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最聪明的动物，也只不过具有手段性的思想，可是人却有自知、理性与想像力；这些能力使他需要一张世界地图，在这地图上有他自己的位置，而且这张地图要有一致性。人需要一张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图，没有这个，他就会错乱，他的行为会茫无头绪，会颠三倒四。他会找不到一条路来标定自己的方向，来给自己找一个定点，让他去组合向他冲来的种种印象。他可能信仰巫术和魔术，认为这是一切事物的最终解释；他可能信仰他祖先的鬼魂，认为是他们在引导他的生活与命运；他可能会相信一个全能的神，认为它会惩罚他或奖赏他，他也可能信仰科学的力量，认为它们对人类的一切问题提出答案——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他需要一个定向架构让他能够辨别自己的方向；从这个观点来看，他所信仰的种种东西尽管不同，意义并无不同。有了定向架构，世界对他来说就有意义，由于同周围的人有相同的看法，他会觉得自己的种种观念是确定的。地图即使错，却仍旧具有心理学上的功能。但这地图从没有完全错过，也从没有完全对过。它总是让人差不多可以解释种种现象，因此使人能够活下去。
使我们感触颇深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文化中没有这样一个定向架构。也没有一个人没有。我们往往听见某人说，他没有这种包括一切的地图，他碰到种种现象和生活中种种事件时，只是单个单个的依照自己的判断去对应。其实他只是已经把自己的哲学认为理所当然而已，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出来。他把自己的哲学认为只是常识，而没有察觉到自己所有的概念都是以大家共认的参照架构为基础。当这样一个人碰到跟他完全不同的生活观点时，他会认为它“疯狂”，“没道理”，“幼稚”，而自己的观点则是惟一合理的。这种对参照架构的需要，小孩子表现得特别清楚。到了某个年龄，他们深深感到需要定向架构，常常利用自己能够得到的一些资料，很聪明的给自己编一个。
许多人都被无理的教条所吸引，不管是政治教条也好，宗教教条也好，或其他方面的也好。在一个不受这些教条影响的人看来，它们显然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就有那么多人趋之若狂。
这件事使许多研究人类现象的人感到困惑。可是如果我们了解到人是多么需要定向架构，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这些教条所以会那么有力量，一方面是由于领袖们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人容易接受暗示。如果人不那么需要一个定向架构，恐怕就不那么容易接受暗示。一种意识形态越是装做可以解答一切问题，就越是有吸引力；有些非理性的、甚至大明大摆的疯狂思想，竟能赚取人的信仰，就是这个原因。
但要引导人的行动，只是地图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目标，告诉他应走向何处。动物没有这种问题。它们的本能既供给了它们地图，又供给了它们目标。但是人的本能决定力太小，而头脑又太大，他会想出许多可行的方向，因为他需要有一个“最终的关怀”的目标——这借用田列区的说法；他需要有一个可以让他献身的目标，作为他一切欲求与努力的焦点，作为他一切有效的价值的基础。他需要这样一个献身的目标，原因有好几种。这样的目标会把他的力量聚合到一个方向。它会把他提起来，越过他孤独的存在状态，同时越过他的种种疑虑与不安全感，并给他生命以意义。在献身于一个他孤立的自我以外的目标时，他超越了自己，脱出了那由绝对的自我中心所筑成的牢狱。
人献身的目标差异甚大。他可以献身于一个偶像，这个偶像要他杀自己的孩子；他也可以献身于一种理想，而这个理想让他保护孩子；他可以献身于生命的成长，也可以献身于破坏生命。他可以献身于堆积财产，获取权力，献身于毁灭，或献身于爱、保护与勇敢，他可以献身于种种非常不同的目标与偶像；然而，目标的不同固然极端重要，但最重要的却是“献身”这件行为本身，这是一种存在的需要，它一定要求满足，而不管用什么方法来满足。
孩子降生的时候，便离开了子宫的安全状态，在子宫里他借着母亲的身体而生活，在那里，他仍旧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降生的那一刻，他仍旧以共生的意义跟母亲接触着，即使在生下来以后，他也会保持一段相当长的共生状态，比任何别的动物都久。他跟母亲分离得越完全，就越需要用情感的根来替代原来生物学的根。然而他仍旧深深切望不要把原来的韧带切断，或者，深深切望找到一个新的处境，是绝对安全的，可以给他绝对的保护，让他重回失去的乐园。
