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边沟、路拱都做了具体要求。甘肃地域辽阔，在以马为主要代步工具的时代，经国民军驻甘部队的这一倡导，新式公路的修建，无疑对这里经济贸易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作用。同时，刘郁芬为满足军事需要，在所控制地区逐步推广电话和无线电通讯，使通讯设施也从无到有，初步建立，客观上有利于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商贸发展。
开发实业。实业在甘几乎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虽有清末左宗棠设兰州机器织呢局和甘肃制造局、甘肃炼钢厂等一些军、民用企业，但经年战乱，政权更叠，到20世纪20年代时大多处于停顿状态。国民军入甘后，刘郁芬下令在兰州、天水创办制革工厂和开办织呢工厂。1926年春，刘派马瀛岑再次恢复织呢局，并改称甘肃织呢厂。马是山东人，曾学过纺织，思想较新，工作负责，注意调动工人积极性。“故工人个个精神抖擞，加劲生产，所织呢子坚实匀密，所产驼绒毯可与俄毯比美。”徐慧夫：《从辛亥到解放前夕的甘肃织呢工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6页。产品除供国民军军需之外，也有部分产品应市销售，每米售价3元，绒毯每条5元多。遗憾的是，及河州事变起，该厂又因资金不敷周转而停产。对甘肃制造局的改造也颇费周折，省署从天津等地高薪招来技工二、三十人，使职工达到千人以上，可仿造捷克式、汉阳造，三八式等枪械，也造过轻重机枪和小型迫击炮。印刷、面粉、火柴、发电、日用品的生产工厂，在国民军入甘后，频有开办。虽然生产规模小，设备简陋，资金不足，技术落后，有的甚至是手工业性质，但这类民用工业的初步发展，在满足本地消费、解决就业、增加社会财富等方面带来一时之效。不仅如此，在改变甘肃落后面貌，振兴甘肃实业上，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于西北地区近代化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兴办教育。冯玉祥在开发西北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教育，不仅在张家口责令察绥两地教育厅改良中小学教育，对于大学、平民教育和民族教育也极为重视，设立归化的五族学院，并拟设立西北大学。因而在甘的国民军也按冯玉祥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事业。1927年冯玉祥电令甘肃督、省署在甘肃创办大学，省府决定在民初的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大学。次年兰州中山大学成立，这是甘肃第一所大学即当今中国西北著名高等学府——兰州大学的前身。改中学四年旧制，实行新学制，招收三年制初中。1927年，甘肃省立第一中学始设高中。创设了临夏、甘谷、张掖、临洮等县立初级中学，新建了一批新的初、高级小学。教育经费也有了较大增加。令各县成立教育局，指定契税、屠宰税、卷烟税三项为教育专款，设委员会负责经理。在省会设立一所教育馆，“以借教育上之参故”。提倡设立平民学校。公园体育场的举办也有一些。丁焕章：《甘肃近现代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4~308页。
在开发甘肃的过程中，国民军二师还注重商贸流通的发展，在兰州、临洮等地开辟了中山市场，在兰州举办甘肃实业展览会，进行物资交流，活跃市场，发展了落后地区的商贸经济。
甘肃国共合作局面的兴起
国民军进驻甘肃后，不仅在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具有一定建树。同时，随着国民军的入甘，一大批国共两党党员也来到甘肃，他们的到来给甘肃带来很大的冲击力，并且开创了大革命时期甘肃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和革命形势的高涨。国民军入甘时，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崝泉、邱纪民、贾宗周、寿耀南、姜屏周等先后随刘郁芬部队来到甘肃。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又通过国民党西安政治分会派党员胡廷珍、王孝锡、保至善、马凌山等以国民党党员特派员的公开身份来甘肃从事党务。这些都使封闭落后的甘肃省的面貌为之一新。