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乌干达的圣诞节假期，我随哥哥弗兰克·图姆沙彼穿过自家泥巴墙房子的大门出去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起。
放眼望去，我家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队，一路延伸到村子里那条杂草丛生的小道上。排在队首的是个无精打采的男人，身穿一件破衬衫，肩膀处早就裂开了缝。他身后是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她身上裹着一件大花长裙（短袖方领长衫，是乌干达妇女的一种传统民族服饰，其特点为松散宽大、色彩艳丽、长度及地），手里牵着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孩，身旁跟着两个浑身上下只穿着短裤的小男孩，身后还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再往后看是几位妇女，她们被几个小孩团团围住，还有三个中年男人在互相交谈。剩下的人则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排着队，其中自然少不了一只眼失明的詹姆斯，这对他来说有些反常——他几乎每天早上都是在酒馆里度过的。
我想，生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要知道，乌干达西部遍布着许多土壤肥沃的香蕉种植园，还有数不清的大豆、木薯梯田。这里的地势连绵起伏、茶树漫山遍野，犹如一幅流动的自然风景画，特色物产漂洋过海被运往世界各地。虽然如此，可还是有那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钱人屈指可数，这是为什么？对此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已经到了公元1989年，可我们这里既没有电，也喝不到干净的水，连最起码的医疗保健都没有，就更别说教育了。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真心希望能出现一些转机。
“特威西，来和我坐到一起。”兄长弗兰克指着那张三条腿的凳子跟我说。
“真的吗？”
“嗯。”
听到这里，我的心激动得快跳出来了。每逢节假日，弗兰克的老板都会允许他借用公司的车返乡过节。在乌干达，圣诞节不是赠送礼物的时候，但弗兰克早早就把那辆号称“四驱之王”的丰田越野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什么衣服、苏打水、成袋的大米，还有其他一些只有城市里才能买到的食物，应有尽有。除了把这些东西拉回家里，他还要为村里其他人提供些帮助。我看着兄长一个人认真地做这些事已经好些年了，让我参与进来和他一起做还是第一次。
“帮我做记录。”弗兰克说着就递给我了一张纸条和一支只剩一小截的铅笔头。十年间，弗兰克一直都很瘦，可他也一直很结实。他注重仪表，穿的衣服很讲究。当我还是个懵懂的小男孩时，他就已经在古巴接受军情官的训练了。如今我已高中毕业，而他留在金贾（乌干达第二大城市，也是乌重要的工业城市，因1870年英国探险家斯比克发现此地为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源头而闻名。面积73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0万，南靠维多利亚湖，距首都坎帕拉约80公里）工作和生活，这个城市远在乌干达的另一边。
站在队首的男子整理了一下他那磨破了的衬衫，他试图让自己显得正式一些，不过他的脚上没有鞋子。
“有需要帮助的吗？”弗兰克用当地土语鲁克加语问候道。
“你好！”说着，这个男子就伸出一只手来，“我是伊曼纽尔·穆赫瑞扎。”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穆赫瑞扎？”
穆赫瑞扎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说：“我的兄弟死了，我得照顾他的三个孩子，可我自己还有两个孩子。我答应过他让孩子们读完小学，可我现在根本没钱去付学费和书本费。”
学费和书本费只需要几千先令，也就是两三美元。但对于那卡叶兹村的许多人来说，那比他们一个月挣的钱还多。
“他们在哪所学校？”弗兰克问。
“那卡叶兹村小学。”
“别担心，”弗兰克说，“我会负责这五个孩子的教育开销的。”说完，他示意我记下这个请求。
穆赫瑞扎抬起头，微微咧开嘴笑了。
“谢谢你，弗兰克先生，谢谢你。”他紧紧握着弗兰克的手。
我总是为弗兰克的慷慨大方和乐于助人的精神所折服，事实上，当年我在坎卡兹寄宿学校时就一直以他为榜样。作为食物监察员，我的职责是确保膳食按时送达，每个学生都得到公平的份额。一天晚上，麦片没有熟透、豆酱也做得太老，并且上面还有象鼻虫的卵和幼虫。学生们都不肯吃，我也觉得自己应该支持他们争取更好食物的请求。
为此学校爆发了一次小小的骚乱，部分公共财产被损坏。有人把我告到了校长那里，我也因此停了职。因为害怕回到家里无法面对父亲，我只得在朋友家捱过了两个星期，亏得最后由一位亲戚做担保，我才得以复职。
我没想到我试图去帮助别人，结果反而是让自己陷入极大的困苦之中。好在学生们最后都得到了健康卫生的食物，让我感到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
