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5：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盛来运（来源：中国网讯2008年7月）
******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盛来运介绍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我的问题可能有点复杂，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到底中国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还会受到长期结构性问题的困扰？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仍然对于出口有很大的依赖，但是其他国家吸纳中国出口商品的能力、潜力很可能不如以前了，那么中国是不是需要来进一步刺激国内的需求来弥补在出口方面增长的损失？
盛来运：这个问题你提的很复杂，从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当前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问题。
在以前的经济增长中，确实过多的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这种经济方式我们已经意识到，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对外部的市场和资源的消耗比较大。
所以，我们要加大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是我们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都已经明确的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必须坚持的战略。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给我们传统的发展方式、传统的发展结构提出了重大的挑战，特别是我们外部出口受国际需求的下降压力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也是一个重大机遇，我们可以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这一点是我们坚定不移的。
我们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上要实现三个目标：一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二是由工业带动向一产、二产、三产协调拉动转变；三是由过度依靠资源消耗向依靠技术、管理、创新方面转变。
通过阅读以上这些简单的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出：
（1）全球经济低迷震荡，作为智慧经济的基础——信息经济却持续增长；
（2）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和谐经济框架再次被提到了经济发展的首要。
（3）中国经济运行数据提示着：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上要实现三个目标。
我们细一看下这三个目标就会发现，它的实现途径均将涉及智慧经济领域：
（1）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协同就是需要同步提高，无疑高科技的应用是这三驾马车最佳的引擎。
（2）由工业带动，向一产、二产、三产协调拉动转变。一二产的智慧化应用（含智慧化初级阶段的信息化）和三产的智慧经济比重提升，直接影响着整个经济体的单位成本构成。
（3）由过度依靠资源消耗，向依靠技术、管理、创新方面转变。智慧经济的基础是科技和创新，智慧经济（含信息经济）占整个经济体的份额比，也直接或间接反映了整个经济体资源消耗的依赖度下降程度。
正是这些智慧经济的技术、管理、创新等要素的变化结果，最终将体现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程度。
智慧经济不仅会表现在我国三产里面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且当这种新信息经济表现为智慧经济时，将直接渗透和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产和二产之中去。
于是，智慧经济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国经济结构实现转变所要研究的重中之重。
身处全球经济依存度相对高度发达的大环境中，我们不能不注意国际形势的走向。如今，发达国家中已经是1／2以上的从业人员从事以信息为主的工作，且预测在未来10年人类的全部工作中将4／5与新信息经济有关。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新时代的信息经济（智慧经济）作一次新的全面审视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其高级阶段的智慧经济时代，展现出来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开展深入研究。
通过对这个时代特有现象的分析与研究，找出一些智慧经济的核心点，以便我们为我国智慧经济的高速发展的未来，提前作些心理上和认识上的准备。
第四节 智慧经济的新特征——非现场经济现象
在智慧经济时代，世界范围的传感器联网、计算机联网、云端共享将使越来越多的传统领域以数据流通取代产品流通，将工业劳动演变成智慧劳动和应用服务。这一特殊的劳动和产品能够通过智慧共享平台来再利用或再分配，其价值的增加是通过智慧劳动而不是传统工作来实现。
智慧经济很大程度上将通过非现场经济现象而表现出来，非现场经济将以前所未有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将智慧劳动和智慧经济带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全方位地开始影响我们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
注意：这个智慧劳动的出现不是去替代所有的劳动形态，也就是智慧科技不是去否定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的存在，相反通过劳动的智慧化会促进这三种经济的大提升，并导致不可触摸的智慧型经济取代可以触摸的物质型经济，而逐步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
这里的取代是指智慧经济在各个经济结构中的贡献地位和主导地位，不是智慧经济替代物质型经济，而使得物质型经济消亡了。
我们的物质型经济永远将会存在，而且在智慧经济和智慧环境下将得到更大的提升，只是其在整个社会经济的贡献值和地位相对于智慧型经济的有所下降。
新时代的智能生活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人们非现场的活动时空，以互联网和数字产品为主导数字生活，随着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的应用深入，以出乎人们意料的速度，向智能型生活模式转型，迅速地展现出“互联＋物联＋云计算＋智能终端”＝“智慧体系”的集成态势。
这里的互联不是单指传统的固网式互联网，而是广泛地指一切能即时在线联网的数据共享体系，包括固定互联、移动互联和其他的数据交换平台。
这种智慧科技成果的集成，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比拟，来加以初步的说明，这就是所谓“智慧体系”（互联＋物联＋云计算＋智能终端）：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可以比拟成纵横交错的地空一体的交通网，实现国国通、城城通、乡乡通、村村通。
带宽和速率——可以比拟成交通网道路的加宽和通过率的提升。
物联网——可以比拟成城、乡、村中所有的有形资源被人们充分地感知。
云计算——可以比拟成城、乡、村中所有的有形或无形资源的共享和调用。
智能终端——可以比拟成这些所有的有形或无形资源实现共享的应用载体（各种交通运载工具）以及调用这些资源的指令发生器（交通管理工具）。
这个“智慧体系”托起了我们未来的智慧生活，此时的智能终端将作为最终的实现窗口，而显得无比的重要。
