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帝的轻税政策适足以资豪强地主的问题，是这样引起和加剧的。文帝所实行的“十五税一”和曾经三度试行的“三十税一”的田租率，不过是一个征收田租的比率，而不是定额田租。在实际纳税的过程中，是按纳税者拥有土地的多少和每亩土地产量高低相结合的方式计算的。换言之，一家一户缴纳田租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土地的数量，二是亩产量的高低。前者是个相对稳定的不变量，后者是因施肥多少和耕作勤惰等因素的不同而变化的可变量。基于前者，土地愈多者，纳税量也愈多，反之亦然；基于后者，劳动者施肥愈多和愈勤劳，亩产量也会随之增加，纳税量也会愈多，反过来也是一样。对于一般的个体农户来说，拥有土地的量是十分有限，他们只有靠多施肥和勤用力去提高单产。这样一来，按率田租法去缴纳田租，土地数量少所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而由于多施肥、勤用力导致的产量增加所付出的田租量，会大大超过因土地少而获得的好处。反之，豪强地主土地多，自然通过低田租率所获得的好处也多；他们一般不直接从事生产，故通过亩产量的提高而多付的田租量落不到他们头上。于是，总的结果是：通过文帝减轻田租率的政策，主要获利者是豪强地主而不是农民。因此，当时人荀悦在其《汉纪》中说：“今汉人田租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多，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而人输豪强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于豪人也。”荀悦对轻税政策适足以资豪强的分析，可谓切中时弊。在这样的情况，必然使富者日富，而贫者日贫。豪强地主愈富之后，往往“役财骄溢，或至兼并”。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无立锥之地的农民，就只有借高利贷过日子，进而只有出卖十分有限养命田以及自己的子女以偿债，最后只有逃亡。晁错在给文帝的上书中所说的“五口之家”的“农夫”，在一年四季的辛勤劳作之后，还不得不“取倍称之息”过日子，最后只能“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的情况，就正是文帝时的情景。
关于弛山泽之禁、开关梁之阻和纵民冶铸等政策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是在封建剥削制度的温床上滋生出来的。以弛山泽之禁来说，给农民固然带来了樵采之便，但最大的获利者是战国时期遗留下的大批使用奴隶劳动的冶铁、采矿、铸钱和煮盐的大工商业主。他们进入山泽地区，占山泽以为己有，大肆采矿、冶铁、铸造，以致富甲天下，还利用其资财交通王侯，结集势力，图谋不轨。有的还操纵市场，屯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甚至还不佐国家之急，任意兴风作浪。
再以纵民铸造货币来说，虽然增加了货币的流通量，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能铸造钱币的人，只能是大冶铸业主和诸侯王，以致在文帝时期出现了专门以铸造钱币致富的不法之徒，正如《盐铁论·错币篇》所云：“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使得“吴王（刘濞）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上亠下维]、汉、蜀，吴、邓钱布天下。”《史记·平准书》也指出，因为文帝时令民得自铸钱，以致吴之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可见诸侯之坐大乃至叛乱，也与纵民得冶铸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文帝的开山泽之禁、通关梁之阻和纵民冶铸等一系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不仅带来了如上述的不良后果，而且还使当时社会形成了重视商人和轻视农民的风气。连司马迁也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倚市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思潮，虽然到武帝时期才特别突出，但文帝时期实已开其端。故文帝之时，农民弃本求末之事，经常发生；文帝三番五次下重农之诏，也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商人致富之后，不仅在生活上挥霍浪费，而且利用资财，交通王侯，或用钱买爵，或纳粟免役，还大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商人兼并农民之事与日俱增。法律上虽然重农抑商，但实际上商人的地位远在农民之上。正如晁错在给文帝的上书中所指出的：“今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已富贵矣；（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出现了“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的“上下相反，好恶乖迕”的反常现象。以致表面上的“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实质上却是危机四伏的火药桶。
