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事件在社会公众中引起极大的反响。2008年1月19日，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转载了广电总局的通报，其中搜狐新闻频道刊登后，有634位网民发表了评论，对这种赤裸裸的所谓性教育节目绝大多数是强烈谴责，认为电台为了广告收入违背了媒体人的基本道德，违背媒体的责任，为牟取利益占用大量时间播出了大量涉性节目，是垄断下的腐败。
广播传媒作为经营组织，通过传播信息谋利无可厚非，但是以什么样的手段、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谋利，应该有着自我约束的底线。广播媒介是以全社会为传播空间的大众传播，其规模之大和影响之广，为人际传播难以企及。正因为如此，作为传播组织的广播应如义务论所说，有着社会义务，这是一种较专门的、较狭义的由广播所处的社会制度、广播媒介地位所规定的义务，类似于行政的义务、职业的操守等，所传播的信息不能逾越人类共同的伦理底线，这是广播经营行为的底线。
（四）嫌贫爱富，迎合部分人却损害其他公众利益，违背正义原则
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是“正义论”的代表，他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坚持平等原则，即只要可能，人们享有社会基本物品的平等分配权。同时主张在公平机会的前提下，在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方面，关心那些处境最差者，始终从最少受惠者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精英受众是当代媒介的受众理论核心。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希伯特所说“一般说来，媒体更热衷于俘虏最多的、最有价值的观众，而不是努力满足社会各个层面的需要。”广告传播面对的是消费者，广播节目播出面向的是受众，广告商青睐强力消费者，为了与广告商追求的消费者契合，广播电台往往以一部分主流受众的喜好和需要为指导，电台的一切经营工作都围绕着主流受众和他们的热点话题，一般说来，这类主流受众是在社会上具有较高地位、经济收入中等偏上、人际关系网络层次较高，更重要的是他们占有社会的主导话语权。占有这一部分受众，当然意味着电台占有了大部分有效而且回报较高的市场。
社会赋予媒介神圣的使命在于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而我们有很多媒体自觉不自觉地以商业逻辑为驱动力的，商业逻辑执行的是“利润最大化”原则，商业逻辑一旦支配媒体，就可能把人都当作商业资源来开发。很多广播电台在定位时考量特定听众的要求，首先考虑他们有没有利润价值，将受众界线片面地集中在城市中收入中等的居民群体内，这实际上是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一种媒介歧视，这种带有偏见的传媒视角必然又将反射回社会伦理形态之中，引起社会对农村话语、弱势人群话语的忽视和剥夺。这就会形成严重的文化“物化”现象，从而模糊了传媒应有的公共性、公益性的本质规定，给社会带来危害。
从社会平等和谐发展的角度，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应该平等地享有信息媒体对他们服务。这里我们暂且不强求对弱势群体的优先原则，我们的电台，连最起码的平等原则都没做到。
（五）广播媒介与企业的合谋，牟取非正当利益。
合谋从字面上理解为共同谋划。作为一种有目的的、负外部性后果的合作行为，合谋广泛地存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金融术语中的合谋是指行为人意图影响市场行情而与他人同谋达成交易的行为。而企业经营中，企业寡头们通过协调相互之间的行动，以“联合”的力量占有市场，谋取强权地位，获得竞争优势，增加其联合利润。广播经营中，也越来越多出现负外部性后果的合谋行为，以广播媒介与企业、广告商的合谋最为常见。
众所周知，我国的媒体承担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传播信息、服务企业、指导经济，所以，在企业通向市场的道路上，媒体扮演着信息桥梁的角色。随着商品社会的到来、市场经济的推进，企业推广宣传日益活跃，大量的信息要透过媒介向消费者传达，而媒介也进入经营时代，信息服务逐渐变得有偿，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广播媒介由于营收的局限，迫于经营压力，对企业的依赖程度更大，越来越多出现负外部性后果的合谋行为，与企业、广告商三者“抱团取暖”，合谋牟取更大的利益。
一是合谋刊播“软文”，各得其所。一些企业出于市场需要，希望尽可能借助广播媒介的力量来为企业或产品形象做文章，除了刊登广告外，就是有偿刊登企业“软文”，混淆广告与新闻的界线，变相广告的形式，通过更巧妙、更迂回、更隐蔽的方式，编织一些诱人的谎言、陷阱，误导听众，损害消费者利益。在这一合谋行动中，企业借力广播的传播渠道和媒介影响力，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同，而广播则获得企业资金回馈，二者各得其所。
还有是广播媒介与广告公司、企业一起共同经营节目，一同占用公共广播资源牟利。我们常在广播中听到的“空中诊所”、“名医坐堂”等就是这种形式，将广告变相专题节目形式，主持人、专家、“患者”一唱一和，煞有介事地进行医患间的咨询活动，其实是药商坐堂卖药，推销产品，电台与商家一同占用公共广播资源牟利。
再有在利益的诱惑下，对一些擦边广告、甚至是问题广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企业广告商合谋，利用虚假报道和广告，帮企业欺骗公众，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三、广播经营伦理冲突的根源
