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玥
从开始做辅导员到现在——学生第一次叫我老师开始，我的工作生涯已经度过了整整6年。可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个6年呀，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6年周期都应该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吧，而我也是一样的。就在我从事这份工作的6年中，我慢慢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觉得在其中不仅仅是我授予学生知识，并且我也可以从学生的身上学到更多我所不知道或不曾体会的事情。
我最初做辅导员的时候，所带的学生对我的印象应该都认为我是很严厉的。由于刚开始做200多个学生的指导工作，我的内心不免有些忐忑不安，我记得当时在第一次开班会作自我介绍过程时，我居然没有说自己叫什么，只是让学生叫我秦老师。因为当时年轻，所有我很怕镇不住学生，又听说这里的学生有多么难管、多么调皮捣蛋之类的，所以内心很放不开。但是现在学生之间提起我时，直呼我的姓名我也觉得再正常不过了，反而觉得很亲切，因为我明白了权威不是靠称谓树立的，他直呼你姓名并不是不尊重你，相反在和你说话交流时点头哈腰也并不表示真的尊重你。
曾经有这样一个学生，他在班会上当众激烈反驳我的观点，当场就和我顶了，很不给我留面子，后来我就因为这些事情经常与他谈话聊天，一来二去，就谈得深了、了解得多了，慢慢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思想竟开始相似起来了，后来他居然是最支持我工作的一个人。而他在毕了业后也经常来看我，和我无话不谈，有些像兄弟姐妹的感觉。前不久的一次班会上，一个学生称我为“和蔼可亲的秦老师”。猛然间脑子里有了一些念头，原来如此“严厉”与“放不开”的我现在也能慢慢对工作如鱼得水了，那一刻，我觉得好开心、好欣慰，因为我觉得生活与工作有意义了——因为我进步了，而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从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收获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学生，因为胃病而住院了三天。我当时觉得既然是男生，而且没几天就出院了，应该是无大碍的，而且我带了这么多学生，偶尔有学生生病应该是很正常的，所以就没有特意去看他。等到毕业聚餐那天，那个男生举着酒杯和我说：“秦老师，我生病那时你应该来看看我的，当时我父母都没在身边，我的同学晚上也都回去了，我当时心里觉得很难受——”当我听到这里，我的意识瞬间就停滞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他们有时候是多么需要我的关心，哪怕是一个眼神、一句安慰的话。也许在我认为是很小的事情，在学生的眼里都是很重要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学生，他已经毕业了，有次他到私人诊所去治感冒，后来就莫名其妙地“走”了。虽然那个学生已经毕业了，但是派出所还是找到他毕业前的辅导员——我去认尸，第一次看到不久前还生活在我身边的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突然去了，我的内心真的是很震惊，但更多的是一种惋惜之情。所以自从那以后凡是有学生来我这里请假去看病的，我都会问得很详细：“什么病啊？严重吗？到哪里去看啊？有没有人陪着去啊？家长知不知道啊？”我这里成了望诊第一关，如果可以，我还会给他们一些基本的建议，然后重点提醒他们要去正规的医院看病，看骨科的是第六医院好，看中医宁波有专门的中医院等等。做这些，只是因为作为他们的辅导员老师，我不想再让我的学生感到在异地求学没有亲人关心的孤独与难过，不想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
一段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位位教会我关怀的学生，让我明白作为一位高校的政治工作者身上的任务与责任。在这个特殊的工作领域中，不仅仅是我在努力不断地给学生创造与提供机会，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其中我觉得我是与学生们一起慢慢成长的，很感谢我的那帮可爱的学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启迪，教会我在有限的教学时光中看透蕴含着的无限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