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综合化、整体化的趋势，呈现出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趋势，呈现出交叉创新的趋势，即在学科的交叉点产生出一批代表未来的新兴学科。这些发展趋势，都对大学的科类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强的大学逐渐凸现出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方面的优势，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一些学科单一，主要担负某方面专业教育的大学则渐渐处于竞争劣势。这里仅以担负现代教师教育的师范大学为引子，探讨师范大学处于大学竞争劣势的成因与对策，以期抛砖引玉，为研究不同科别大学发展的不平衡性提供一些思路。
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使高师教育处于高教竞争劣势的问题日趋凸现。师范教育的学科性质、服务对象，及其回报慢、效益差、资金的投入偏低等原因，决定了师范大学缺乏竞争力，始终处于高教竞争的劣势地位。因此，必须进行高等师范教育体制改革，以适应21世纪教育综合化的发展要求。
一、师范大学处于大学竞争劣势成因
高师院校历来以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和教师职业的摇篮著称。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和高等教育改革的迅猛发展，高师院校作为惟一培养师资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师范大学处于劣势的问题日趋凸现。如何摆脱这种状况，是每一个高师教育工作者都在探索的重大课题。缘此，我们力图以甘肃高师院校基本情况为蓝本，就其成因及对策加以探讨，以期引起同行的注意。
（一）学科性质的决定性
长期以来，高师教育既追求师范性，也追求学术性，强调师范性与学术性并重。由此，师范大学以“师范”教育为本，学科、专业设置紧扣“师范”二字，就其学术性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师范大学学科、专业发展受“师范”所限，基本上处于学科、专业发展的“外围的”或“边缘”，依附于一些非高师院校的学科、专业。阿特巴赫认为大学分为“有影响力的”和“从属的”两类，也就是把大学分为知识的创造者和知识的传播者，前者在学术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而后者则居于“外围”地位。换言之，高等教育的学术模式总是从中心向边缘传播的，而师范大学尤其是一些国家和省属重点师范大学，尽管在师范教育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师范院校自成体系，以致“无论是人才流动，还是国内外学术交流，大都限于师范圈子之内，其补充的新师资往往又是‘近亲繁殖’，学术创新的氛围不够浓烈，也难以占据学术制高点。虽然一些师范大学非师范专业已占相当大的比例，但仍以办师范的模式进行专业建设，使之难以突出非师范的学科特色”。因此，总体上来说，师范大学很少产生世界公认的重大科技成果或社会科学的新范式，基本上还只是充当了一个知识的消费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在整个学术网络中仍居于劣势地位。
（二）政策差异的导向性
从师范院校的教育政策看：一是高师教育必须为基础教育服务；二是高师院校的专业设置必须与基础教育的课程相适应；三是高师院校的科研主攻方向是基础教育的理论探讨，尚未突破教育、教学的框子，研究面狭窄；四是研究成果以基础性研究为主，不易转化为生产力，直接为经济主战场服务。从非师范高校的教育政策来看；一是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二是专业设置直接与经济生产发展的需要对口；三是科研主攻方向是自然科学和应用开发研究，有创新的广阔天地，国家的支持力度大；四是研究成果应用价值高，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快，直面经济发展主战场，有很大的含金量。
以上情况说明，学校性质的差异性决定了师范与非师范高校的政策差异性，在社会、学校及其家长中间形成一种轻师范、重理工（非师范院校）的偏见，起了某种政策的导向作用。
（三）投入差距的现实性
从1999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收支情况看，其收入为：兰州大学为23262万元兰州铁道学院为10361万元，而西北师范大学只有9452万元；其支出为：兰州大学为23472万元、兰州铁道学院为10003万元，西北师范大学只有8443．1万元。如基建支出总和中，西北师大为493．6万元，兰州大学为9010万元，高出西北师大18．26倍；兰州铁道学院为4709万元，高出西北师大9．54倍；甘肃工业大学为3424万元，高出西北师大6．9倍；甘肃农业大学为1015万元，高出西北师大2．05倍；兰州商学院为885．7万元，高出西北师大1．79倍；西北民族学院为1612万元，高出西北师大3．27倍。生均公用经费支出中，兰州大学为6048．50元，甘肃工业大学为6323．45元，西北师大为5804．19元。公用经费支出占事业性经费支出比例，兰州大学为53．21％，甘肃工业大学为62．89％，西北师大为51．60％。同样，在1999年度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增减变动情况中，也可以发现西北师大在有关实验设备金额、设备（台件）、五万元以上仪器设备（台件）等方面不同程度地落后于兰州大学、兰州铁道学院、甘肃工业大学等学校。
以上两相比较师范大学在经费支撑上差别很大，这种严重落差，使师范大学在与普通非师范院校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四）社会地位的效应性
