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第一家族·
民国旧梦是非多，南京起傅厚岗6号的一幢民国老房子。就曾上演过一幕爱情悲喜剧，其主角，是一代国画大师徐悲鸿与其学生孙多慈。说才女诬家孙多慈，必须先说她的祖父——安徽寿县孙家鼐。孙家鼐官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人称“寿州相国”。后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为管学大臣，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传说他家的大门上，曾挂有一副对联，上联为“门生天子”，下联为“天子门生”。这种才学和气派，在安徽都找不出几个。但孙家家规极严，16岁之前的男子不许穿丝绸、皮毛；行为举止以《礼记》为准；如有偷、抢、奸等行为，家族会严厉惩处。孙多慈父亲孙传瑗，号仰遽，字养癯，是小房之后。由于自小受家族影响，孙传瑗对科考充满敬仰，他最大的理想是通过科举光宗耀祖。但作为身处晚清时代的年轻人，又难免激情如火。在这方面，同族、激进派孙毓筠是他仰慕的英雄。光绪三十年，孙毓筠变卖家产，借用寿县朋友住所，创办了推行新式教学的学堂。聘请的教师中有一位就是孙多慈的父亲。
1905年末，孙传瑷和教师汤葆明在学堂提出了剪发以示反清斗志的倡导，并带头把辫子剪了。学生当然愿意，但是家长强烈反对，由此把一个寿州城闹得沸沸扬扬，孙传瑷自己也被逼到了没有退路的绝地。
不得已，他和汤葆明一商量，将数十位学生连夜带出了寿州城，之后徒步50余里，来到安徽省城安庆。这些学生，一部分转入大拐角头的尚志学堂续读，另一部分，由孙传瑷把他们送至南京。也正是这个变故，孙传瑗扎根安庆，连日本鬼子打来后，他和他的家小仍生活在安庆城内。
1908年，孙传瑷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安徽通俗公报》和《安徽船》。直到1912年孙毓筠出任安徽省第一任都督，孙传瑷也跟着做官，最高傲到省政府秘书。随后孙传瑷还在安徽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担任过教务长。
孙多慈诞生在1912年4月12日，农历二月二十五那天。出生地是同仁医院，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
三年前，孙父创办《安徽通俗公报》的时候认识孙多慈的母亲，孙多慈的母亲年轻貌美，并且温柔善良。那个时候孙传瑷在筹备报刊，事情很多，两人三四天都不见得能够见上一面。但孙母十分理解。没多久，他们便组建家庭，开始了甜甜蜜蜜的夫妻生活。
一年后，大儿子孙多拯出世。
为这一个“拯”字，孙传瑷还是很费了些心思的。那个时候的孙传瑗光芒外露，为儿子取名“多拯”，就是想自己为国为名的理想延续到下一代。等待孙多慈出生，孙传瑷看到一双儿女，思想也不再那么激进，尤其是同事好友韩衍被害，更让他希望获得和谐和平静。为女儿取名“多慈”，他希望将来女儿能够心带仁爱。
同年，在江苏宜兴．17岁的徐悲鸿，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年十七，始游上海，欲习西画，未得其途，敷月而归。为教授图画于和桥之彭城中学。”他创作的白描戏剧画《时迁偷鸡》，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并获二等奖。这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
·小丫头瞧不起人·
童年孙多慈对绘画限于简单的摹仿。但这种在她眼里简单地模仿却总让伙伴惊讶。有一次父亲看到也惊奇不已。那个时期的孙传瑗已在省政府做秘书，母亲在一女子高等小学教书。父母文人特有的，对艺术和文学，及对世界的认识，在日常的交流中总是流露出来，无意地熏陶着孙多慈，并由此影响到她的爱好兴趣。后来孙多慈在《孙多慈描集》“述学”中讲到自己的成长，说：“吾自束发从受书时，以吾父吾母嗜文艺，故幼即沉酣于审美环境中；而吾幼弟恬，对于绘画音乐，尤具有惊人之天才。姊弟二人，恒于窗前灯下，涂色傅采，摹写天然事物，用足嬉憨。吾父吾母顾而乐之，戏呼为两小画家。初为天性趋遣，直浑然无知也。”见她有兴趣，父亲还专门为她请了家庭教师教导她美术。当然也是名家，姓阎，名磊，字松父。那时候阎松父在培德女中任教，还组织了一个丁丁画社，专门研讨中国画。他对孙多慈的聪慧赞叹不已，但认为她的笔风太野，倒像个有血性的男孩儿。有年秋天，按照现在的算法，孙多慈读初一。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姓萧，是北京来的画家。父亲和人家喝高了，非要孙多慈将画作拿出来让客人点评。萧叔叔还真仔细看了，看了还说好，口口声声叮嘱孙父说，如果孙多慈真想往这方面发展，就去北京找他。孙多慈嗤之以鼻，满脸不屑。父亲批评她说：“你这丫头，不知天高地厚，在北京，在安庆，有多少人想跟你萧叔叔学画，他理都不理呢！”
父亲的这位朋友萧谦中，是安庆东郊杨桥石塘湖人，在北京是出名的大画家。民国初年的大总统徐世昌曾请其到家作画。萧谦中回安庆的时候，身份已经是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后来孙多慈看到萧谦中的山水画作，认为灵秀有余，大气不足。她把观点说给父亲听时，父亲哈哈大笑，说孙多慈什么都不懂，乱评论别人。
于是父亲把孙多慈叫到身边，如同老朋友聊天一样，深入浅出地与女儿谈起诗，谈起词，谈起文，谈起史，谈诗词文史与绘画的关系。孙多慈似懂非懂，但一字一句都听到心里去了。在《孙多慈描集》的“述学”中，她非常感谢父亲对她的这种诱导式教育。