特别是智能移动终端借助于“移动互联”、“移动物联”的支撑，不再仅仅是一个单具通话功能的移动电话或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交互工具，而是转向成为一个具全面应用功能的综合生活平台和工作平台。
作为人们“非现场经济”活动的主要支撑载体——智能移动终端，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通信工具。其中的综合应用功能占比将大增，原本的主要语音通话功能将逐步退缩，也许此时语音功能占比将下降至不足整体功能的10％，智能移动终端也就逐步脱离了移动电话的身份，而是演变成了真正的智能移动终端，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的一个平台以及日常生活的一个综合平台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未来的主要生活形态是移动互联环境下由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生活，社会经济特征也将变为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
移动互联采用国际先进移动信息技术，整合了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两者结合为一体，将各类海量信息及各种各样的物联网业务引入到移动互联网之中，为社会搭建了一个适合各种业务和各种管理需要的移动智慧化应用平台，提供全方位、标准化、一站式的用户需要和智慧劳动竞争力的展示平台。移动互联和移动物联托起了非现场生活的繁荣，新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是简单地取决于劳动资料量的增加，而是依赖于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及智慧应用程序在非现场生产和非现场生活中的各项应用。
欧盟在不久前发表的《欧洲数字竞争力报告》称：自1995年以来，欧盟几乎一半的经济增长都归功于信息和通信技术。
随着ICT和互联网对整个欧洲经济的渗透——宽带应用、服务以及无线设备的普及（包括智能终端和移动应用程序），ICT对于欧洲的社会结构、社会发展动力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些报告传递出了一个信息：全球近十年来，对于所有的经济领域来说，关键是数字化（未来更是智慧化）。
ICT在各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已经非常突出，从农业到制造业、服务业，再到政府部门，ICT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深入”的因素。
这些技术的联动，最终实现的是世上各种有形的无形的资源在时空上的利用最大化、安全保障化、成本最低化。
ICT“普遍深入”展现的就是ICT的渗透力，这种技术性的渗透力在智慧经济时代将转化到特有的经济现象里，也就成就了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纽约时报》引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加诺特的话说，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相信中国接下来将会进入一个“高质量增长期”，其中工人工资以及劳动所得在GDP的比重将会增加，过去30年发生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将会得到扭转。
2010年中国国内劳工工资上涨将近两成，许多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企业被迫向内地迁移，国外开始讨论中国是否仍旧是一个理想的劳动密集产业输出目的地，国内舆论普遍认为应该通过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提高企业定价权、盈利空间和工人薪资。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但从人均GDP和国民生活标准角度，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这个空间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新信息经济的发展内容和力度。也就是说在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将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重新均衡的挑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ICT技术的再创新，依赖于ICT技术能否快速地演变成智慧技术。
ICT技术再创新的具体成果也将会借助于移动互联这个平台而表现在了非现场经济渗透力量的大小上。在未来的若干年里，移动互联的规模将是桌面互联的至少数十倍，中国的企业大有用武之地。
随着智慧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智能生活的到来，非现场活动在各行各业的实际应用将得到空前的飞速发展。
这种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决定了经济效益与工作效率、工作时间的直接关联度越来越松散的程度，这样的直接关联向间接关联转变的结果是：各种非现场活动的基础成熟了。最初的科技进步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是一次人类的工业化革命；当今的智能革命则是把人类从特定的环境限制中再次解放了出来，是一次个性主张的自由革命。
非现场活动再次把人们的从固定的办公场所、交易场所、事件现场、资源现场以及定点PC等时空环境的制约中解放了出来，劳动者和生产力再次获得解放，社会经济也将再次迎来巨大的变革。
这种变革不仅诞生在西方，也生根于中国的大地上，将为中国国民带来更高品质的智慧生活。它的产生将对传统的经济概念起到变革的影响，常规性的信息经济理论也将受到无情的冲击。
这里，“特定的环境限制中的解放”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信息经济借助于固网以及应用技术，实现了人们的信息交互便捷和开始启动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向固定的PC转移，初步实现了非现场生活和非现场劳动。
第二阶段是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智能经济借助于智慧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技术、物联网技术和智能移动终端及其综合应用技术，不仅实现了人们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索博中的解放，更是把人们从固定的或定点的PC中解放了出来，真正实现了时空自由的“感知与应用”的非现场生活与非现场工作。
一方面是智能化程度快速发展的趋势，提供了各种非现场活动的可能，高新科技的应用和高智能化组合，给非现场活动和非现场交易奠定了可靠的技术支撑和社会环境支撑。
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需要非现场活动的活跃，非现场经济的应用渗透力和综合成本概念，也将主导着社会活动的非现场化趋势。
这种“充分感知与应用”和“充分自由”的智能生活，加剧了我们的非现场活动，从而推动了中国非现场经济的激速发展。“智能生活”模式时代是“数字生活”模式的进步，更是智慧科技发展和智慧体系应用的进步，是当今信息经济转向高级阶段的一个重要标杆。
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正是由这些新技术、新体系所支撑起的各智慧要素联动的结果，表现出了非现场活动无孔不入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影响力。
随着智慧经济的深入，非现场经济将借助这种渗透性，开始全面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架构和人们在生活方式、社交活动、知识资源以及创新贡献，成为促进全球社会进步的引擎。
我们可以说：以“非现场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智能生活”模式的时代已经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