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弈的度
和固定在局部区域上空的二氧化硫不一样，二氧化碳是一种能够在全球大气层中到处飘移的气体，所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全球合作历来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结束以后，中国如何更好地在国际博弈中采取一个合适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总体而言，中国在国际上的策略应该和减碳的策略一样，要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既要接受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现实的国情，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能够完全置身事外，也不能够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在国际博弈中，中国应该坚持“不抛弃，不激进”的原则。
很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为理由，频频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在202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但实际上，中国在2020年如果达到峰值，那么将会严重约束和制约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影响中国大部分人富裕起来的要求，甚至会影响到目前还有众多贫困线以下的中国人的发展权和生存权。
但是也没必要像国内一些人所提出的那样要到2050年才达到峰值，因为这样就可能降低中国投入减碳的力度和紧迫感，对中国长远的发展不利。
通过核实，2035年中国已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后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能源、可再生能源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几种因素结合起来，使得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应该到2035年正好达到峰值。这比国际上给中国的压力延后了15年，为中国在国际博弈中赢得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和舞台。
在低碳博弈的国际谈判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把从工业革命以后的人均消费累积历史量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因为按照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累积量美国占36%，是世界上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国家，而人口是美国4倍的中国却只占9%，相比之下，中国历史累积人均排放量只相当于美国的1/16。用历史累积的指标和发达国家的水平进行对比，来帮助中国获得发言权，这也是一种道义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人均累计消费排放量这个概念。导致温室气体大量排放、气候变暖趋势加剧的根本原因最终是消费而不是生产。采用最终消费排放概念，既能够避免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谁获益的争论以及由此导致的重复计算问题，因为最终双方的收益均在自身福利中体现，同时又提供了一个动态视角，能够考察投资最终进入消费的动态影响。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研究院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开展了一项题为“走向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暖”的研究。在核算了1950～2005年的世界各国累积消费碳排放量后，课题组发现中国累积国内实际碳排放占世界累积碳排放总量的比重虽高达10.19%，但是中国累积消费碳排放仅占世界累积消费碳排放总量的6.84%。这意味着约有1/3的国内实际排放是为他国居民生产消费品所致，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的累积消费碳排放要远大于其国内实际排放。
中国要根据这个原则，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指标，进而将“共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共同有区别的碳消费权”原则。同时，在该原则下，落后国家当前应获得足够的碳消费权利，以满足其提高自身福利和发展的需求，而不必付出额外的成本。发达国家则应为其过多的累积消费排放负责，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
第二，中国必须要联合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存在三大利益集团。欧洲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而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代表。那么中国就应该和南非、印度、巴西组成一个核心的结盟，有了同盟军，在国际博弈中就不会陷入孤立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策略。
既要紧密联合“基础四国”，也要处理好与七十七国集团的关系。七十七国集团在国际上是比较有影响力的组织，尽管它是以实力不强的发展中国家为主体，但是由于它人多力量大，在目前国际博弈中，都拥有机会均等的一票。同时要加强与岛国、热带雨林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沟通，它们对气候变化有着天生的敏感性，甚至不排除适当地拿出部分资金来帮助它们应对海水上涨造成的危害，这样可以帮助中国在国际上制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第三，还需要和美国、欧洲这些主要发达国家进行理性的沟通。
一定要把中国的发展权、生存权、贫富差距、工业化、城市化这些客观沉重的事实摆在桌面上，从而得到它们更多的理解。
在这个方面中国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中国确实需要在减碳方面有更大的举动，在技术进步、产业调整、淘汰落后产品、压缩高耗能产业上，要做出让西方国家能够看得到的一些动作，也就是说要有可观察、可检测、可报告的具体情况。让国际社会明白，随着中国普通民众解决生存问题以后，中国会和国际社会一起来解决气候变化，来适应总量控制。
第二件就是一定要强硬地要求发达国家用资金和技术来换取中国作出进一步让步的条件，这个资金必须是清晰的，有明确来源的，最好是有财政保证的资金。此外还需要尽量引进一些核心的技术，比如风电发电技术、混合动力汽车、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信息化能源等。用资金和技术作为补偿让中国作出一些让步，从而实现中国的利益均衡。
第四，中国在国际博弈上一定要谨慎地看待总量问题。
因为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一直希望由双轨制变成单轨制，也就是否定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所达成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希望把发展中国家也拉进一起做检查。
在这个方面，中国一定要慎重。首先，一定要把辛辛苦苦达成共识的艰难性向全世界讲清楚，因为如果把理论基础、游戏规则推倒重来的话，那么将带来巨大的时间成本，这也是欧洲所不能承受的，所以这个原则应该坚持，不要轻易答应美国双轨变单轨的方式，也不能够轻易进入总量控制的方式。因为如果答应了却做不到，不仅导致恶劣的国家形象，而且也有可能出现国际合约中的惩罚性措施，造成别的方面的损失。
那还不如目前能够忍的时候适当忍一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学会拖延的策略，在这个方面，其实美国也给了中国一个很好的经验和启示。当年美国在老布什执政时期迫于欧洲的压力参加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也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虽然曾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急切地希望美国签订《京都议定书》，但实际上美国政府采取了拖延的策略。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把这个国际公约提交给美国国会进行投票，美国政府和国会之间的不统一实现了对《京都议定书》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拖延，而且一拖就是很多年。
虽说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借鉴美国，以围绕着气候科学理论的争议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来说事，为中国赢得时间和空间。
但不管怎么样，中国采用这种战略战术，只要确定一个定性的问题，那就是必须要迎接人类的挑战，顺应低碳社会、低碳经济的历史潮流；在定量方面，中国适当地可以根据发展的阶段性，灵活应对，统筹兼顾，全局谋划。
中国应该做到在国际博弈中配合国际游戏规则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头脑不发热，务实地、量化地推进中国的碳排放控制，有条不紊地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和低碳社会的建设。
结语
“中庸”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本文提出的中国减碳战略，是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选择的中庸之道。这为我国当前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一条能上能下的通道口，不至于被卡死在低碳和高碳双重挤压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低碳尚处于萌芽状态，经不起市场风浪的袭击，需要政府的细心呵护，使低碳经济快速步入正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无论是法律政策、科技研发、财政补贴、人民币升值，还是财富分配体制改革、低碳园区建设、碳金融的建设、开征企业碳税、加大低碳宣传、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因为只有多管齐下地扶持低碳经济的发展，才有可能使得目前成本较高的低碳经济拥有活力。总而言之，只有让低碳经济赚钱，企业才能跟进。
要实现减碳的战略目标，政府需要进行碳试点，这就要开放一些低碳城市，探索发展的模式和规律，结合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的示范区计划，实现同步发展，大胆试验，强力突破。因为是小范围的经验摸索，所以碳试点不妨来得更猛烈一些，公开、透明、严格地执行国际标准。
在国际舞台的博弈问题上，中国同样需要吸取中庸之道的思想资源，讲究各种策略，在适当的时候把人均累计碳排放量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提出来。一方面要联合其他国家，尤其是要和基础四国、七十七国集团一起，与发达国家进行理性地沟通，同时还需要认真谨慎地对待总量控制减排的问题。为了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需要加大舆论宣传，让减碳的理念深入人心。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每一次历史关头的重大选择都会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梦想民族复兴的中国，在面临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发出这样的吼声--“减碳，才是中国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