1925年冬，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等与在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会合，并正式成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由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任支部委员。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后，首先在军队和学校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经验，举办民众夜校和甘肃政治训练班，先后在兰州挑水、理发行业工人中建立工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进步青年组织——青年社的基础上，吸收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壮大了党在甘肃的队伍。
1926年—1927年春，中共甘肃特别支部领导在兰党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开展了反对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不断打击右派势力的气焰，最后把田昆山等反动分子赶出了国民党省党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握了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
但田昆山等人不甘心失败，向冯玉祥告状，使宣侠父、钱崝泉等人的活动受挫。冯玉祥又派胡廷珍等4人以特别员身份，来兰整顿国民党省党部的党务。胡廷珍等人的到来，使省党部的整顿控制在中共党组织之中，并借此又发展了一批共产党。1927年春，国民党甘肃临时省党部改组为国民党甘肃党部。胡廷珍为组织部长，马凌山为宣传部长，保至善为工农部长，王孝锡为青年部长。他们帮助国民党建立县党部，发展组织，举办各种训练班，创办刊物和剧团，向国民军官兵和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指导群众运动。丁焕章：《甘肃近现代史》，第292页。
宣传民族平等政策，帮助甘南藏族民众开展收回藏族宗教中心拉卜楞寺的斗争，是共产党员宣侠父在冯玉祥支持下．取得反对封建军阀残暴统治的一次重大胜利。
地处甘肃南部的安多藏区，面积40余万平方公里。民国时代的安多藏区，包括甘、川、青、康四省交界之地，居住的基本上是藏族，全部信奉喇嘛教，而且多属于格鲁教派(黄教)。
拉卜楞寺为格鲁教派在安多地区的主要寺院，它建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该寺的属寺号称一百零八寺，遍布甘、川、青、康四省边境，在蒙古、新疆、西藏、东北也有。由于宗教信仰的力量，拉卜楞寺在安多藏区具有至上的权威。拉卜楞寺最高座主嘉木样活佛第一世名罗桑加参，第二世名郭拉，第三世名洛桑图旦久美尼玛，第四世名俄项久扎效南木吉。
1916年3月26日，四世嘉木样圆寂。拉卜楞寺由大班智达阿莽仓活佛任摄政，李宗哲为襄佐(管事)。甘肃临夏癿藏的回族将军马麒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一味扩张势力。此时，又开始向拉卜楞寺插手。李宗哲为保持其管家地位和攫取更大权力，极力接近马麒，这就给马麒染指拉卜楞寺造成机会。李宗哲的行为，引起僧众的不满，僧众会决议撤销其职务，并清查他经手的账目。李宗哲逃往西宁向马麒告状。马麒派翻译马寿、西宁道尹黎丹先后来拉卜楞寺调查。
马寿蓄意扩大事态，在黎丹返回途中密令亲随乔装藏民，于寺院附近途中袭击黎丹，黎丹受惊不小。马麒听黎丹报告后大为震怒，决意对拉卜楞寺和阿莽仓用兵。1918年6月，马麒派其弟马麟突然袭击拉卜楞寺，打败临时集合的部落武装，进驻拉卜楞寺闻思学院，拉卜楞寺共有六大院，分别为铁桑郎（闻思学院）、居曼扎仓（续部下学院）、居多扎仓（续部上学院）、曼巴扎仓（医学院）、德科尔扎仓（时轮学院）、吉多尔扎仓（喜金刚学院）。
驱赶众僧侣。同年冬，阿莽仓率各
部落民兵数千人反攻，青海同仁藏兵一度进入拉卜楞寺居民区街口，因后援未赶到，不得不撤回。次日藏兵在峨庆沟与马麟军队交火，又遭失败。马麟遂在拉卜楞寺修建营房，作久驻打算；又进攻阿莽仓的基地阿木去乎，火烧该地寺院，屠戮僧俗700余人，掠去金银财宝难以计数。马麟并下令废除阿莽仓活佛，不准转世，焚烧其昂欠(公馆)。拉卜楞寺的大权落入亲马的李宗哲手中，安多藏区为之震动，广大僧俗民众无比悲愤。