但是返回乐园的路却被人的生物学的结构挡住了，尤其是被他的神经生理学的结构挡住了。他只有两条路可选：坚持他后退的愿望，并为此付出代价，而象征性的依赖母亲（或象征母亲的替代品，如土、自然、神、国家、机关）；另一条路便是前进，用自己的努力，在世界中找到新的根，去体验人与人的兄弟关系，把自己从往日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人由于察觉到自己的分离，因而需要找到新的韧带与他的同胞相缔结；他神智的清醒就依赖于此。如果他同世界没有坚强的情感韧带，他会感到彻骨的孤立与失落。但是，他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方式与他人关连，这些方式是我们可以探知的。他可以爱别人，而这需要他有独立性，创造生产性；如果他的自由精神没有成长，他也可以用共生的方法与别人关连——就是说，变成别人的一部分，或者使别人变成他的一部分。在这种共生关系中，他欲求控制他人（虐待症），或被他人控制（被虐待症）。如果他既不能爱别人，也不能与别人共生，他可以用只同自己关连的方式（自恋）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跟别人没有关连，变成了世界，借着“爱”自己而爱世界。这是一种常见的关连方式（通常和虐待症掺合在一起），却是一种危险的方式，发展到极端，会导致某种疯狂。最后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一种恶性的办法（通常跟极端的自恋掺合在一起），这就是渴望毁灭所有的人。如果自己之外没有别人，就用不着怕别人了，也用不着跟他们有什么关连。由于把世界毁灭，我便救了自己，免得被它压碎。
人的诞生，使他产生了存在的分裂，他必须在自己之内重建合一，并且重建自己与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合一，否则他没有办法忍受那存在的分裂。但重建合一状态，有许多不同的方式。
他可以用药品、性兴奋、禁食、跳舞和种种崇拜仪式来导致催眠或狂欢状态，以此来麻醉他的意识。他也可以把自己认同为动物，以便重获失去的和谐；许多原始宗教中便是这样。他们所崇拜的祖先是图腾动物，还有的人学习动物的行为，来使自己和动物一样，也有人戴上动物的面具，使自己跟动物相认同。另有一种办法，就是把一切能力都归向一种焚烧一切的激情，诸如破坏的激情，或争取权力、名誉或财产的激情。
这些企图都是要恢复自己内部的合一，目标是“忘掉自己”——意思是麻醉自己的理性。这是一种悲剧性的企图，因为只能获得短暂的成功（如催眠或酗酒），或者，即使永久成功，却使一个人变成了残废，变成了病人，把他同别人隔离了，并扭曲了他的判断力，使他依赖他的某种激情，像某些人严重依赖药品一样。
要达到合一而不致使人残废，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在全世界各文明地区所产生的那一种努力——在中国、印度、埃及、巴勒斯坦、希腊都出现了。从这些文化的土壤中诞生的伟大宗教，告诉我们，人要想达到合一，解除分裂，不能用悲剧性的办法，而必须充分地发展人的爱与理性。道教、佛教、先知们的犹太教，福音书中的基督教，尽管彼此有很大的不同，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以充分的成为人类来达到合一的体验——人与自己的合一，人与自然的合一，人与人的合一。从历史的观点看，从那时到现在这两千五百年是一段短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在走向这些宗教的目标上人似乎没有多少进步。原因似乎有两种：一、人类在经济上与社会上发展太慢；二、选择宗教给人民去信仰的人，是那些在社会上想统治众人、操纵众人的人。然而，这新的合一概念在人的心理发展上却是伟大的革命，就像农业与工业的发明在经济发展上一样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这个概念也从来没有完全从人类心中丧失过；基督教的某些派别，所有宗教中的神秘主义者，约阿欣·杜·非奥尔的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们，以及马克思的哲学，都曾赋予它活鲜鲜的生命。
用后退的方法还是用前进的方法来达到拯救，不仅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问题。每一个人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如果他所处的社会是一个采用后退解决法的社会，则他不选择后退解决法的自由确实很小——但仍旧是有的。他必须有极大的努力，清楚的思想，并且由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们的教训来引导。
另一个解决的办法则是当前自控自导社会的特有办法：跟自己的社会角色相认同；让自己不感无觉，把自己贬成一个东西，以此丧失自己；存在的分裂便这样被掩饰起来了，因为人跟他的社会组织认同为一，忘掉自己是一个个人；用海德格的话说，他变成了一个“分子”，一个谁也不是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处在一种“否定性的狂欢”中；他不再是“他”，不再是一个人，而变成了一个“东西”，以此忘掉了自己。
