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张爱玲孤僻，炎樱热情。这一对密友可谓相得益彰。
她们的共同爱好着实不少，绘画就是其中一项。在后来香港沦陷时，为了打发光阴，两人就常在一起作画。一个勾图，另一个就上色。爱玲曾给炎樱画过一幅肖像，形神毕肖，颇得人欣赏。一位俄国老师甚至要出钱买下来收藏。炎樱虽不是专攻绘画的，但有天赋，后来张爱玲小说集《传奇》的封面，两次都是她设计的。在香港求学期间，凡是看电影、逛街、买零食，都是两人为伴。炎樱的父母亲在上海，与张爱玲的母亲家相距不远。有一次放暑假，炎樱起先答应留下来陪张爱玲，但不知何故未打招呼就回上海，张爱玲哭得不可开交。
据张爱玲说，她平生只大哭过两回，这就是其中一次。可见她与炎樱的友情。
一个暑假后期，母亲曾经到了香港，专门看望张爱玲。她吃了一惊，母亲明显憔悴！也许是因为改了发型，头发束起来向后梳，显得特别瘦。
这次母亲的穿着也很朴素，湖绿麻布衬衫，白帆布喇叭管长裤。大概是因为到学校来，所以尽量简朴。母亲解释说，“这次来时朋友邀请，就来了，随后还要去别处，想着顺便来看看你的宿舍。”
临别时，母亲要张爱玲有空去找自己玩。
负责接待的嬷嬷忽然问起张爱玲母亲住在哪里。
母亲略迟疑回答浅水湾饭店。
嬷嬷没动声色，而张爱玲在一旁却感到奇窘。她知道那是香港最贵的旅馆，而自己却以家穷为名在修道院白吃白住了一个暑假。
以后的几天，她天天都到浅水湾酒店去看妈妈。
据《小团圆》里的描写，黄逸梵一行在香港迟滞了多日，却不见有去哪里的打算。
其间港大的一位老师欣赏张爱玲的刻苦，特地送给她800元钱作为“奖学金”。张爱玲喜滋滋地把这钱拿去给母亲看。
母亲却主张不要用别人的钱，要还给人家。张爱玲连忙解释老师是好人，除了上课自己跟他根本没来往，退回去会伤了人家的心。母亲便说：“先搁这儿再说吧。”可是，两天后张爱玲无意中得知，母亲打牌输掉了800元钱！而此后母亲就再也没有提那笔钱的事。
这件事对张爱玲的触动极大。多年后在上海，她对姑姑说起了这事：“自从那回，我不知道怎么，简直不管了。”
似乎从这个时候，与母亲之间的裂痕已经产生，随后的事件使得这个裂痕随之扩大，而事件便是同性恋事件。
在香港的日子，母亲谈了她对炎樱的印象，说：“人是能干的，她可以帮你的忙，就是不要让她控制你，那不好。”
最后三个字，说得声音很低，别有意味似的。
对于那个时代的香港，感受过香港开放的张爱玲敏感地懂得母亲是指自己的朋友炎樱是同性恋。以前她听母亲和姑姑谈论过，有些女朋友要好，一个完全听从另一个指挥。但是张爱玲心里不服，母亲一度跟姑姑关系也很密切，舅舅甚至常常嘲笑她俩是同性恋。为什么“她自己的事永远是高尚的，别人无论什么事马上就想到最坏的方面去”。后来张爱玲跟炎樱说起过这事，炎樱说也许是更年期的缘故。但张爱玲对此耿耿于怀，直接反映到她许多文学作品中。
·崛起上海·
张爱玲回到上海的时候，大半个中国已经沦陷，这其中包括奋斗了三年半的香港，母亲则去了新加坡再也没有回来。而她的落脚处自然不会是那个冷酷无情的父亲家。那么唯一的选择只有姑姑租住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
到这里有个很经典的小故事可以看出她姑姑的落魄，这也是她决定踏上写作之路的因由之一吧！
她刚回到上海那天，姑姑备下一桌饭菜接风。第二天姑姑就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现在就吃葱油饼，省事。”她心里明白，忙说：“我喜欢吃葱油饼。”从此一日三餐都是葱油饼，倒也吃不厌。张爱玲从小听母亲在午餐时讲营养学，习惯了，一天不吃蔬果鱼肉就有犯罪感，而现在则有了一种逃学的感觉。
姑姑雇了一个女佣，天天来洗衣服、打扫，此外就是在煤气灶上煎葱油饼。
还有一件事彻底让张爱玲决定用自己的笔墨换取活着的权利。
姑姑在电台临时找了—份工作，报新闻报得牙龈上火鼓脓，连着几天用西药口腔清洁液漱口，几天后姑姑知道这个广播电台是日本人所控制的，心想不能为了几万元的薪水生烂舌疮，下拔舌地狱，于是便辞职了。
那时上海沦陷已近五年，文艺刊物上早已不见巴金、茅盾、老舍的大名，就连报纸上连载的张恨水小说也销声匿迹。文化人绝大多数都爱惜羽毛、鄙弃敌伪，他们或是撤离，或是搁笔，或是被封杀，留出了一大片空白。
正如柯灵先生后来所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山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见《遥寄张爱玲》）
