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鹰
如果将数百万大学生看成是被配置的资源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如果将他们看成是资源的配置者的话，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的新世界。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也迅速增加，大学生似乎有供大于求的趋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尤其明显。来自全美高校和雇主联合会最近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2009年所有申请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在离开校园时确有就业机会的仅占19.7%，即每5个申请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只有一个人找到了工作。而在2007年，其比例是51%，2008年是26%。美国2009年的应届毕业生大约不到130万，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使政治家们惶惶不安。
中国2009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达610多万。面临如此大量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领导困惑，家长忧虑，个人惆怅。是负担，还是财富，这涉及如何看待和使用人力资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倘若有效配置如此丰富的人力资源，尤其是大胆地引导并释放他们的创新精神，这笔人力资源对中国甚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必将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中国在其远古年代就开始重视开发人才，重用人才，使中国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以及制度的改革诸方面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创造了震撼历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正在欧美以咄咄逼人的势态突飞猛进的时候，繁荣昌盛的中国逐渐落伍，以致停滞不前。
回答李约瑟难题
世界上第一个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最彻底研究的人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李约瑟用他毕生的精力，撰写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庞大的著作全面揭示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为中国科技在世界和历史上地位的“正名”开辟了道路。更重要的是他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引起人们对经济发展历史变迁的深思。
李约瑟难题之所以“难”就因为在当时的中国面临不可思议的两个事实：辉煌的科技发展历史和贫穷落后的现实。除了李约瑟以外，世界上很多专家和学者参与了积极的讨论。例如，美国的历史学教授肯尼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一书中试图解释中国在发展现代经济中失败的原因。他不同意“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欧洲中心主义认为欧洲拥有符合现代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条件，而中国却由于其局限性而无法积累这些先决条件。彭慕兰利用大量数和质的方法来比较英格兰的欧洲和长江三角洲的中国，证明直到19世纪末这两个地方的差异并不明显。从而，彭慕兰总结了19世纪以来中国落后于欧洲的两个重要原因：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有足够的煤炭能源；中国也没有像英国那样开辟新世界以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类似于彭慕兰教授那样的解释还涉及诸如中国的人口，地理位置等自然现象。
在改革开放即将全面展开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蠢蠢欲动，试图以历史为镜而继往开来。首当其冲的包括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其代表作《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运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和大量史料，试图说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金、刘夫妇从中国历史上呈现出来的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来分析其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中国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直到显露出社会危机，爆发动乱，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周期性改朝换代，这两个重大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正是这种特殊的调节机制，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2000余年的延续状态，使之呈现出社会结构的巨大稳定性。这种强大的稳定性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向前发展。像金、刘教授那样，许多中外学者也都着眼于中国的文化、政治和传统等社会现象来解释李约瑟难题。
试图回答李约瑟难题的文人学者越来越多。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提出问题的李约瑟本人。他在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一书序言中高度概括了他的贡献和思想。他声明，中国的非凡发明和发现一个接一个地、清楚地出现在其文学作品以及考古的或图表的证据之中。这些作品和证据通常早于欧洲有关这些发明和发现的文献。他批判培根的肤浅和西方沙文主义的傲慢。但是他发现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源泉是中国特有的封建官僚制度。他认为，自从秦始皇【公元前三世纪】以来，那些新兴的皇帝会立即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支持下执政，而旧的世袭的封建家族逐渐受到攻击、得以摧毁。这个官僚机构所能提供的公务，使欧洲各小王国难以想象其深度和广度。他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在其早期阶段大力推动了科学发展。但是其后的官僚体系却强行压制了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阻止了像欧洲那样的科技突破。例如，公元8世纪初，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那样，已经能够进行由南向北延伸大约2500英里子午【弧】线的勘测。当时的欧洲人既不能够发起、也不能想象远征南极。然而，中国人自己却没有广泛地利用这种勘测技术去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创新资产阶级与创新官僚阶级
