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曾任杜邦公司实验室主任的格林沃尔特，在曼哈顿工程中工作得十分出色。格罗夫斯对格林沃尔特在这项研究计划中所做的管理工作赞不绝口，因为这些工作主要是由格林沃尔特负责的。格罗夫斯称格林沃尔特和当时的杜邦公司总工程师格兰维尔·M、里德是两位必不可少的功臣，要是没有他们，那座宏伟的“汉福德”工厂就不可能竣工，在兴建“汉福德”的工程开始后，格林沃尔特便被派往哥伦比亚里弗工地任技术负责人，这是一项举足轻重的棘手工作。那些在后方的芝加哥科学家相当怀疑这位在核物理方面未曾受过任何训练的企业家，他们起先都不愿将有关“汉福德”工程的各项设计确定，而愿不断寻找改进。为此格林沃尔特集中精力对核领域的知识作了快速认真的学习，并且不久就用内行人的语言与那些科学家交谈了。他使那些科学家们认识到了加快进行这项工程的紧迫性，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他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当机立断，就连这批科学家也感到佩服。杜邦公司为曼哈顿工程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却坚决索取一美元的利润，与他们过去那种见利忘义、心狠手毒的表现两相比较，实在让当时外界惊诧莫名。其实，杜邦公司的领导人拉蒙·卡班达等想得很远，一方面，他们不会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国会一些人冠以“借战争坐大的军火贩子”的头衔，他们是想借这项工程以雪家耻；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曼哈顿工程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情报资料，并带来了以后享有的名声。尽管专利权是属于政府的，而实际知识却属于杜邦家族。正如他们在德国染料上的经验所教育他们的：没有实际知识的专利权是不值钱的，在实验和生产最花钱的阶段中，杜邦公司分文未出便获得了无价的知识。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曼哈顿工程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终于产生了令人兴奋的然而致命的可怕结果。1945年7月17日，一个震动世界的消息传来了——在墨西哥沙漠里进行的核试爆获得了成功。
8月6日，美国制造的铀235原子弹投在广岛；同年8月9日，美国人又在长崎投下了他们研制的钚：239原子弹。日本上空出现了两道耀眼的闪光，他使广岛、长崎两个城市和7万无辜的居民在可怕的黑色蘑菇云中消失了。
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的第二天即8月8日，早已做好对日作战准备的苏联红军向驻守中国东北的日军主力关东军发动进攻，在中国人民抗日武装配合打击下，日军迅速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商界“航母”向海外扩张
1949年，美国政府决定在大企业财团中保持一些平衡，同时防止国内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完全被杜邦家族所垄断。在这种形势下，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代表政府，向芝加哥地区法院提出反托拉斯诉讼案，以分散“美国唯一最大的集权”。被告共100多名，其中包括杜邦家族的克里斯蒂安那证券公司在通用汽车公司的5.6亿美元的投资。政府指控公司一手操纵通用汽车公司中高级职员、董事以及政策的选择权，把持了分发红利的委员会等等，作为违反谢尔曼——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证据。诉讼要求取消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一切合同，出售杜邦公司在美国橡胶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动力化学晶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票。
