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
徐杰舜
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个学术背景上，您作为中国的人类学家1998年8月至1999年8月到美国哈佛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做访问学者，据我所知，这是建国50年以来中国大陆到哈佛的第一批人类学访问学者，对此，您有什么感想？
王：能够作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到世界着名的学府哈佛大学进行一年的访问，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我想特别强调，对于我来说这个机会的确是得来不易。我们这一代学者正处在学术发展的交替阶段，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刚刚开始就考入了高等院校，而且比较早开始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又经过了多年的学术研究实践，有了一些积累。但是，由于我最初的训练并非人类学民族学的，在得益于我原有的学科背景的同时，在另外一些方面可能又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我想从个人学术成长的过程讲讲这个问题。
1978年，我作为一名下乡知识青年，由新疆乌鲁木齐市郊区的一个生产队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学习。经过“文化大革命”多年的学术停顿，我们这一拨人又经历了那么多的折腾，好不容易有一个上大学学习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珍惜。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振兴中华”的口号刚刚提出来，许多大学生也都想要为此做出一些贡献，最基本的贡献就是在自己所学的专业上作出更多的成就。可以说，在大学四年的学习阶段，我们大部分人都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除了随那些造诣相当不错的老师们学习各门专业课程之外，不少人都选择了个人的专业努力方向。既然是历史学专业，而且自己又有相当的兴趣，就考虑如何选择历史学的某一专门领域作出些成果来。因为我过去自学过一段时间美术，最初我想做中国美术史研究。当时读了一些相关的着作之后，感到发展余地不大，但听了几位从事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研究的朋友谈论有关问题，却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自幼生活在新疆，有不少少数民族朋友，对新疆风土人情也还算熟悉。但是，我们系里当时并没有新疆地方史研究专家，于是我就到藏书量很大的学校图书馆去查找有关史料。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史料还算不少，由于本科生不可以把古籍借出来，得空儿我就去图书馆线装书阅读室读书，把其中和新疆地方有关的地方志等资料查了一个遍，摘抄了二十多万字的资料卡片，到后来和管理人员都很熟悉了。临近大学毕业时，我完成了一万五千多字的学士学位论文《清乾嘉时期新疆电田分布状况初探》，以后在《西北史地》上发表。
大学一毕业，我就到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随陈永龄、朱宁两位导师攻读民族学专业新疆民族研究方向硕士学位研究生。事实上，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真正接触民族学，了解了我国老一代学者长期积累的一部分成果。不过，由于和国外学术界已经中断了多年的联系，当时和全国民族学界一样，我们的课程和讨论基本上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古典进化论的理论来解释所研究的现象，如社会类型、婚姻家庭的发展、文化的进化等。那个时候，我开始将自己的研究注意力集中在新疆民族历史与文化上。为了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又用了许多时间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搜集资料，仅仅是清朝有关档案资料就摘抄了大约二十万字，不仅帮助我写成了题为《清代哈萨克的东方贸易关系》、长达8．5万字的硕士论文，也为我加深对清代中期以后新疆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985年，我留校工作，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做教师，最初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研究新疆民族，同时也看一些有关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着作。随着不断的积累，人类学民族学的知识逐渐增加。后来，看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做过很出色的工作，有许多相当有水准的着作，但并不为学术圈子里的很多后来人所熟悉，学科发展中的经验没有很好地继承，而那些教训也没有被人们认真铭记，于是我就开始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史有了更多的注意。我的导师陈永龄教授的研究方向之一正是中国民族学史，于是又在陈先生指导下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过几段时间的初步涉猎，1991年，考取博士学位研究生，随陈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的研究目的很明确，就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写一本《中国民族学史》。不过，当我到许多地方搜集了大量资料、拜访了许多老一辈的学者之后，感到第一步可能先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更好一些。当然考虑到时间跨度太长，可能一下子难以完成，即便写出来质量也不会太好。同时还有一个稍微自私一些的原因，就是这毕竟是博士学位论文，要通过答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学科史争论可能会比较多，而博士学位论文不能有太多的争论点，还是稳妥一些好。
其实，在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也有过到国外继续读书的打算，但因为某些原因而未能这样做。最近一些年，国内人类学有了很大发展，北京大学办了几期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另外几所学校也参与了进来，使得一批中青年学者得以提高和聚会。各地中青年学者展开了一些很前沿的讨论，大家的学术交流比较多，中国大陆的人类学进步很快，由此我获益不少，有了不断学习提高的机会。在教学和研究中，随着个人的学术积累，也在试图更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人类学学术理论与方法，并努力用之于学术实践。在这个时候，恰逢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开始在中央民族大学进行第一位访问学者的遴选工作。大概得益于我的研究计划和这些年的学术经历，我被幸运地选中，作为哈佛燕京学社1998～1999年度访问学者，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如果套用“有志者事竟成”这样一句老话，也许有点儿俗，不过，我想说，尽管是一个幸运的机会，也是多年辛勤学术研究的结果。这样的一个机会使得我有机会回到人类学发达的美国补一下学术上的课。尽管平时也努力去读一些书，学一点儿新东西，也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许多肯定，比如，被授予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市（青年）学科带头人等称号，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宝钢优秀教授奖，1996年经过人事部、国家教委、国家科委、财政部、国家计委等七部委评议，成为国家民委系统惟一的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但是近年来行政工作的负担较重。在一定程度上对我有些影响。这样有了一个机会，正好充充电，您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而且，我想说，作为一个专业学者，要想跟得上学术发展的步伐，必须不断的学习。许多老一代的学者也都是这样做的，您也是一个不断进取的人，值得我们学习，今后我也应该用各种机会多多学习，多和同行交流。