师范大学的社会地位偏低：第一，教师的社会地位未完全被承认，人们对教师职业归因偏差；第二，教师工资等生活待遇低，缺乏吸引力；第三，就业没有选择余地，路径单一；第四，缺乏名牌效应，考生往往被动应考，没有内在动力。非师范大学社会声誉高，吸引力大：第一，就业面宽，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大；第二，学科门类多，专业面宽，科研的高、精、尖、新程度高；第三，名牌学校多，名牌效应大，一般比师范大学条件优越，考生往往主动应考。
以上情况说明，两类高校的社会地位产生的社会效应反差很大，优秀考生大都慕名非师范类高校，不愿报考师范院校。
（五）服务范围职能的不同性
师范大学学生的服务范围和职能：其一，限制在教育战线之内；其二，只能当中学教师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其三，教书育人，为基础教育服务。非师范大学学生的服务范围和职业没有严格限制，一是服务范围广、口径大；二是有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个人才华的选择余地；三是继续深造、出国创业、就业的机会多，有利于个人后续发展；四是容易出创造性的新成果，做出新贡献。因此，服务范围的狭窄和职能的单一，也使得高师院校缺乏竞争优势。
（六）回报慢与效益差的必然性
师范大学学生的回报与效益：其一，回报慢且不明显，是一种隐性的回报，无法用定量的方法计算；其二，回报效益低，周期长，无法用经济指标衡量，只表现为一种社会价值。非师范大学学生的回报与效益：其一，一般来说回报快且比较明显，是一种显性回报，可用定量的方式标示其贡献率；其二，回报效益普遍高，周期短，可以用经济指标衡量，表现为一种经济价值，往往一项发明，一项研究成果就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如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
以上可以看出，师范大学回报社会的周期长、直接效益差、经济价值小；非师范大学回报社会周期短、效益高、价值大，创造的直接社会物质财富多。因此，师范大学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也就是必然的了。
二、提高师范大学竞争力的对策
弄清了竞争劣势的成因，我们对师范大学如何办的问题才能提出针对性对策。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就是在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中，高师院校还要不要继续办，如何办？以及最后的归宿是什么？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师范大学在近些年内还不能完全取消，必然继续办。但是从现在起，不能再按传统模式和思想去办，必须从市场经济的实际需要和21世纪教育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出发，站在培养新型教师的高度，来办现代化的高师教育，通过改革、转型，最后同国际高等教育自然接轨，把我国的师范大学办成融学术性、师范性于一体的现代综合大学。
（一）体制外增长与体制内增长并举
所谓体制内增长，就是通过提高现有高师教育机构的资源利用效率，扩大内涵发展。体制外增长，就是通过发展多形式的高等师范教育，特别是在非师范院校办教育学院，在现有体制之外扩大高等师范教育范围和规模，使单一办学体制向复合办学体制转变，逐步增强高师教育的学术性和科研能力。为了减少高等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采用“双轨制过渡”，“在靠现有体制最近的地方”增长，不失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式。其基本思想可概括为：在旧体制存量暂时不变的情况下，增量先行，在增量部分首先实行新体制，然后随着新体制部分在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断加大，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逐步改革旧体制部分，最终完成向新体制的过渡。这样，在过渡期内，既可以保证师范大学的主体地位，又可以实现软着陆，防止大起大落。如英国，为适应社会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用增设机构、增加高等教育类型，而不是用简单地促进现有机构发展的方法，来对现代的挑战作出比较有效的调整”。
（二）建立西部教育补偿投资区
对于西部地区，特别是地处老（区）、少（少数民族）、边（疆）、穷（干旱贫困）的省份，现阶段应以补偿性发展为主。纵览世界高教发展史，“二战”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主要表现为补偿性发展和适应性发展两种方式。高等教育的补偿性发展，是指高等教育在较低的起点上，为了弥补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所采取的快速、急剧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具有补偿的性质。另一种是适应性发展，是指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没有受到外力压抑和扭曲的条件下，教育发展合乎逻辑地延续和增长。补偿性发展是一种过渡性的、有限的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当高等教育的发展达到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当的某一标准时，补偿性发展就为适应性发展所代替。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促进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时，曾有许多成功的补偿性发展的案例。如美国对于处境不利地区的少数民族，开展了“补偿教育计划”，英国开展了“教育优先区”，中国台湾地区推出了“教育优先发展区”等，都体现了补偿性投资政策。我们认为，不妨在西部地区设立教育补偿投资区，先搞试点、总结经验、树立样板、全面推广。只有积极的投入差别补偿，才有可能实现公平。只有将西部教育优先发展区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去认识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给予足够的补偿投资，才有可能逐步实现东西部地区的平等竞争和经济的平衡发展。
