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30年前的那次考试，张亚勤说：“197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气魄与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而恢复高考则是彻底改变每个普通人以及整个国家未来命运的根本性战略。中国的发展需要人才，高考正是遴选人才、进而创造整个社会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机制。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
一个多世纪以前，梁启超写下了《少年中国说》，培养什么样的青少年，如何培育中国的未来，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点，就成为一个关乎民族兴废的话题。也正是因此，记录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中国故事》节目选择了张亚勤、柳传志、郭凤莲等十个标志着新时代印记的名字，记述那段凋敝岁月之后的复兴历程。
“我那个时候就是想和特别聪明的孩子在一起。”若干年后，张亚勤这样回忆自己“神童”经历的缘起。在时代提供的宏大背景下，张亚勤创造了自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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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
如果说，张亚勤能够考上少年班，完全凭的是自己的努力，没有人会有异议。但是，有一种力量在无形中给了他很大的动力，那就是榜样的力量。在那个阶段，这种榜样的力量来自宁铂，他几乎是张亚勤当时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今天张亚勤回忆起来，说道：“有一个目标、一个启示对人的成长很重要，或者说你不同时期的人生确定了不同的目标，对人生方向有很大的影响。在这点上，还要追溯到母亲的教导：那时母亲一直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她从精神层面上给了我激励。她常说：‘不管古今中外，处处都有你学习的榜样。’我上中国科技大学时的榜样就是宁铂，我也切身体会到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亚勤的榜样观也随之变化了。他说：“人的年龄越大，就越不容易产生偶像感了。不过，我后来也佩服过很多人，比如说我很佩服我留学时的导师，还有一些科学家。”
天外有天
1978年9月，张亚勤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远行到来了。
和往常独自出门一样，这次离家上大学，转移粮食和户口关系、买火车票、托运行李等许多事情都是张亚勤自己去办的。虽然有母亲陪着，但她从不出面，只是在一旁提醒不要把证件丢了。托运行李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叫大人来办，小孩不能办。”坐在远处看管行李的母亲这才上来说：“他能行，让他自己办好了，我不会写字。”工作人员没办法，只能让“小孩”办。当张亚勤填完各种表格交给工作人员时，工作人员一看是去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上学，都惊奇地围着这个“小孩”问长问短，柜台前一下子涌来了一堆人。在一片赞扬声中，张亚勤和母亲颇费了一番力气才离开现场。
儿子即将远行，母亲当时的心情张亚勤无法完全猜度，但有一点，两个人都十分清楚，从离开的那一刻起，张亚勤就要完全独立生活了。火车站送行的那刻，母亲只是笑着说：“你能行！”
这是张亚勤人生的又一次跋涉，他将从这里开始他生命中的黄金旅程，开始他的大学时光。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乡—14岁的少年班学生郭元林。车厢狭小拥挤，两个本应戴红领巾的孩子，却背着行李远走他乡，这在满是成年人的车厢内显得很是特别。
一夜颠簸，两个少年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直属中国科学院，是理工科学生首选的一流名校，在那个年代甚至比清华和北大还吸引人。当张亚勤拖着行李站在学校门口，仰望“中国科技大学”几个大字时，他终于舒了一口气。
无巧不成书，当时来接“新生”张亚勤报到的“老生”，就是被他奉为榜样的宁铂。初见偶像、梦想成真—甚至12岁进大学的年龄比起偶像入学时的13岁还要小一岁，都足以成为令张亚勤骄傲的资本。
然而，开学上课后张亚勤才知道，被誉为“神童”的他，在少年班一大批明星学生中并不是最优秀的，他突然有一种被淹没的感觉。按照张亚勤的话说：“去了之后才发现别人都比我强。一个宿舍里7个人，一问别人的分数，满分500分，上铺的同学是430分，对面的同学是450分，而那一年我们山西省的状元也才不过410分。走出来了，你才会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这种挫败感，让在学习方面一直顺风顺水的张亚勤一下子就懵了，但这似乎并没有对他的心理造成太长时间的影响。毕竟，12岁的张亚勤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在长久的艰苦奋斗之后，第一次完全进入自由状态、痛痛快快干自己想干的事，是无法抗拒的快乐。他后来回忆说：“我那会儿一般早晨睡懒觉，中午起来就吃饭，回来睡个午觉。下午又去踢球了，晚饭后七八点钟才开始学习。”
张亚勤与科大少年班同学李仁祥、章明在宿舍讨论 问题。张亚勤常说科大给了他一种理想主义精神。
学校对少年班学生的生活格外照顾。这帮平均年龄在十三四岁的孩子，生活自理能力都不强，所以学校安排他们吃条件最好的教授食堂。刚开始，班主任汪惠迪老师还帮张亚勤洗衣服，后来学校又安排专人为这群孩子洗衣服。张亚勤是班里最小的学生，和班里最大的同学被分在了同一间宿舍。老师再三叮咛那位大同学一定要多照顾张亚勤，可那位同样是习惯被父母照顾的少年，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样不敢恭维。过了半学期之后，反倒是张亚勤在生活起居上照顾起这位大哥哥来。吃饭的时候，他懒得去食堂，张亚勤就帮着把饭打回来。“亚勤，帮我占个座儿”、“亚勤，帮我把东西拿回寝室”……本来是被指定照顾的对象，却转过头来为大同学服务。
