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9年博士毕业到1999年回国，张亚勤在这些年间先后为两家研究院工作过，他从一个20岁刚出头的技术天才逐渐转型为管理研发、战略、市场乃至销售的研究院主任。而这个路径也是科研型人才转型的一种典型方式。
从1989 年博士毕业到1999 年回国，张亚勤在这些年间先后为两家研究院工作过，他从一个20 岁刚出头的技术天才逐渐转型为管理研发、战略、市场乃至销售的研究院主任。而这个路径也是科研型人才转型的一种典型方式。
从中国科技大学硕士毕业的时候，张亚勤一度考虑过转行学习管理，因为那是一块未知的领域。十余年后，经历了研发和若干个项目的历练，即使非管理科班出身，他也已然游刃有余，甚至走得更远—1999年回国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时，至少有4位优秀华人科学家随即追随他的足迹，最终加盟。
“你能不能慢点呢？”
1989年，23岁的张亚勤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学位。但这一年美国宏观经济形势比较糟糕，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经济紧缩期，失业率高企，毕业生们也人人自危。
然而，优秀的张亚勤似乎与这些绝缘。当时，美国Contel公司在华盛顿新设立了一家研究院，负责人是一位退役的陆军中将，和比克赫尔茨教授是故交。教授对这个刚刚成立一年多就已经达到100多人规模的研究院很看好，认为张亚勤的研究方向恰好契合研究院所在的领域，于是就引荐他去了这家研究院。
刻苦学习近20年，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可以说，张亚勤是怀着无限的憧憬踏入这所研究院的。在学校搞研究做项目的经历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辛苦付出、多想多干，总会收获成果—毕竟，论文和产品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刚一上班，他就给自己确立了研究课题，作实验、写报告、发论文、申请专利，忙得不亦乐乎，拼搏精神比在学校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半个月就把研究报告和成果交给老板。
三个月之后，张亚勤的研究就有了很大进展，他很兴奋地把自己辛苦做出来的东西都交给了老板。老板拿到手上翻了翻，然后对这个满脸都是期待神情的年轻人笑了笑，让他先回去等消息。
有一次，张亚勤被老板请进了办公室。这位印度裔的老板看上去精明能干，说话不紧不慢。他先是客气地问张亚勤在这里工作的感受如何，是否适应工作环境。寒暄完了，老板这才慢悠悠地把张亚勤的研究报告拿出来，称赞说：“亚勤，你的研究相当精彩，报告也做得非常漂亮！”
张亚勤欠欠身子，正要谦虚两句，没想到老板话锋一转：“可是，你能不能慢点呢？”
张亚勤一愣，没明白老板的意思。
老板紧接着解释说：“你现在的工作效率给其他同事太多压力了，已经有人向我反映由于你的原因，自己被分派的工作太多了，有点受不了。”
原来，工作投入的张亚勤一点儿也没有留意研究院里的其他人，他不知道大多员工都很闲散，和他的拼命工作形成了强烈反差。在美国的大多数研究院，张亚勤做的这类报告以及提交报告的频率，平均每个人半年出一份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而张亚勤这种一个月交几份的工作效率，大大超出了周围环境可以接受的极限，无形中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张亚勤不记得他是怎么从老板办公室出来的，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还有公司嫌员工干得多？”这么多年的学习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老师告诉自己要慢点儿。张亚勤的心情极其复杂，他把这件事讲给导师听，导师哈哈大笑，说：“这个家伙完全是个失败者！”
正是这种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让几十年后的张亚勤回想起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来其实是“不开心的”，还带着一些无奈。那段时间，张亚勤时常对自己说：“反正只是一份工作，不喜欢的话，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山西人的隐忍性格，以及20多年来远比同龄人丰富得多的生活经历，使张亚勤做决策时总是能抓住核心点：“我还是没有因为心理上的不快离开这个研究院。毕竟，这是一家有名望的大公司的研究院，接手的项目都是电子工程领域最前沿的课题。当时我刚毕业，需要在一个大平台上建立高水准的研究、工作规范。而且，我终究对公司还是有所期待的。”