徐：您能介绍一下近几年美国人类学发展的状况吗？
王：因为情况了解得不是很全面，我很难一下说得十分准确。尽管近些年来许多人受到福柯、布尔迪厄等人的影响，他们的一些观念有较大的市场，但通常说起来美国人类学理论流派比起中国来要复杂得多。学术理论流派的兴起虽然有先后，但是并没有像更早一些时候后来者取代先行者，新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实践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等多种多样的理论和研究取向都有一定的影响。有一段时间后现代人类学在美国很时兴，尽管他们的影响近年显示出略有削弱的迹象，但是反思已经为人类学的发展打开了新的思索空间，由此导致人类学理论范式更加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表现在学术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学术风格等不同方面。一些人说人类学是对社会文化进行解释的艺术，分析不同社会文化的概念，用田野调查的描述性材料阐述各有差异的文化；另外一些人则强调人类学的科学性，通过研究立场与方法上的努力，相信人类学家能够将所研究社会的文化较为客观地展现给读者。由于学术观点的差异和学术圈内部的矛盾，在美国人类学界也已经发生了一件很值得人们注意的事件，1998～1999学年，在学术界素有声望的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分裂为两个新的系，这也许会对未来人类学发展的走向带来一些影响。
近年来，在美国人类学界族群（ethnicity）研究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许多国内人类学家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和近十年来国际族群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有关。人们注意到在当前国际形势中族群间关系的复杂性，而族群认同对一个族群凝聚力的形成、族群的存在和发展、不同族群相互间的关系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家想要知道族群认同的形成原因、过程、作用及对族群的意义等，许多学者的研究着作。包括最近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研究的着作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这个问题。我在波士顿和从事族群研究的着名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几次相晤，他主编的那本着名的《族群及其边界》最近还又一次重印。在哈佛大学也有一个族群研究中心，召开一些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刊物和其他出版物。我参加了一些有关的学术活动，还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新疆族群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关于新疆的族称与族群认同的学术演讲。
全球化问题也是比较热门的话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并开始对此加以探讨，人类学家很快参与其中。在当代世界中。人们已经可以从经验到信息转变人类的关系和制度；比物质的生产更多地围绕着视觉图像消费在空间上安排人类社会生活，价值承诺已经成为认同的标志，政治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追求，全球化的约束力和政治监视取代了仅凭自我作出的自我考量。这些趋势和其他的文化潮流是势不可挡的，不仅打破了国家价值体系的壁垒，而且也打破了产业组织、政治领土安排的壁垒。不过，人类学家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尽管在许多地方类似文化全球化的现象也在发生，国家和族群认同并没有出现与经济一体化相一致的趋向同一的现象。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可能会导致族群认同的重组和加强。一方面是族群传统组织的解体；另一方面族群也在重新组织：一个族群可能在某个层次上通过扩大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参与实现自身的整合，而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则强调其自身的文化特征。在对全球文化现象的研究中人们也认识到，虽然世界上有成千上百万儿童和青少年正听着同样的音乐、看着同样的电影和电视，但是分布在全球的娱乐业却并没有创造一种明确的新的全球意识，也就是某种能够普遍地共同分享更全球性的利益和替代性经验的东西。外来的音乐录像图像为他们的顾客提供了与横扫世界的文化潮流相关联的幻觉，但是却几乎没有创造一种与全人类的福祉、与这个星球本身相关的新的全球性身份。新的全球范围内传播的视觉图像信息带来了文化冲击，虽然会引起本地文化的逐渐改变，但是人们时常会用一种基于地方文化现实的观点评价这些新的信息，甚至对其中的某些内容加以改造，成为重新建构国家、地方和族群文化的某种象征。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在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卡拉OK的发展和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这一过程。来自国外的艺术形式表达着经过重新包装的本地文化的内容，成为人们表现国家、地方文化和族群特征的方式。在工商业经营开发策略中，文化因素也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得到了更多的考虑。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企业想要在一个地方有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对当地社会文化特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考虑如何发挥当地的优势，如何利用当地人文资源。现代一些国际性企业的成功不仅依靠他们雄厚的资本、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更重要的是依靠他们的经营决策。在跨国经营中，他们对不同国家的市场特点进行深入的分析，针对这些特点制定进入当地市场的策略。这些策略不仅是使用当地语言、雇用当地员工，更关注当地人的消费习俗、消费行为特点、对新事物接受的心理过程，考虑如何利用当地社会文化因素使得当地社会和族群能够接受这些国际性企业的产品。许多全球化的公司运用本土化的策略获得成功。哈佛大学华琛（James L．Watson）教授主持进行一个“食物与文化”的研究项目，把很大注意力集中在全球化问题上，他主编的一本书《东方的金色双弓：麦当劳在东亚》（Golden Arches East：McDonald’s in East Asia）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尝试。近些年美国人类学界已经有一些论文和着作出版，我参加美国人类学会年会时，也发现其中有好几个研讨会是关于全球化问题讨论的。当然，在全球化的研究方面人类学家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中国人类学家也应当在研究课题中关注这一问题。
徐：据传媒报导，人类学在美国的应用很广泛，您能举例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