（三）设立中心、重点扶持、以点带面、兼顾全局
为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我们认为，应在西北、西南地区各选一所师范大学，办成具有现代示范性的师范大学，以此为基地，辐射西北、西南地区，起到“以点带面，兼顾全局”之作用。西北地区可以甘肃为中心，以西北师大为基地；西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以西南师大为基地。加大投资力度，进行重点支持，从与国际接轨的战略眼光和举办现代综合大学的思维着眼，盘活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高师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激活潜在功能，充分发挥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的重要作用，使其推动辖区内高等师范教育的体制改革和快速发展。
（四）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教育质量是高师院校安身立命的基础，是“生命”和“灵魂”。但是，长期以来，高师教育由于受自成体系的约束，在开放条件下，其教育质量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如何保障高师教育质量的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我们认为，高师教育质量大幅度提高的根本性前提，与其说在于高师教育的局部环节，不如说在于建构一种全新的制度和文化，因此，不妨将部分高水平的师范大学与高水平的非师范大学合并，组建融师范教育与非师范教育为一体的新型现代大学。这样，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开拓创新，促进发展，既有利于加强师范教育与非师范教育的交融，加快高师教育改革与发展，又可以合理配置高教资源，优化专业结构，实现降低成本，达到平稳过渡，从而，为师范大学的彻底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五）加大对西部师范大学的政策倾斜
西部12个省、市、区均属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教育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整体文化素质较低，高级人才奇缺。近些年来，高职称、高学历的人才流失严重。以甘肃为例，1993年一年就流失中级职称以上专业人才2179人，“八五”期间净流失人才4150人，其中，高等学校占50％以上。所以，国家在今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必须把普及西部的初等教育和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放在优先开发的战略地位，从整体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培养大批高级专业人才的长远战略目标寻求开发的智力支撑，以增强发展的后劲。因此，对西部师范大学应当给予政策倾斜：第一，依据教育部关于每省重点办好一所师范大学的政策精神，对西部12个省市区没有进入“211”工程的省属师范大学，采取教育部与省、市、区政府共建的方式，投资上以教育部为主，省、市、区配套，经过“输血补气”，使西部的师范大学有一个跳跃式的大发展；第二，在西部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点的增设上，不要搞指标限制，加大力度，提升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以便留住现有人才，培养未来的西部建设人才；第三，可将基础教育的教材编写和师资培训等建设项目放给师大，以项目的形式给予支持。第四，省、市、区地方政府要主动为西部师范大学的发展保驾护航、开放绿灯，保证经费投资，增强服务功能，协调好各种关系，为师范大学创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
（六）加大转型力度
所谓转型就是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由传统模式转向现代模式，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师范大学在不丢掉自己优势的前提下，由高学术性强化师范性，提高综合性对师范性的影响，重组高师教育的形式，增强面向社会的综合服务功能。具体地说，第一，突破师范大学仅按“师范”办学科、专业的框架；第二，必须加强教育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结合，把服务基础教育作为突出师范教育特色的基础；第三，由并进式向递进式转移。从而加快师范大学的转型速度，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
总之，要使师范大学从高教竞争劣势下解放出来，惟一的途径是改革现行的师范教育制度，面向世界，加快转型，努力使其突破学科性质的严格限制和单一化的办学模式，强化学术性，夯实师范性，提高综合性，保持现有优势，开拓发展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