对于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危机，当时的政治家不是没有察觉到。年轻有为的贾谊与晁错，就曾不断地针对这些问题大声疾呼，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缓解危机的各种建议。例如贾谊的《治安策》，就指出当时的形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且各有所指。他还在《谏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中，指出纵民自由铸造钱币的政策，造成了劣币泛滥、钱文混乱、农民背本趋末和商人陷罪等弊端，因此，他力主废除纵民冶铸的政策。晁错也在看到了上述弊端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帝面对他们的建议，虽心知其正确，但因为老臣、宿将的反对而不能用。所以文帝的悲剧，既在于他未能预见其改革措施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未能听取贾谊、晁错等人的正确建议。五上述因为改革和基于维护刘邦确立的政治原则与报恩思想作怪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不是文帝所愿意看到的，更不是他的主观意愿造成的，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并无大损于“文景之治”的金字招牌。但是，随着地下材料的出土，多少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其主观意愿的某些迹象。
1973年，在江陵凤凰山第十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的第六号木牍，记载了西汉前期刍、稿税制度的一个实例，至为完整和宝贵。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的绝对年代，据考其下限为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上限为文帝晚年。如此完整的刍、稿税制度，即使是属于景帝四年之物，也是在文帝时期逐步形成的。因此，它可以作为研究文帝时期刍、稿制度最原始和最可靠的材料。兹录六号木牍的释文如下，以便分析：“平里户刍二十七石田刍四石三斗七升凡卅一石三斗七升八斗为钱六石当稿定廾四石六斗九升当□（表示空缺一字）田稿二石二斗四升半刍为稿十二石凡十四石二斗八升半稿上户刍十三石田刍一石六斗六升凡十四石六斗六升二斗为钱一石当稿定十三石四斗六升给当□（空缺一字）田稿八斗三升刍为稿二石凡二石八斗三升”（引自《文物》1974年第7期）我们知道，秦在商鞅时就已有刍、稿税的征收，且与田租一道征收实物，其中刍系以饲草上缴，稿税则以禾杆缴纳，二者都以重量计算。入汉以后，从史书所载，只知仍有刍、稿税的征收，但有无变化和如何变化，由于史料缺乏，无以知其详。通过上引木牍所记，得知文、景时期刍、稿税制度已发生很大变化。质言之，约有如下数端：
第一，刍税出现了“户刍”与“田刍”的区分：六号木牍所记平里与稿上里的刍稿税征收，都把刍税区分为“田刍”与“户刍”。顾名思义，“田刍”应当是按田亩多少征收的，“户刍”是按户征收的。“户刍”按户征收，则不分贫富，每户都得缴纳。这显然对劳动人民不利，而大有利于豪强地主。因为他们的土地虽多而纳同贫民一样多的户刍。
第二，“户刍”重而“田刍”轻的税率固定化了。秦时无“户刍”与“田刍”之分，自然不存在何者轻何者重的问题。据六号木牍所记，平里“户刍”为二十七石，“田刍”只有四石三斗七升；稿上里的“户刍”为十三石和“田刍”只有一石六斗，明显地反映出户刍重而田刍轻。平里的“户刍”高于“田刍”六倍，稿上的“户刍”则高于“田刍”八倍有余。由于“户刍”是不分贫穷按户征收的，而“田刍”是按田亩多少征收的，因此，“户刍”重于“田刍”的固定化，更是有利于豪强地主而不利于劳动人民的。
第三，刍税征收的质量也发生了明显优于稿税质量的变化。
秦时的刍税与稿税在质量上是差别不大的。云梦秦简《田律》规定：“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刍自黄……[上黍下鱼]及……[上蔴下日]束以上皆受之”，同稿税之征收禾杆在质量上是基本相同的。据六号木牍所载，平里与稿上里分别允许以刍税中的“六石当稿”和以刍税中的“一石当稿”，意即允许缴纳者可以用一定数量刍税折合成稿税缴纳，“六石当稿”与“一石当稿”是允许折纳的最高限额。当木牍记载刍税与稿折合的比例时，又分别有平里“刍为稿十二石”和稿上里“刍为稿二石”的话，据此可知刍与稿的折合比例为刍一石折合稿二石。这就表明刍的质量明显高于稿的质量。再结合平里与稿上里都是刍税重于稿税的情况考察，则文景时期的刍、稿征收明显加重了。
第四，从刍、稿税征收时的计量单位的变化，也反映出刍、稿税征收质量的提高。秦时的“顷入刍三石，稿二石”的“石”，都是指“一石”为一百二十斤的重量单位，因为禾杆、杂草等饲料是无法用容量计算的。但是，据六号木牍所载，不论刍税的“户刍”和“田刍”以及“田稿”，都是以若干石若干斗若干升计算的，明显由重量单位变成了容量单位。这说明提高刍、稿税的质量才能实现这种转变。随着刍、稿税缴纳质量的提高，自然是刍、稿税征收的加重。
第五，允许以“户刍”、“田刍”中的一部分折钱缴纳的规定，也反映农民负担的加重。
秦时的刍、稿税征收无以钱折纳的规定，而六号木牍却明载平里要以刍税中“八斗为钱”和稿上里要以刍税中“二斗为钱”，即明确规定缴纳刍税时必须要以一定数量刍税折钱缴纳。我们知道，农民手里无钱，只有豪强地主有钱，于是农民被迫去贷钱或出卖土地、子女以缴税。因此，折钱纳税之制，对劳动人民是非常不利的。
由上可见，文景时期刍稿税领域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都不利劳动人民而有利于豪强地主。而且这一系列的规定，对谁有利和对谁不利是比较清楚的。当作这些改变时，难道文帝的主观意愿根本没有考虑吗？这就是说，不管汉文帝如何除****、行仁政，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本质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