孙传瑷虽对女儿画画持肯定态度，但并不支持，在他看来，靠画出名的女子历史上屈指可数，如果成为一个作家，那就另当别论。
这时候孙多慈已经就读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看到一些小女孩对作家的羡慕常常面露不屑，不就是写两篇破文章，有什么了不起？
那段时间，只要有空孙多慈就出去写生，鸭儿塘、皖江公园、城南江岸，看到好的景色，或天水相连，或亭台楼阁，或葱绿树木便一屁股坐下来，一待就是半天。也不全是观察景色或提笔写生，而是让思绪变成文字，后来她记录这些这些文字，投给安庆的几家报馆，其中有两篇居然被刊发出来。
父亲就笑她不要一心二用，要定好发展的路线，究竟是当作家，还是当画家让他自己决定，不过父亲的倾向十分明确，绘画只能是爱好，无论如何也当不得饭吃的。
·变故心生求学路·
在安庆女中，最先看出孙多慈绘画天分的是图画教师胡衡一。胡衡一的身体略略有些胖，尤其在冬天，宽大的长袍被他穿着显得十分臃肿。他总是在讲台上放一只苹果，让学生做写生练习。
大家都认真画苹果的时候，孙多慈却在画臃肿的图画教师。虽然谈不上形似，但多少也还有点神似。胡衡一知道她的小动作也不说破，故意绕到教室后面，再回来逮了个正着。孙多慈以为至少会被一顿批评，结果没有，反而让臃肿的老师“呵呵”笑出声来，把她的“作品”展现给学生，还说：“孙多慈同学不画小苹果，非要画我这只大苹果，大家看看，还真有些传神呢！只要同学们画得好，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无所谓。”孙多慈在羡慕的眼光中多少有些得意，而对胡衡一老师的尊敬也由此埋进心间。“在一女中学校，教师中对我期许最殷切者，为图画教师胡衡一先生。”直到晚年，在台湾每每向朋友回忆旧事，她依然如是说。
同样对孙多慈宠爱有加的，还有国文教师李则纲。
父亲孙传瑷对李则纲非常佩服，说他的国文不是最厉害的，但绝对是最有见解的历史学家，教书能超出课本的局限，用自己的观点给学生以启示。
当时的历史课本大都按照远古、中古、近古区分，概念很模糊，缺乏科学性。李则纲在讲课时直接不讲这些模糊的分类，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剖析文章，在权威杂志《教与学》上发表，引起教育界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出任安徽省博物馆馆长。著作有《安徽历史述要》、《史学通论》、《中国文化史》等。
李则纲对孙多慈的文字极为推崇。每每读孙的作文总是眯着眼睛，尤其读到他欣赏的句子，摇头晃脑，似乎陶醉于其中。
受到老师鼓励，孙多慈转而对国文产生兴趣，尤其是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像什么《小说月报》、《创造》、《东方杂志》等，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只要能找到的，一看就是半天。父亲对此很推崇，帮她四处借阅，到周日还带着她去谯楼后面的省立图书馆去找。
变故起于1929年的初秋。
1929年3月，蒋介石委任原冯玉祥旧部方振武，出任讨逆军第六路军总指挥。5月，又以“皖人治皖”为由，调任方振武为安徽省主席。
任命方振武，表面是蒋介石的信任，实则不然。
这年年初，中国局势出现新变化，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各派之间的矛盾由暗转明，形成火拼。先是蒋桂战争，后是蒋冯大战。方振武是冯玉祥旧部，自然是蒋介石重点防范的对象。6月方振武赴任的时候，第六路军被整编为两个师，随之调至安徽。同时蒋介石则将其嫡系部队调到皖区，用以牵制方振武，削弱他的军事力量。武官从文，方振武无从下手。而此前的安徽政府官员走马换灯一番乱调，没有任何公信力。让方振武略感欣慰的是，在省政府长长的工作人员名单中他看到旧友孙传瑗的名字。
但谁也没料到，方振武在安徽并没有让蒋介石放心。再加上在安徽的时间，方振武又与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在郑州结拜了金兰之交。密报传至蒋介石处，蒋介石拍了桌子，可见其震怒。
9月26日，方振武带着卫队乘安丰舰离开安庆去南京述职的时候，蒋介石在南京接连下达两道手令：
命令方策率陆军第六师速达安庆接防；方鼎英率陆军第十师速达合肥接防。
命方策速将方植之、苏宗辙、孙传瑗逮捕，押送南京。
而这个时候，方振武乘坐的军舰还没有驶出安徽的江面，孙传瑗就在家中被押走。
孙多慈当时看完电影回家的时候，父亲已经被带走，她坐在母亲身旁，轻轻为母亲拭着眼泪。
“你爸爸被带走的时候，让你无论如何不要放弃学业。”
“我知道。”
1930年的新年，在孙多慈的印象中，带着—种灰调子，说来就来了。
元旦当天，她拉着弟弟外出散心思，在城西大观亭面对滔滔长江，看见长江南岸那远远一抹青灰之色，猛然想起自己已经18岁。
几天后，父亲的朋友从南京带来口信，说方方面面关系疏通好了，孙多慈他们可以到老虎桥监狱探望父亲。
母亲孙汤氏带着他们三兄妹，连夜坐船到了南京。
见到了父亲，也见到了父亲的狱友蒋百里。蒋百里，报刊介绍他是军界奇人，有“中国兵学泰斗”之誉。他是光绪年间的秀才，青年时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回国后任沈阳督练公所参议。又赴德国学习军事。辛亥革命时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23年与胡适等组建新月社。1925年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1929年末，因参与唐生智联手石友三的反蒋活动，也被蒋介石秘密关押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也就是蒋百里，介绍孙多慈到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读书，使她结识了徐悲鸿。