人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陌生的与力量庞大的世界，因此他也察觉到自己的无能，而这种无能感很容易淹没了他。如果他觉得自己纯然是一个被动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没有了自己的意志，没有了自己的认同感。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一定要有一种能做什么事、打动什么人、使什么东西“出毛病”的感觉，或者，用英语中最适当的字眼来说，就是要有“生效”的能力。（或译为“有影响力”）现在我们用这个字来指“有影响力”的演说者或推销员，意思是指他能产生结果。但原来的意思则是“生效”。“生效”等于是让它发生，让它完成，让它实现等等；一个生效的人是有能力去做某些事情，完成某些事情的人。能够对某些事情产生效力，就是确定自己并非无能，确定自己是一个活的、有作为的人。能够生效，意味自己是主动的，而不仅是被动的；是积极的，而不仅是消极的。分析到最后，那证明了自己是存在的。这个原则是：我生效故我在。
这一点曾有许多学者强调过。这个世纪初，格鲁斯，一位阐释游戏的专家曾说，儿童的游戏主要的动机在“欢喜于做一个起因”；孩子们喜欢把东西弄得僻啦响，把东西乱搬一通，在泥巴里玩水和类似的行为，格氏认为就是这个原因。他结论是，“我们需要知道什么事情能够生效，并要自己做这些效果的产生者。”距格氏五十年后，庇亚基特也得到相似的结论，他观察到儿童特别喜欢由他们的行动而产生效果的东西。怀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人的基本动机之一是“能力动机”，他建议我们采用“生效动机”，来指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而产生的动机。
这种需要也在15—18个月的婴儿口语中表现出来，他们常反复的说类似“我做一我做”之类的话，儿童在18个月以前，由于生物学的处境，必然是处在一种非常无助的状态，即使过了一岁半，他仍旧主要依靠别人对他的恩惠与善意。儿童的自然无能状态在日日改变，可是一般来说，大人对待他们的态度却改变得很慢。儿童的发脾气，哭闹，顽固，种种想同大人作战的办法，都是最明显的表现，表示他想生效，想去移动，改变，想表示他的意志。大人的力量比孩子优越得多，孩子老是被他们打败，但这失败会产生后果；它似乎会激起一种倾向，要克服这种倾向，所用的方法则是积极的去做那些原先被迫忍受的事：以前必须服从的，现在要统治；以前被打的，现在要打人；总之，原先被迫忍受的，他现在要去做，或者，去做原先禁止他去做的事。心理分析学有丰富的资料告诉我们，神经官能症的种种倾向和性方面的特殊倾向，往往就是早期的禁令所产生的后果。可以说，从消极角色变为积极，这种强迫性的转变，是一种企图，想把仍旧未愈的伤口治愈，但这种方法却不能治愈。一般人对“罪恶”感到有吸引力，想去尝试不准做的事情，原因说不定也在这里。不仅不准的事情有吸引力，而且不可能的事情也有吸引力。人似乎深深被吸引着，要走向他的存在处境中人的、社会的与自然的边界，就好像他被驱使着要去看看他狭窄的生存框架以外是什么东西。这个冲动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促成人类许多伟大的发现，也促成许多滔天罪恶。
成人也是一样，需要用能够生效来肯定自己的存在。要达到生效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让自己养育的婴儿现出满足的表情，让所爱的人发出一个微笑，让所爱者的产生性回应，使谈话的对象感觉兴趣；还有，投到工作里有权威压制他人，感觉到别人怕自己，杀人者注视牺牲者的痛苦表情，征服一个国家，折磨人，或把人所建设的东西摧毁。这种“生效”的需要既可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又可以在人与动物，人与无生物，人与观念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基本的分别是有能力让人生爱，还是让人生怕或痛苦。人与物的关系中，基本的不同是建设与破坏。这些不同虽然绝然对立，却同样是为了满足一个相同的存在需要：生效。
从对沮丧与厌倦的研究中，有丰富的资料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感觉到自己不生效，感觉到自己完全无能，他就会觉得极端痛苦，这种经验几乎是他无法忍受的，为了克服它，他几乎什么事都肯去做——服用药物，沉迷于工作，以至于做出残忍和杀人的行为。
俄国的神经学家伊凡·西契诺夫写了一本书，叫做“头脑的反射”，说明神经系统需要“运动”——就是说，需要不得低于某种程度的兴奋状态。他是此说的第一人。李文斯顿也表示相同的原则：
神经系统不仅是行动的根源，也是整合作用的根源。头脑不仅对外来的刺激起反应，而且它是自发的、活动的……头脑细胞从胚胎时期就开始活动，对整个身体组织的发展可能都有贡献。从诞生以前到诞生以后几个月，头脑发育最快。在这段繁富的成长期之后，发育便很快的降低；然而，人的年龄不管到了多大，头脑的发育都不会停止，没有说到了哪一个年龄，头脑便失去了生病或受伤后重新组织的能力。
又说：
头脑所消耗的氧气和活动中的肌肉相似。活动中的肌肉只能短时间维持这样的氧气消耗量，神经系统却终生维持这种高比值的氧气消耗量，醒着、睡着，从生到死。
即使在实验室中组织培养的状况下，神经细胞在生物学上和电量上仍旧继续是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