继而，经寻访和九世班禅大师卜算，确定丹只坚赞为转世的第五世嘉木样活佛(时年4岁)。1920年11月，拉卜楞寺举行了隆重的活佛座床大典。因五世嘉木样尚年幼，寺院大权由其叔黄位吉代掌。黄位吉向马麟提出撤兵要求。马麒非但不撤走军队，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拉卜楞寺的统治，变本加厉地进行剥削、掠夺。马麒随意撤换寺院僧官，取消了寺院所收的官坊税，设立茶粮局，任意征收粮、茶、草头税，扣留群众给寺院的布施，使寺院经济陷入困境。
此后，藏族民众在五世嘉木样的兄长黄正清的带领下，不屈服马麒、马麟的压力，联络各藏区部落僧俗团结对外。一方面打算以武力抗拒马麒的宁海军，另一方面，打算以告状、打官司的办法驱逐青海的马麒势力。
时值军阀混战之际，北京政府各派势力均忙于应付内战。
省城的督军也自顾不暇，无心解决此民族问题的悬案。因而甘南的藏区民众处在告状无望的境地。1924年夏季开始，藏区各部落民众在嘉木样兄长黄正清率领下，举行夺回拉卜楞寺的武装斗争，终因部落武装难以对付装备精良的马麒军队，损失惨重。马麒军队仍驻拉卜楞寺，而嘉木样活佛只能流亡莲花山和欧拉等地。
1925年秋，藏区民众又组成以黄正清为首的九人代表团，再次赴兰州请愿，向各方呼吁。国民军二师入甘后，黄正清结识了共产党员宣侠父，在听了黄正清对马麒的控诉后。宣侠父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关怀，从宣侠父口中，黄正清第一次听到“民族平等”，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在宣侠父的帮助下，黄正清等起草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
宣侠父在给黄正清等人讲解“民族平等”的道理时说：“你们应该明白，光告状是不行的。只有团结和进步，才能使反抗有力量，才能改变藏民现状。”并帮助他们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介绍黄加入国民党和“少年同志会”，支持他当选国民党兰州市党部监察委员。在宣侠父的指导下，黄正清参加了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如学习汉文、汉语，以“少年同志会”名义，到兰州各戏院宣传国民革命；为“万县惨案”受难者募捐；参加纪念列宁的群众大会……
为了彻底解决拉卜楞寺的问题和藏族僧俗群众被压迫的问题，宣侠父决定亲赴藏区。1926年夏，宣侠父以甘肃督办代表的名义，在罗占彪的陪同下，骑马到了欧拉部落。在参札寺宣侠父会见了五世嘉木样之父黄位中和活佛本人，建议他们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在成立大会上，宣侠父说：“要反抗，就要靠自己的力量；要有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说着就地拔起一把草，拧成一捆，然后用力拉，怎么也拉不断。他又将草分开，一根一根拉，草都断了。然后他接着说：“看到了吗?草要是拧在一起，力量就大，拉不断；人也是一样，只要团结，就谁也别想欺负你们!”然后他又强调了学习文化，提高素质的重要性。与会的部落头人230多人在“团结起来，自求生存”的精神下，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并通过了《甘青藏民后援会宣言》。经过50多天的草地之行，宣侠父回到兰州，向国民军做了汇报，并提出妥善处理意见。
1926年冬，宣侠父调任他处，刘郁芬派其政治处处长、共产党员贾宗周负责处理甘南问题。1927年春，在贾宗周参加下，黄正清与马麒代表重开谈判(因此时马麒已归顺冯玉祥，受命于国民军)，终于达成了“解决拉卜楞案件的条件”。4月，省政府派保安大队开赴拉卜楞，维护市面秩序。不久，新设的拉卜楞设治局局长张丁阳到达。藏、回代表召开了一个联欢会，表示和解。会后不久，马麒的宁海军全部撤出寺院。
1927年6月，嘉木样活佛从欧拉返回拉卜楞寺。这样，历时七年之久的驱马斗争，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军的帮助、支持下取得了最后胜利。
宣侠父等人在冯玉祥的首肯之下，解决了久拖不决的甘南拉卜楞事件。这一举措表面上虽说是马氏家族与黄氏家族之间的权力之争，却无不蕴含着甘南藏族僧俗群众反抗回族军阀民族压迫的深刻意义。同时，也表明国民军此时在争取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处置像甘肃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在民族问题上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军阀压迫的政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