张亚勤从小的兴趣爱好就十分广泛，上了大学，自主的空间更大，下棋、看电影、踢球、听音乐会……大学里的宽松环境让张亚勤感觉似乎是提前进入了“自由王国”。有一次他和一个同学去逛动物园，一路玩玩闹闹，看到有意思的就停下来指指画画一番。正好动物园里举行杂技演出，两个还是孩子的小大学生一下子就被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表演吸引住了。演出结束，已是暮色深沉，等他们走出动物园大门的时候，最后一班公交车早已经开走，他们只好一路走回学校。当两人又累又饿地回到学校，已经是深夜11点半，校门早就关了，宿舍也已经熄灯，疯玩了一天的两人实在不敢去叫看门老大爷来开门，只好摸黑翻墙。围墙是用红砖加水泥垒砌的，又高又滑，出于安全考虑，墙头上还拉了一圈铁丝网。好在两人年纪小，身体灵活，没费多大力气就翻过去了。不过，站在围墙内的张亚勤刚松了一口气后，就发现裤子上被刮了一道长口子。大学期间诸如此类的顽皮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就在张亚勤将时间慷慨地挥霍在音乐会和运动场上时，第一次期末考试一下子让他傻眼了：成绩一落千丈，数学只得了61分，语文71分，其他科目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成功从来就不是理所当然。来合肥之前，母亲就告诫他，名声，还有报纸上那些褒扬他的话，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孩子，还不能说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
老师找张亚勤谈话，并写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他的母亲。张亚勤一下子从勤奋的好孩子变成了“问题学生”。母亲接到信后非常失望。假期张亚勤回家时，母亲严厉地批评了他，她说：“如果说你努力了没有学好，那我不怪你，你说你睡觉，不努力，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就是那么一瞬间，你会突然发现一切玩的东西都没那么有趣了。”张亚勤重新开始寻求更有味道的东西。他开始看书钻研自己不了解的知识。钻研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事。一个接一个的难题，是永远不会重复的乐趣！直到一次通宵学习后，他居然感到内心异常充实。就这样，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张亚勤的成绩开始稳步上升，到本科毕业考研究生时，他的考试成绩已经名列前茅。
谁也没想到，开始时在少年班里默默无闻的张亚勤，后来的经历却是令人瞩目。2005年为第一届少年班同学聚会而篆刻的石碑上，张亚勤的名字被排在了最前面，名字下方详尽地描述了他这些年来取得的令母校骄傲的成绩。2006年5月10日，当张亚勤的高校演讲移师中国科技大学时，更是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而宁铂则本科毕业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了25年老师，在一段不幸的婚姻后，于2002年遁入空门，皈依佛教。
后来，有人在分析宁铂的际遇时认为，人们加在他身上的荣耀和期望过于沉重，他再早慧也毕竟只是个孩子，无法负荷成人世界里那么复杂的东西。在铺天盖地的赞誉面前，宁铂开始怀疑自己能否达到别人的期望，他开始害怕失败，丧失了“神童”身上最重要的东西—自信和无畏。
大学毕业之后，宁铂强烈地希望报考研究生。第一次是在报名之后，他放弃了；第二次是在体检之后，他又放弃了；第三次，他甚至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他又放弃了。
张亚勤并不认为遁入空门的宁铂就比那些“功成名就”的同学差劲儿多少，在宁铂的世界里，他追求的未尝不是真正令他心情平复、获得快乐的境界，但对于宁铂数次放弃，张亚勤则异常惋惜：“他如果向前迈一步，走进考场，是一定能够通过考试的，因为他的智商比所有人都高。可惜他没有进考场。这不是一个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你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在当时对宁铂的大量报道中，有一篇报告文学这样写道：“他显得比同龄孩子沉静、坐得住，自控能力强，学习更自觉。”也就是说，宁铂之所以成为神童，并非仅因智商高，他当时的情商也是出类拔萃，也许正是“神童”巨大的光环，让他变得裹足不前。没有人能够还原宁铂当时承受的“光荣”之下的重压。他必须无数次与“分数不理想”的现实搏斗，他确实聪明过人，但他的分数一旦与神话不符，有些人就会说“宁铂已经不行了”。
相比之下，“默默无闻”的张亚勤则幸福得多了。以“后进生”的身份奋起直追，没有压力，反而一步一个脚印追了上来。后来他深有体会地说：“有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对比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就会发现：有些人比你更聪明、更杰出，那不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事实上你和他们一样好。如果你今天的处境与他们不一样，只是因为你的精神状态和他们不一样。在同样一件事情面前，你的想法和反应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比你更加自信，更有勇气。仅仅是这一点，就决定了事情的成败，以及完全不同的成长之路。”然而，当有些人提及当年处于焦点位置的宁铂，和张亚勤进行比较时，张亚勤却一再表示：“同学中比我厉害的人有很多，成绩比我好的人也很多。”
而且他认为放弃俗世价值观的宁铂绝不是“失败者”—“他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追寻人生的意义。”就像《庄子·秋水篇》所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张亚勤引用林肯的一句话，说出了他这些年来对名声的理解：“品格如同树木，名声如同树阴。我们常常考虑的是树阴，却不知树木才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