选择留下来的张亚勤并没有被同化。他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一如既往快马加鞭地搞研究。公司对自己没有期待，不代表自己对自己没有要求。他索性给自己订立了一个研究计划，圈定了一系列项目课题一个个往下做。只是大大降低交报告的频率。
亚勤的话：
年轻人要更多地学会为自己工作，不要等着别人安排工作给你，也不要老算计自己这么努力，是不是让公司太占便宜、自己太吃亏了。要记得你的一切努力，都会在未来得到公正的回报。
从华盛顿到波士顿
正当张亚勤在这个“上下一团和气”的研究院“孤军奋战”时，Contel公司被美国著名的GTE公司收购了。GTE公司当时风光无限，有20多万名员工，是一家业务范围广泛的通讯服务提供商。此时，距离张亚勤毕业加入Contel的研究院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场收购，对于自己究竟是遭遇还是机遇呢？初涉职场的张亚勤并不知道。
收购案发生之前，研究院让张亚勤做了一个视频压缩研究项目，但是有了一些眉目后，研究院又不想花大力气继续深入研究。而张亚勤最早在华盛顿大学参与医疗项目时一开始接触图像压缩，就被这个领域深深地迷住了。Contel研究院的视频项目浅尝辄止，并非张亚勤所愿。因此，即便公司没有进一步投入，张亚勤还是很看重这个全新领域，于是他自己认真钻研，继续研究。
GTE公司派新老板接管了Contel研究院的工作。张亚勤所在研究院的各项资产、各个研究项目，都被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评定。GTE公司正在做的视频压缩项目，张亚勤在视频领域的那些工作正是GTE最急需的一个方向。新老板看到张亚勤的研究项目，就像是意外捡了个大便宜，立刻把张亚勤研发的视频压缩技术列为高度重点项目，并把他调到位于波士顿的GTE公司总部去工作。
亚勤的玩具
到了GTE总部，张亚勤很快就被这家公司的工作氛围给感染了。新老板是英国人，对视频通信十分重视。作为内行人，他很明白张亚勤的研究之价值所在，最大限度地给张亚勤的研发工作提供支持。作视频压缩研究对视频设备要求很高，老板手一挥，一次性用150万美元购买了一整套的视频设备。当了一年“独立大队”的张亚勤一下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直到今天，谈起那种终于可以心无旁骛专注科研的感觉，他依旧记忆犹新。
之后的1990年到1994年这4年间，GTE公司不但给张亚勤提供了充足的财务支持，而且几乎没有对他的研究作任何限制：对于自己课题方向的选择和进度，张亚勤有充分的决定权。尤其令他兴奋的是，研究院里的科研成果很快就会被应用到实际产品中去，这是最能给科学家带来幸福感的事了。
这段时间，可以称得上是张亚勤作为一位科学家发挥得最酣畅淋漓的阶段之一。
然而，科研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数字视频压缩领域的产业化还处于摸索阶段，张亚勤作为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科学家，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在研发一个数字影院的项目，终于做成了一个超高清晰度的投影仪的实验版。可是当插上电源仅半个小时，由于功率太高，散热装备跟不上，投影机急剧发热，整个烧掉了。在研究院的理想环境下制作出来的高清图像，如何在电影院播放？不同场景下研究院的投影技术分别要怎样进行工业化的改进？视频通过什么介质传输？视频信息如何存储？这些在今天看来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在20年前，都是张亚勤需要在研究院里反复论证好几个月的关键性问题。
回忆当初在研究院那段苦行僧般的生活，张亚勤却甘之如饴：“那段时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产品最终要面向市场，所以我做项目就不能再像一个纯粹的科学家那样，只追求技术的突破和项目本身的结果，而是要进行市场分析，用户的角度是决定一项技术生命力和价值的最终评判标准。”
那段时间，由于视频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张亚勤在该领域连续攻克了众多技术难关，他也成为公司在创新实力方面的象征之一。1992年，张亚勤的视频研究项目被选为“GTE董事长最喜欢的5个项目之一”，每逢重要人物到访GTE，他的视频项目都必定要进行演示。以张亚勤为标志的“GTE视频压缩和宽带传输”成为华尔街最看重的GTE资产和最具增长潜力的创新技术之一。
曾在海湾战争中“一战天下闻”的CNN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远不像如今这样辉煌。但CNN创始人泰德·特纳（Ted Turner）早在那时就对张亚勤的视频项目一见倾心。特纳到GTE商讨合作。众多项目中，这个对商业和技术有着敏锐感觉的传媒巨人一眼看中了张亚勤的视频项目，反复咨询，整整研究了一个下午才回去。两个星期后，GTE就和CNN达成了一个金额达10亿美元的项目。这个项目让张亚勤在GTE名声大振，大家打趣地把这套吸引来十亿美金的设备命名为“亚勤的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