·中央大学的旁听生·
1930年是孙多慈的关键之年，高中最后一学期结束，她在安庆女中的学业全部完成。面对崭新的大学生活，报考学校，选择专业，早在高三前的暑假，父母就和孙多慈，以及她的老师，作了细致的商议，当时目标十分明确——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
可突生的变故打乱了她的生活环境和学习心态，仅仅两个多月，她的各科成绩直线下滑，别说报考全国一流的国立中央大学，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学，也还要看她最后的努力程度。这种状态从南京回来后，依然无法改变，孙多慈也懂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考个好学校，但要真正安下心来却非常困难。
事情在这年春天发生了转机，4月的一天，父亲孙传瑷意外地被放出来了。事先孙多慈并不知道，放学回家，见客厅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竟然是父亲。
父亲和她谈起未来的取舍，孙多慈早胸有成竹。
尚在几个月前南京探监的时候，她听说中央美术会画展开幕了，便特意去观看。在展馆第二室，一进门，她就看到了挂在中心位置，尺幅最大，色彩最艳，也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油画《田横五百士》。
晚上回到旅馆，在《中央日报》上她又读到《徐悲鸿的画》这篇文章：“《田横五百士》是描写汉帝遣人招抚田横，田横与五百士作别时的情景，此刻田横心中充满说不出的悲痛。至于五百士，也知田横此去凶多吉少，在伤别离之外，一方面愿他平安归来，一方面又愿他不屈不挠，所以此时的情绪最激昂，最含蓄，最幽郁，最深沉……”
由此，她记住了一个注定要让她记一辈子的名字——徐悲鸿。
去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西画的念头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
父亲沉默，虽然他不希望女儿走绘画这条路，但如果不能考上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1930年，孙多慈和同学李家应一同到南京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父亲本来要陪，但孙多慈坚决不同意，她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好。
当时，国立中央大学从头至尾组建才满三年时间。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纳蔡元培关于“改官僚化为学术化”的提议，颁布“大学区制”，率先在江苏和浙江两省试行。在江苏，一系列学校合并成国立中央大学。
来南京报考的考生高手如云，孙多慈那点才华，本不出众，而且这点才华又只显露二分之一，自然无法胜出。
结果在意料之中，孙多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新生录取名单上。
父亲也不责怪，只是道：“情绪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就好。那就去办该办的事吧。”递给她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宗白华教授。
“筹办安徽大学时，也想请宗白华来安庆执教，是我去南京找的他。这两年我们多有交往，也和他说过你报考中央大学的事。你去南京找他，他会帮忙的。”父亲解释。
这时的徐悲鸿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宗白华带孙多慈找的就是徐悲鸿。
宗白华与徐悲鸿相交，也有些小故事，当时宗白华赴德国法兰克福留学，听说法国国立最高美术学校的徐悲鸿如何了得，便慕名拜访。结果两人一见如故。
曾有研究徐悲鸿的学者这样描述过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宗白华带着孙多慈，到艺术专修科徐悲鸿画室找徐悲鸿，这是徐大师和孙多慈的第一次见面。
那个时候徐大师正在作画，差不多完成了。见宗白华进来，扬扬手，“既然白华兄来了，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宗白华也不客气，“既见君子，云何不喜，惜未见也。”“什么话，狗屁不通！”徐惩鸿叫道。
宗白华笑道：“你一个芙学大教授，连‘狗屁’都出来了，成何体统！”
一抬眼，看见怯生生跟在宗白华身后的孙多慈，后边的话收了回去，“这就是想来旁听的学生？”
宗白华把孙多慈推到他的面前，“我这个安庆小老乡，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徐悲鸿上下打量了一下孙多慈，问：“以前画过些什么作品？”
孙多慈把特意准备的她认为还说得过去的一些习作递了过去。但徐悲鸿只是随手翻了翻，就把它们丢到一边了，“过去拜过什么老师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