这位起诉人——司法部长克拉克，原来是杜邦公司院外活动集团成员，他的做法使杜邦公司怀疑是受到了摩根财团的指使，同时也不排除杜鲁门总统想在大企业界找个替罪羊以讨好劳工的安排。后来，因朝鲜战争和氢弹合同，政府的进攻告一段落，但并没有结束。1952年，政府对186名杜邦家族成员提出集体起诉：“本案记录证据表明，老一辈杜邦家族成员和他们的被告代表一贯奉行的政策是，在生前把一大部分股权分配给家族中的未成年人，一般是通过设立股份信托公司的办法。”1953年2月，原杜邦公司第6任总裁、83岁的皮埃尔·S·杜邦出庭作证，尽管有大量不利于他的证据，皮埃尔还是坚决否认了政府对他的指控，他说潜在市场“我与个人对购买通用汽车公司股份的意见，或者我所投的赞成票都毫不相干”，他把政府指控他非法建立50亿美元的大工业帝国说成是“无中生有”。
与此同时，杜邦公司的对外联络部开始了反攻。总裁格林沃尔特将反攻的重任交给了两名高级职员，即哈罗德·布雷曼及其助手格伦·佩里，这两个人都是新闻界出身的宣传、公关好手。他们利用报社为公司服务，抓住对杜邦公司感兴趣和有利害关系的人做宣传对象，大造舆论，强调资本和资源的高度集中比复旧派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分散经济优越。布雷曼的宣传功势的确收到了预计的效果。
还有一方面的反攻是暗中进行的。杜邦公司拿出巨款上下打点，买通了很多法官和政府要员。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100万美元足够买到法官们的信任了。这种双管齐下的努力使杜邦家族终于打赢了反托拉斯一案的官司。第一步，政府放弃了对整个杜邦家族的攻击，只把指控局限在7个人身上。第二步，1954年12月，法官沃尔特·拉比伊作出裁决，认为政府并没有充分证实当初家族买进通用汽车公司股份时怀有垄断的企图，那只不过是历史上的意外事件而已。听到这个裁决，杜邦公司总裁格林沃尔特只讲了一句话——“我们相信结果会是这样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化学工业向国外发展的激烈竞争中，杜邦公司在出口方面居领先地位，而在国外投资设厂方面却处于落后状态。日渐增加的捐税和通货膨胀使公司从国内工厂投资中获得10％的传统利润越来越困难了。这种局面迫使它转向国外发展。1957年，杜邦公司在荷兰建立了独资经营的第一家国外于公司。并在爱尔兰的德里开始建设一家价值3000万美元的氯丁橡胶工厂。杜邦家族期望由于共同市场内部没有关税壁垒而能赚钱。
此外，杜邦公司已树立起一种新的海外经营方式，即将侧重点放在利润更高的直接出口产品方面。这种出口营业额在1953年到1957年间从1亿美元上升到1.46亿美元。1958年，为了适应向海外扩展的需要，杜邦公司成立了国际部，公司第9任总裁活尔特·卡彭特的儿子沃尔特·萨姆·卡彭特第三被任命为该部总经理。国际部下设拉丁美洲科、欧洲科、发展科和国际贸易科，其工作范围广泛，业务细致。1959年，杜邦财团在委内瑞拉有了一家涂料工厂。在巴西和阿根廷有了制造氟利昂冰箱的工厂，在古巴有了一家造漆工厂，在比利时、荷兰、瑞士、加拿大、墨西哥建立了一批化学工厂和公司。到60年代初，杜邦财团每年从国外工厂收回利润的上升百分比已高于自己能够增长的海外出口。在13个国家的35家工厂中，有1.6万外国工人受杜邦财团的剥削。
“一个企业必须有一个进取的销售组织，它能配合世界市场的需要，并在新产品一上市时立即在国内国外同时采取行动，这是我们给杜邦公司制定的经营路线。”这是拉摩特·杜邦·科普兰在1963年出任杜邦公司第11任总裁时的讲话。
当杜邦家族以“军火大王”的身份立于美国之时，它是不必花太大气力去拓展国外市场的，由于杜邦产品太独特——军火，再加上历史创造的条件——两次世界大战使杜邦家族不费吹灰之力便从欧洲各交战国手中捞回了数以亿计的财富。那时，发展海外事业对于杜邦来说就像在特拉华州做生意一样。
1970年，杜邦公司的海外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杜邦远东有限公司创立了。同时，香港、曼谷、台北和东京都设立了分公司。在台湾，那儿的工人工资极其微薄，杜邦也设立了台湾有限公司，它的一个工厂在忙碌地生产着“迈勒”牌聚脂纤维膜。在日本，它早已买下了三井化学公司两个子公司的50％股权，并在昭和尼奥普林橡胶株式会社和东京物产公司也各获得50％股权。此外，杜邦财团正在扩展它在澳大利亚的市场，那里的一家子公司正在制造和销售颜料、照相器材和尿素除草剂。这一年，杜邦公司产品的销售总额创造了31.9亿万美元的新纪录。
至二十世纪70年代，杜邦财团已经在1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子公司和企业，在8个国家的首都或大城市建立了海外销售办事处。一个杜邦全球企业的蓝图已经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