接下来的那位妇女是我的一个亲戚，她门牙发黄，长裙下摆染上不少了红土。
“你好，娜玛娅！”我握了握她的手。
“我会做得更好的，”她说道，“但是你，特威西格耶，你是多么健康啊，你父亲抚养你们的时候可从不吝啬食物！”
她的孩子营养不良，因为缺乏蛋白质，肚子都鼓鼓的。我们确实很幸运，父亲有一大片香蕉种植园，这基本上就足够养活了我们。如果遇上灾年，我们还能卖牛卖羊补贴家用。
不过，对于穿着打扮，父亲就没那么慷慨了。他的人生信条是衣服一定要穿到很薄、全是洞了才能扔掉。因此我一直穿弗兰克的旧衣服。像他那样时髦的人，穿的衣服往往都是名牌，这把我的高中同学弄迷糊了，他们根本想不通，为什么我这个来自那卡叶兹村的穷酸小子会穿着名牌裤子和皮鞋。
我竞选食物监察员的时候就穿着一套弗兰克给我的海军蓝小猎装，这为我赢得了不少想要借我衣服穿的男生的选票。在农村，借衣服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娜玛娅对弗兰克说：“我不想靠乞讨度日，可我要养活四个孩子。我家的鸡、鸭都已经卖光，现在就只剩下一小块土地和一个漏雨的房子了。”她擦着眼泪继续说：“如果我们不是亲戚，我是不会来这里的。”
听到她这样的遭遇，弗兰克当即给了她一笔钱，这些钱足够买一个月的食物了，不过我担心它们会花在别处。她的大女儿已经辍学在家了，每天的任务就是照顾弟弟妹妹。等她长成十几岁的大姑娘时，她母亲就会把她嫁出去，这些钱便成了她的嫁妆。
接着，弗兰克又给了后面一个女人一些钱，让她去买食物，剩余的给孩子付书本学费。他也答应其他人，帮他们跟校长或政府官员说情。对于张口要钱的人，弗兰克并非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帮助的是那些最贫困的人，特别是牵扯到小孩的，这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他通常会鼓励像詹姆斯这样的男人去找工作，虽然詹姆斯只有一只眼睛，但这并不会妨碍他像健全男人一样努力工作。
整个上午，他都在和排队的人们交流谈话，下午的时候则跟其他到家里来的人交谈。有时直到父亲喊我们吃饭，这样的交谈才会结束。那时，我早已是精疲力尽。
“我不知道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我说，“这么多的人呀。”
“尽你所能，弟弟，”他边说边拍拍我的肩膀，“上帝知道我们不可能帮助到每一个人。”
当我们走进客厅的时候，母亲已经坐在芭蕉叶编织的席子上了，膝盖上抱着她的孙子。一位年轻的表亲端着水盆让每个人洗手，这时候女人们则将一碗碗热乎乎的汤、“马托基”（即香蕉饭，以一种不甜的香蕉品种为原料，剥皮捣成泥状，蒸熟后拌上红豆汁、花生酱、红烧鸡块、咖喱牛肉。马托基有“世界上最好吃的饭”的美誉，因而它也成了乌干达国宴的主菜）、米饭和豆子放到墙边的桌子上。
“请尽情地吃吧！”母亲说道。
家里的其他人，包括姐姐、姐夫、弗兰克一家，以及叔叔婶婶和一些表亲，也来这里一起吃饭。有的坐在房间里吃，有的则在后院就餐。
克莉丝汀端着一个空盘子走进房间，她是我的二姐，家里第三个孩子。她曾经是名运动健将，在当地打过女子篮球赛，还是位青年领袖和歌手。她本应该去上大学，但父亲没让她继续读高中，她就转而接受教师培训，获得了上岗资格证，还决心为教育事业奉献她的一生。
“你知道你的考试成绩了吗？”她问道。
“还不知道。”我说。在乌干达，高年级和毕业班的期末考试一般在每年的12月举行，而这成绩将决定我是否有资格免费进入大学。
费达是我最小的姐姐，这时她坐我旁边，将盘子稳稳地放在她的双膝上。
“你交女朋友没？”她问。
“没有。”
“肯定有哪个人吸引你的注意了，是布雷马女子高中的女孩吧？”布雷马女子高中离我就读的高中不远，那儿的女生经常来邀请我们学校的男生跳舞，许多初恋的萌芽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没有时间交女朋友。”我说。如果我想离开这贫困之乡，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
费达笑着说：“不要让父亲听到哦。”
父亲曾教育我，男孩子应考虑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在这里，性别角色非常重要，我刚满12岁的时候，祖母就已经开始着手制定我的娶妻计划了。
“我们会为你找到一个勤快的女人，结婚后，她会相夫教子，你还可以继续上学，而她会照顾你的孩子。”
祖母说这些的时候，我总是点头表示同意，其实我的内心是很害怕的。12岁的我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我想让我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我想像我哥哥那样出去看看这个世界。
现在我已经毕业了，逃避婚姻、离开这个村子的愿望就变得更加迫切。费达是对的，不能把我的打算告诉父亲。父亲让我在家附近的小学读书，就是为了确保我有时间做家务。当弗兰克建议我去条件更好的布杰马教友高中时，父亲还是坚持把我送到了坎卡兹寄宿高中，好让我每周末都能回家干活。
父亲不想让我继续接受大学教育，因为他觉得那是一种挑衅行为，只要我一提到这事儿，他就大发脾气。过去他常常打我们，醉酒时呵斥我们，还不止一次用棍子打母亲，追着她满村子到处跑。
不，把我的打算告诉父亲绝不是明智之举。如果我要离开，就不能奢望得到他的祝福。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暗自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