柯灵这段话，还另有文化传承上的一层意思，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大腕不走，新手难出”——张爱玲恰在这个空当冒了出来。
发现文坛出了个新手，率先主动向她约稿的是英文月刊《二十世纪》。
机会是不期而遇的，张爱玲就此出手了！随后便是一发不可收拾。
张爱玲当年带着第一步小说手稿《沉香屑——第一炉香》去拜访沪上名作家周瘦鹃（《紫罗兰》主编，创刊号刊登了这篇小说）得到大力的赞赏，他还亲自登门拜访张爱玲，语气平和地说：“那天跟张小姐谈得很高兴，拜读了大作，更是余香袅袅，回味不尽。”
张爱玲的小说在《紫罗兰》杂志上刊出后，引起上海文坛的一些人关注。
《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读到小说，简直惊为天人，曾赞不绝口：“我拿到文章一读，简直觉得是个奇迹。当编辑看到好文章，脊背骨要来回麻三趟，就那样！我得打听打听这张爱玲是从哪里冒出的，上海有这样一个人才怎么我们搞出版的竟然会不知道？”
张爱玲像一团野火，一阵春雷，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轰轰烈烈地炸开来，稿费汇票和约稿信纷至沓来，其中又以《天地》杂志主编苏青的约请最为别致：“叨在同性……”姑姑看了也觉得有趣。
说至此处，不得不谈一下苏青这个女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引荐，或许张爱玲永远不会认识纠葛足有半世的胡兰成。
她们两人的见面也很具有戏剧性——是在苏青家里。
这天，苏青在自己出版社对面的小食店里吃面，唏哩呼噜的，眼睛还忙着看稿子，她冷不防看见一个穿着老清装的女子抱着稿子在出版社前张望。苏青一口面就含在嘴里，不确定这人是从哪朝哪代冒出来的，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女子向小食店走来，问正在煮面的老板：“想请问您，有个饫地》杂志社是不是在这弄堂里？”苏青赶紧吸两口面汤，嘴一抹，立马追出去说：“我是苏青！你是张爱玲？”
张爱玲回过身，嫣然一笑：“我来给你送稿子！”
苏青带着张爱玲来到家里，一进门便能看见一张方桌，桌上堆着早上的稀饭锅，旁边都是书和稿子，看来这桌子既是办公桌，又当饭桌用。小孩的一只毛鞋扔在桌上，苏青顺手拿走，解释说杂志社办公室就快有着落了。
张爱玲一进来就喜欢上这里的气味，一个女人全力张罗着一个世界。她微笑着说：“我知道稿子晚了，怕寄来还要耽误时间，自己跑一趟安心。”
也正是这个第一次见面后发生的故事，让胡兰成这个名字犹如跗骨之毒，慢慢附着在这个孤独的灵魂上面。
·三年孽缘·
初次见面，苏青和张爱玲聊得还算投机。于是苏便要张陪她去伪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周佛海家，为一个被关押的朋友奔走，张爱玲好奇地问：“这个人犯了什么罪？”
苏青说：“他这人啊！是苏秦的舌头，秦武阳的胆，他除了落文字狱，犯不上别的罪！”
张爱玲一听落的是文字狱，心里突然升起同情，爽快地说：“我是不会说话的，陪你走一趟倒是可以！”
在行政院发生的故事也就不用笔墨累赘。
回去的路上，张爱玲方才知道苏青与胡兰成并不认识。
苏青笑着说：“我这趟拖着你也不冤枉！我跟他书信往来还是因为你的文章！”
张爱玲诧异地问：“怎么说？”
苏青俏皮地看着张爱玲说：“他就是看了，《天地》月刊上登的那篇《封锁》，特地写信来问我张爱玲何许人？我就给他回信答说—一是个女人！叫他别以为只有男人会写文章。”说到这个地方，得用一些篇幅讲一下胡兰成身世。他的祖父胡载元为一大富户。父亲继承家业后破产沦为普通农民。胡兰成的求学之路颇不平坦，高小毕业因闹学潮而辍学，后考入杭州惠兰中学，四年后又因编辑校刊与教务主任起冲突被开除，后考取杭州邮务局的邮务生。邮政人员在“旧社会”是个铁饭碗，可惜只干了一个月，他又因指斥局长“崇洋媚外”而被开除。这年他21岁，为谋出路毅然去了北平，在燕京大学校长室做抄写文书，同时旁听学校的课程。
这是他蛹化为蝶的关键—步。在燕京的时间虽不长，却大大开了眼界。
1932年，他返回家乡，发妻玉凤去世无力下葬，他四处苦苦告贷竞求助无门，最后在于妈那里借得60元还招来一通奚落和鄙夷。此事对他刺激甚深，从此放弃了任何正义感，一心只想向上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