为什么在讨论中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时候谈到李约瑟难题呢？我???意到，在试图回答李约瑟难题的文人学者中，很少提到李约瑟所看到的17世纪的事实。那就是欧洲的科学革命伴随新教改革和资本主义崛起。其中流砥柱是那些创新资产阶级【entrepreneurial bourgeoisie】。为什么在那片广阔的中国国土上，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就没有形成那个轰轰烈烈地掀起类似新教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创新资产阶级呢？是中国缺乏创新人才吗？显然不是。
其实，创新是人类的本能。不然的话，我们至今还会赤身裸体地穴住洞窑。熊彼特将创新人才【entrepreneurs】定义为那些做新事或用新方法做已经存在的事情的人。更重要的是，创新人才能把事情干成功。如果我们坚持熊彼特的这个定义，将Entrepreneurs翻译成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有大量的创新人才，而且有一个Twitchett所看到的“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cy】和“统治精英”【ruling elite】。由于有这样雄厚的创新人力资源，且不说那些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了，中国的制度发明和改革也是惊人地超前。
例如，美国在1781～1860期间，从非洲输入了30多万奴隶。至1860年止，美国的奴隶人数已达400万。但中国早在王莽【公元前45年至公元23年】时期就提出废除奴隶制度一系列政策。再例如，经过几千年的战争，欧洲各国在二战结束后的许多年才找到“欧共体”形式和睦相处。“欧元”是在1992年以后才逐步建立。而秦始皇则在公元前221年就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了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大一统：“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行同伦、一法度”。
这个具有2000～3000年历史的大一统竟然同欧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西方制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中国在公元第一年就开始建立了高级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英国和美国公务员养老金制度则分别建立于1810年和1920年。再例如，那些持有最高职务的官员，即皇帝的宰相，在公元前100～200年之间，至少有22%来自贫穷或卑微的家庭。相比之下，据计算，在美国的1789～1953年之间，只有18%最高职位的人来自低层家庭。
如果说欧美的创新资产阶级创立和完善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的话，那么中国的大一统的创立和完善是由这些统治精英在不断的制度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中完成的。他们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的统治阶级--创新官僚阶级。但是，这个创新官僚阶级的形成是以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为基础的，隋代以后便以科举的形式将培育和提供这个阶级的人力资源制度化。
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它对于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极大地束缚了个人创造能力的发挥。例如，人的能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人尽其才”是人才资源配置的最佳模式。但是在科举制度下，人们“读书做官”。其原因是，人分十等，“官”为上等。而官分九品，上品为“相”。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做出类似“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职业选择。再例如，在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下，有领导天才的人很难发挥他们的能力，有创新精神的人只能在君皇所容忍的限度内上书进言。其结果，那些最有聪明才智、最有领导能力的人，拥挤在政策制定的机器中，胆战心惊地守候在君皇的脚下，夜以继日地算计最佳上书进言的时辰，诚惶诚恐地伺机获取君皇的赏识。少数得以功成名就--唐初开国良相房玄龄就是一例。多数则未能如愿以偿。幸运的精英像范仲淹和岳飞那样被流放，留下流芳百世的诗句或著作；不幸运的则像清末的六君子那样被送上了断头台。人力资源的错配【mis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不仅浪费了大量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贡献的才子佳人，而且加速了大一统制度的衰退。这个创新官僚阶级是以创新为己任，但是，他们的创新活动可能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经济后果。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实际上是大一统条件下的创新官僚作为统治阶级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
创新人才与创新体系
我在前面用熊彼特的定义规范了我所使用的“创新”这个词的含义。根据鲍莫尔教授1993年的研究，创新人才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具有双重性：他们既是资源的配置者，也是被配置的资源。在西方社会中，创新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来讲以私有制为前提，市场公平竞争为条件，以大量的私有企业为特征，以标新立异、独占鳌头为荣。在大一统的中国，创新官僚阶级是以中央集权的分封制为前提，考场公平竞争为条件，以寄人篱下、服务于人为特征，以榜上有名、封官赏吏为荣。这样看来，创新资产阶级与创新官僚阶级相比，两者都需要以公平竞争为条件，两者都以取胜、成功为荣。不同的是大的制度前提，以及取胜的手段和目的。如果说前者是以经营企业为手段，以占领市场为目的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制定政策或影响政策的制定为手段，以大一统的巩固为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