广播经营中产生伦理冲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暂时性原因，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人文思想、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等恒久性原因，这些原因和伦理问题的表象相互交错，互成原因。所以，溯源求本地理出原因和结果才可能为解决问题指明方向。
（一）市场经济对广播业的影响
广播的经营行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所以，广播经营中的伦理冲突，实质是市场经济对广播业的影响。
首先是广播无法克服市场的缺陷。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来对社会资源（土地、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下，市场功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市场调节，就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是根据价格信号反映供求缺口而指导企业生产；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中有自我调节，自动平衡的功能，这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和利润机制来进行的；市场机制还是技术革新和结构调整的内在推动器，这主要是通过竞争机制来进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灵活性，应变能力强；市场通过竞争，淘汰低效率者。但是，市场也存在缺陷：忽视长期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对经济总量无力调节；对于大的结构调整，市场机制显得软弱无力，调节具有局限性；市场机制本身不能保证公平竞争。市场竞争会带来环境污染生态问题；难以处理好公平与效益的关系。
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道德问题，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冲突问题、公平和效率的矛盾问题、社会责任的问题日益突出。广播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可能独善其身。如果无法克服市场的缺陷，就会导致经营伦理问题。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市场经济给广播带来的积极因素，也要防止市场缺陷带来的相关问题。
其次是广播受到社会转型伦理缺失的影响。
我国当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社会转型期，道德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异，原有的居支配地位的道德观念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许多新的人生追求悄然兴起，不同社会成员的道德取向纷然杂陈，各种道德标准之间的差别、碰撞和冲突日益明显。由于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和人的观念失调，社会运行中的某些层面呈现短暂失序状态，人们的社会心理也会出现某种失衡现象。一个处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组织系统，其结构的稳定性往往较低。
我国广播业在转型期所出现的行为失范，正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原有的与自然经济或产品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秩序受到严重冲击，而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秩序尚未形成，在此背景下某些经营行为便进入了一种“道德无政府”状态。
（二）媒介体制的局限性
广播经营伦理冲突的根本都是围绕着利润优先还是社会伦理优先，这也是所有大众传播媒介都面对的冲突。
关于利润优先还是伦理优先的论战，是企业经营中常见的论战。利润学派认为，利润先于伦理，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益，企业作为经济实体对社会只承担经济责任；其他任何责任必须服从经济责任或包含在经济责任之中。伦理学派则认为，伦理先于利润，企业在具有法人地位的同时意味着它具有道德人格承担对环境、公众、政府负责的义务，这些都是经济责任以外的社会责任，企业应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谋求利润。调和派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指企业在一个动态系统中应该具有的权利和义务，不能片面归结为经济或伦理单方面的责任，企业的利润目标和伦理目标同样是企业在社会活动中所拥有的权利范畴和义务范围，它们作为企业责任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同样的论战也常见于大众传播媒介行业。“媒介的存在主要是为攫取利润”还是“媒介必须为公众利益服务以维护信誉，获取利润”148这种在传统眼光看来不辩自明的道理，成为争执不休的焦点，很多时候，从意识形态我们分得清“媒介必须为公众利益服务以维护信誉，获取利润。”的合理性，而一旦进入实践层面，这种合理性就有可能蜕变为非合理性。什么原因所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