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进入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利益群体分化，民主诉求增强，思想观念多元，呈现出新旧体制、利益、观念、行为的冲突和矛盾，引发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全面变革，构成了社会转型期的显著特征，加大了对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强烈要求。
第一节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已成为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面临的现实情境。
一、社会转型的含义及特点
“转型”是社会学家对生物学概念的借用。在生物学中，“Transformation”为生物演化论，是指“微生物细胞之间以裸露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形式转移遗传物质的过程”，特指一物种变为另一物种。推而广之，转型是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转变的过程。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来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观点和看法。西方社会学者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为蓝本，将社会转型的主要方面或主要内容概括为“六化”：一是经济转型即工业化；二是社会转型（狭义）即城市化；三是政治转型即民主化；四是文化转型即世俗化；五是组织转型即科层化；六是观念转型即理性化。[78]而在中国绝大多数学术论述中，“社会转型”通常是指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过渡和转变，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演变和进化过程。而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一般是指当代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社会转型的一般特征，社会转型是原有的社会向更发达、更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社会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是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是建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分类的基础上。其基本内涵就是指社会生活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动、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其具体内容至少应该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且这种转型的实现往往不是通过暴力的强制手段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的。但我们应该看到，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也是为产生不安定提供手段的必要条件。因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利益分化、带来价值多元，增强民主诉求等，所以社会的安定秩序就必然会受到影响和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意味着社会的宏观结构、微观基础、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文化及心理结构全方位的变革，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的社会构成要素系统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与调整。所以，“这一阶段必然会充满各种利益矛盾、价值冲突、信仰迷失、发展失衡以及行为失范”[79]。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容
当前，我国所处的转型期是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转型是中国由一个具有初步现代化的社会向建设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它是和平的、变革式的转型。从发展速度来看，这是任何一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这一阶段的转型期是加速转型期。这一时期转型的内容是广泛而深刻的，包括经济领域的转型、政治领域的转型、思想文化的转型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等。
（一）经济领域的转型
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深刻的转型，就是经济领域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转型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生产关系上，所有制形式由单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的单一公有制格局被彻底打破，城乡个体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进一步增大并逐步占到突出地位。其次，在分配方式上，由单一的按劳分配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即健全资本、技术、劳动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并存转变。再次，在产业结构上，由第一产业的比重明显下降，转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很快，工业化、信息化进程显著加速，当代中国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信息化、工业化社会转变。上述三方面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直接导致利益结构的复杂化、利益单元的个体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利益源泉的多元化、利益竞争的激烈化，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与普遍现象。
（二）政治领域的转型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我国政治领域的转型主要是指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转型，即政治体制运作由改革开放前的高度集权体制向改革开放后的适度分权体制转变、由过分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向规范的宪政体制转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切实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以党代法、经验执政、高度集权向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转变；政府职能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细职能、大政府”向“粗职能、小政府”转变；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基层民主活力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正在向多渠道、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80]总之，以革新干部人事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民主政治、党政职能分开、适度下放权力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正逐渐展开、不断深入。
（三）思想文化的转型
思想文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中，其发展变革往往由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变动引起并与这种变动过程相伴随。正如马克思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定的基础。思想文化转型集中表现在由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型，由过去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当今开放的、多元的、批判性的现代文化转变。社会本位、能力本位、竞争本位等自主性、主体性社会政治文化日益获得蓬勃发展的良好土壤和必要条件。[81]在世俗文化层面上，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工商业文化、信息文化逐步取代农业文化。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开始由传统君主文化向现代民主文化、由封建“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根本转型；精神文化的生产方式由原来只注重政治性和社会效益向既弘扬主旋律又提倡多样化、既注重社会效益又注重经济效益转变；精神文化的管理方式由高度统一的行政管理向产业化管理方式转变；文化的发展由原来的闭关锁国向扩大对外交流和对外开放转变。[82]在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法制观念，逐步取代被曲解和教条化的社会主义观念以及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上述种种观念的转变，涉及全中国、全社会，甚至每一家庭，每一个人，因此其失衡程度、撞击力、冲突性难以估量。
（四）社会结构的转型
社会阶层结构正从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为主的阶层结构向利益主体、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的多元化转变；社会结构正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从国家与社会的同构走向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社会管理方式由户籍制、单位制、身份制等单一行政管理向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转变；社会流动壁垒逐步被拆除，社会流动进一步加快、扩大；城乡结构开始由原来“二元结构”向城市化方向迈进。[83]社会管理逐步完善，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加速转型期，经济、政治、思想、社会的转型的烈度、速度、深度和广度比任何时期都要深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转型是社会协调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但在实际过程中，新的社会要素生成和旧的社会要素衰亡，造成新旧两种体制、两种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空前激烈，社会不和谐与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多，给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考验。
第二节利益分化与利益整合
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市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这必然导致原来单一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产生分化，而利益分化又给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带来了挑战。
一、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的现状分析
中国经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年均增长率超过9%，被誉为“增长的奇迹”，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收入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利益出现分化的现象也日益明显。如反映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为0.317，到1995年已高达0.452，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差距过大的警戒线。[84]2013年1月18日，******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堂介绍了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布了过去十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4年为0.473，2005年为0.485，2006年为0.487，2007年为0.484，2008年为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为0.490，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也许有人认为，在经济起飞阶段共同富裕不可能实现，其实也未必。“日本在‘二战’以后人均收入从100美元发展到几万美元，在这个经济起飞阶段很漂亮地实现了共同富裕。它的基尼系数最低的时候是0.22，最高的时候是0.35。”[85]当前，我国利益分化导致了广大民众的极大不满，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所谓的利益分化主要是指在当代中国改革的背景下，由于社会结构性的变革而使得原来一元化的、整体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社会成员利益实现、利益关系由同质走向异质，由一元走向多元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利益分化这一概念表明了旧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逐渐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差别不断扩大的状态。”[86]社会转型期我国利益分化主要表现为城乡利益分化、阶层利益分化、区域利益分化以及行业利益分化等。
（一）城乡利益出现分化
城乡利益分化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城乡利益分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和乡村的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城市和乡村内部的差距也不断拉大。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都有了很大增长；另一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始终存在，并且呈扩大趋势。此外，由于农民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隐性福利，如各种社会保险、住房补贴、物价补贴、公费医疗、农民所承担的摊派及白条现象等，因此实际收入差距更大。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城乡相对收入差距一般在1.5倍以下，很少超过2倍，而当前我国城乡收入总体差距在3-4倍左右，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家统计局表示，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落后了十几年。由此可见，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可谓不严重。
城乡利益分化严重不仅有收入水平、消费结构上的差距，更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不足7年，比城镇居民少3年左右，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例，城镇比农村高4个多百分点。医疗卫生方面，农村人口拥有的医疗卫生资源远低于城市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各项社会保障覆盖面城乡有很大的差别。[87]这清楚地表明，城乡发展是严重失衡的，如果不及时、充分发挥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将严重影响到城市乃至全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