胀恶果有时候会比不受控制的萧条悲剧更好一些。有人还说，诺里斯和塔夫特更多倾向于盲目的分离主义而不是宪法原则。
所有这些话都说过了，还有更多的话要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决定这些人为之努力的事业到底有什么益处。
但是，有必要非决定这个问题不可，以便赞扬他们的胆识吗？人必须仅仅为了一些原则有意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而这些原则过后看来是正确的，以便让后人因为他们的胆识而赞扬他们吗？我觉得不然。在美利坚合众国，兄弟曾经与兄弟搏斗，显然，我们并没有根据他们为哪一面旗帜而战斗来评判一个人在战火中勇敢与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