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商品市场发展相适应，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在浙江省也有了较快发展。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大部分企业却长期得不到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因此民间金融市场最先形成。虽然这些以“地下钱庄”等形式进行的资金拆借多少带高利贷性质，但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资金瓶颈，对金融体制改革也是一种触动。近年来，各地积极发展农村金融合作机构，探索并逐步规范民间信贷市场。比如，在台州组建的泰隆、银座等城市信用社，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形成了灵活、高效的信贷机制，成为当地民营经济融资的主渠道。浙江省的技术市场也走在全国前列。1987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浙江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个有关技术市场的地方性法规。尔后浙江省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技术贸易的政策，以加快技术交易场所和技术交易中介机构的发展；创办全国首家网上技术市场，着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2006年，浙江省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达147.3亿元，实际交易额远远超过此数。要素市场的培育，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市场机制在越来越广阔的领域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三、中小企业与特色产业推动区域发展
浙江省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是从前店后厂的小作坊、摇拨浪鼓的小业主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占了绝大多数。由于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企业受到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不足的明显制约，于是它们更容易自发形成细密的分工协作体系，最终发展为“一村一品”、“一乡（镇）一品”乃至“一县一品”的区域特色产业。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表明，2004年末，浙江省共有企业法人（除农业企业外）30.9万个，其中中小企业30.9万个，占总数的99.87％。具体到特定领域，中小企业占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99.95％，占住宿餐饮业的99.9％，占批发和零售业的99.8％以上。这些中小企业多数生产小商品或者某一产品的零部件，却大多依托区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比如，全省当期有165家丝质领带中小生产企业，却有132家落户绍兴嵊州市；在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业中，有57.6％的企业都在温州乐清市。据统计，2004年全省有年产值超亿元的制造业集群839个，涉及企业15.65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5474亿元，分别占全省制造业企业数和总产值的85％和78.6％，涵盖了除烟草制品、石油加工之外的30个制造业行业大类中的28个。其中，像义乌小商品、宁波家电、温州皮鞋、永康五金、乐清低压电器、海宁皮革、嵊州领带、诸暨珍珠等特色产业在国内外市场占有率都较高，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相关产品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近年来，浙江省还积极规划建设各类开发区。2004年，全省主要开发区以8.7％的企业数创造了21.2％的工业销售收入。开发区进一步推动要素集中和产业集聚，成为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趋向。
特色产业与中小企业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这在浙江省体现得最为鲜明。比如，绍兴诸暨市的大唐镇是著名的袜业生产基地，共有8000多个家庭企业从事袜业生产，其中有1000家原料厂、300家缝头厂、100家定型厂、300家包装厂、200家机械配件厂、600家营销商和100家联运商。它们以最终产品为龙头，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社会化协作为纽带，成为一个“无形大工厂”。集聚在一起的大量中小企业既竞争又合作，既注重自身创新，又相互模仿学习，各自做精一种产品、一个环节，既有利于降低技术壁垒、管理费用和交易成本，又有利于健全技术、信息等服务体系和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从而产生了规模经济、知识扩散、技术创新、行业自律等诸多积极效应。
中小企业与特色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进器。2004年，浙江省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从业人数的89.7％，占全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83.3％，占全部企业资产的71.9％。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统计，目前全省已有82个县市形成了主导产业突出、生产加工销售融为一体的区域特色产业。其中，占当地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50％的有45个县市，萧山、绍兴等5个县市的比重超过90％。由此可见中小企业与特色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此推论，1979－2006年浙江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2％，高于全国平均3.6个百分点，并成为全国第一个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省份，其中蕴含着中小企业与特色产业的极大贡献。
四、地域人文精神支撑市场化改革
现实文化总是在特定地域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一方的文化积淀造就一方的民众气质，并最终影响一方的发展轨迹。市场化在浙江省的迅速推进，无疑得益于其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地域人文精神。当渊源深厚的功利主义和务实传统，遇到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必然全面激活浙江人的“文化基因”，从而转化成强大的发展力量。
浙江在唐代就是全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两宋以来更成为全国重要的工商业中心。虽然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但在古代浙江商品经济繁荣、商业文化发达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著名思想家却讲求功利、注重工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例如，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强调“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主张农商相补。永嘉学派的领军人物叶适明确反对义利两分，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他提出“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的治国理念，要求“实政与实德双修”，把仁义道德落实到“民利”上，疾呼要“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心学大师王阳明则大力倡导“四民平等”的观念，认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的区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歧视商业的本末观，率先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这种文化思想传统经过历史发展，积淀在浙江民众的意识深处，影响着一代代的浙江人。
另一方面，地域人文精神的形成离不开自然环境的锤炼。资源匮乏与人口密集，使浙江人不可能靠天吃饭，生存的压力于是成为拼搏求变的动力。千百年来，浙江人凭借精耕细作，形成了一年三熟的稻作技术；敢于背井离乡，造就了闯荡世界的群体性格。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浙江这种文化传统未有充分展现的空间；那么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凭着对市场、商业和求利的文化认同，同时借鉴经营工商业的历史经验，浙江人迅速投身市场经济大潮，并与当今时代发展有机结合，形成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
地域人文精神对浙江的市场化改革发挥着极大的支撑作用。为了创业，浙江人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他们想尽千方百计，走进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真正做到了“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浙江人敢闯敢冒，他们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次跨区域水权交易、第一个对农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的省份，等等。浙江人不尚空谈，踏实苦干，敢于探索尝试，“不重形式重实效”，“先生孩子后起名”。当一些地方对办市场还在犹豫不决时，浙江省的专业市场已经星罗棋布、红红火火；当一些地方囿于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而固守单一的公有制时，浙江省的私营企业发展已成燎原之势。
务实观念还使浙江人踏踏实实从小事做起，温州农民的“第一桶金”，是靠带着“五把刀子”（剪刀、劈刀、剃刀、螺丝刀和菜刀）走南闯北，从缝纫业、皮革业、理发业、修理业和餐饮业中淘出来的；绍兴农民的原始积累，是从“三缸”（酒缸、酱缸、染缸）中流出来的。正是这种地域人文精神，使浙江人率先形成了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浙江省的跨越式发展，源自于先人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当然，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市场化进程都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起步的——这构成地方政府改革最基本的宏观背景。
●浙江经济被喻为民本经济，而民本多元，结果自然是千家万户成了市场主体，四面八方都在务工经商。广大人民群众纷纷作为投资者、经营者，并最终成为财富的积累者、享受者，形成了创业源泉充分涌流的良性局面。
●专业市场以交易某一类商品为主，具有现货批发、集中交易、摊位众多、辐射面广的特点，它对浙江省区域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促进了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确立。
●浙江省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是从前店后厂的小作坊、摇拨浪鼓的小业主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占了绝大多数。由于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企业受到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不足的明显制约，于是它们更容易自发形成细密的分工协作体系，最终发展为“一村一品”、“一乡（镇）一品”乃至“一县一品”的区域特色产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一方的文化积淀造就一方的民众气质，并最终影响一方的发展轨迹。市场化在浙江省的迅速推进，无疑得益于其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地域人文精神。当渊源深厚的功利主义和务实传统，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必然全面激活浙江人的“文化基因”，从而转化成强大的发展力量。
第二节 市场化与地方政府改革的互动演进
市场化促使地方政府改革不断深化，从本质上讲，地方政府模式创新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过去近30年，中国的市场化与地方政府改革互为条件、互相催化、互促共进，尤其在浙江省，有着鲜明、清晰的互动演进机理。
一、利益契合效应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中央一般通过完整的指令性计划控制地方行为。在此条件之下，地方政府的利益要求通常被压制，因而缺乏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权力过于集中是我国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随着市场化大幕的徐徐拉开，地方政府开始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并自然出现获取利益的强烈内在冲动。
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一个时期，放松管制成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题。首先改变的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农民是最早的获益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促使乡镇企业等民营经济异军突起，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工业化；与之相对应，城镇居民的经济活动空间也不断拓展。在这一过程中，浙江省地方政府逐步调整指令性计划管理，积极改革流通、物价等体制。特别是基层政府对民营经济的主动支持以及高层政府的保护性默许，成为当时在理论和政策跟不上实践发展的情况下促使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发育的一种策略。从1978年开始，温州市政府就在全国率先制定《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关于鼓励个人和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规定》、《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的规定》等文件。当民营经济得到“正名”后，各级政府更是相继采取税收减免优惠、允许产品价格浮动、给予支农资金照顾等政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营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时，地方政府又大力倡导“二次创业”战略，鼓励企业进行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升级。而在推动多元化市场主体成长的过程中，浙江省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也得到了显著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