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
徐杰舜
徐：作为中国年轻的人类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一年访问，请您先把到美国哈佛大学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周：此次是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到哈佛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哈佛燕京学社本身是一个基金会而不是专门的研究机构，但有自己的图书馆和办公室，一个委员会管理学社的事务。哈佛大学是一个分散的机构，跟我们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它的学院跟大学有相对的独立性。哈佛燕京学社与哈佛大学签订了一份协议，它负责东亚系的一些教授、专家的费用，它的图书馆与整个哈佛大学共享。我们作为访问学者可以共享哈佛的资源，可以去选课，可以去各个图书馆看书、借书，也可以去电脑中心用电脑。我去的时候联系了两个机构：一个是费正清研究中心；一个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这个系大概有二十几个教授，还有一些跨系兼职的教授。哈佛大学有很多教授都是跨系兼职的，比如凯博文（KIEMAN）就是跨系当教授的，他是医学院的教授也是人类学系的教授。像华生（WATSON），他原来是人类学系的教授，但又兼PEABODY图书馆的馆长，原来也当过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全称叫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它自己有一批博士后，还聘有少量的研究中国的专家，以及各类带课题来研究的访问学者、自费的访问学者，机构比较庞大，工作人员很多。有关中国的、东亚的活动是很多的，差不多每个周末，从星期五开始都有。美国大学的课程安排都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四，几乎所有的学术活动都安排在周末。这些活动的安排也有一些专题，比如一个日本文化月，就专门有一系列的讲座，还有中亚，最多是有关中国的专题。这些讲座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有些是特邀的，有些是路过的，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的访问学者。讲座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正规的、演讲式的，另一种是系列讲座，还有一种是很小型的讲座。活动从星期五到星期天，从早到晚，有时一个专题同时几个地方都有。除了费正清研究中心之外，法学院也搞了一个中国的系列讲座，每个月都有；另外还跟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搞一系列讲座，特别是朱镕基访问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在管理、经济方面是很强的，比如它的经济系就有三个获诺贝尔奖的。
另外，我还参加了人类学系的一些活动，一般是听人类学方面的系列讲座；还有一些课程，比如研究生的课程，我去旁听，也可以选别的。我去哈佛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收集有关人类学的资料，回来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些基本课程建立起来，一些分支学科的资料我都注意收集。二个是我自己感兴趣的，特别是都市人类学和族群研究的资料，我都把它收集起来，包括一些最新的研究动态。有些最新的话题，像全球化、地方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都普遍讨论和考虑这些话题。最典型的像华生，他研究的麦当劳这个课题看起来是一种全球化，实际上它是一个全球化本地化的一个过程。他通过对东亚的不同地区的麦当劳的比较以后，他就说虽然这个品牌从外表看是一个，但它内在的东西本地化程度是很高的，像香港、深圳、大陆的原料90％都是本地化的。它有不同的意义，在美国它是低下阶层方便的食品（吃快餐），中产阶级一般不吃。这种食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向地方化的转变。除了麦当劳以外，还有很多东西，比如传媒，好莱坞电影到了东方以后，它与西方就不同；还有音乐、移动电话也有地方化的过程。移动电话刚开始的时候，是身份、财富的象征，但现在在美国，拿移动电话是低下阶层用的，是打工的，层次高一点的，事务都由秘书去处理，他是不拿移动电话的。人类学要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地方化如何国际化的问题。把地方化的东西推向全球，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东南亚、印度都有这种趋势。他们误认为可能越现代的东西越容易接受，不了解越地方化、越土香土色的东西可能越容易被其他文化所接受。美国的一些东西，像迪士尼文化、麦当劳文化、可口可乐文化，都是以地方化向全球化推进的。
另外一个是族群和族群关系的研究。相当多的学科都在做这个问题，做这些东西在美国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美国从60年代就提倡文化多元，现在许多政府都设有文化多元咨询办公室，很多人类学家都在那里工作。在美国不强调单个族群，像唐人街，很多人趋向不叫唐人街，而叫International Zone，希望是多民族聚居在一个地方。还有学校建设、节日活动。很多城市搞一些节日，它就鼓励各个民族的人都来参加。像什么水仙花节等，他们穿上民族服装，把自己认为有特征的东西展现出来，越南的、中国的、日本的等各国的节日，政府也会来组织、报导。在大学里也有这种文化多元的办公室来调节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像哈佛大学在60年代以前是白人一统天下，其他种族的人很少很少，实行文化多元以后，东方人的面孔非常多，东亚人占百之分二十几。哈佛原来是“白人小伙子”的学校，白人姑娘都很少见到，现在大不一样了。在政府和公司的机构里，要求有一定的少数民族，并用法律来保证。在公立学校，那些黑人教授的工资比白人教授还高，因为黑人高学历的人少，别人抢着要，工资不高，他不来。这种文化多元体现在各个方面，如西班牙美国人、中国美国人，一定强调你是美国人。所以我想对我们国家，如果用中华文化的概念比用一个民族的概念可能更合适，更容易被人接受。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如果我们过于强调民族这个政治概念，对我们的管理和处理族群之间的关系都不利。
还有一个是后现代的东西。在哈佛也有人去演讲，比如什么查尔斯，都去做演讲，但我看他的演讲不是很受欢迎。哈佛的学术空气很自由，没有任何限制，但它有自身的学术传统，你要做教授，必须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独特的东西，它特别强调这一点，如果你跟时髦、跟在别人后面，你就永远升不了教授。这就激励你要开辟新的领域，要研究你自己的东西。哈佛大学为什么能领导整个美国大学的潮流，主要是它开出了很多新的领域。比如研究灵长类行为学，一位教授专门研究灵长类的语言，而且他还发现了分布在非洲不同地区的大猩猩的方言，他就提了教授，因为这个课题没有人做过。在美国，研究范围都是按照区域来划分的，例如你是研究中国地区的，他是研究美洲地区的。人类学也是这样的，研究中国的有哪几个，研究拉丁美洲的有哪几个等等。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二十几个教授都是按照地区划分做研究的，有些是搞语言学的，有些是搞考古学的，有些是搞医学的等等，你随便开哪个区域的会议它都有人去。做中国研究的，哈佛大学有相当多，几百个。它有个前提是，你要进人类学系，你就必须有人类学的训练，至少是可以开一些基本的课程。这跟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中国有很多人类学家是中途转行的，对人类学一些基本的东西不了解。比如说哈佛人类学系里的考古学，哈佛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强的，他们有自己的系列讲座、有自己的博物馆、有自己专门挖掘的基地，有比较多的经费，他们搞考古学，是受过系统的人类学训练了的。像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张光直，他是在人类学系里专门搞中国考古的，也是分地区的，他以青铜器时代为主。除了他，还有专门研究玛雅、埃及这些古典文明的，分得很细。这给中国学者也提供了一个借鉴，就是你在学的时候，你的背景是很广的，但你的研究领域是比较小的，这就比较容易成为某一方面的权威。
徐：您刚才说了美国人类学方面最关心的话题，一个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一个是族群关系。除了这两个方面以外，在都市人类学方面还有什么？
周：它主要是有关应用方面的研究。都市人类学所做的也有一些有关族群方面的社区研究，都市重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美国的都市大部分都衰落，除了纽约、波士顿这些老的城市中心没有衰落外，其他的很多城市中心衰落很厉害。像旧金山原来的城市中心现在变成没有什么人，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地方。美国是郊区化，都市变成是穷人住的地方，因为城市建筑的费用来自税收，你越没有钱，税收越少，拿来建公共事业的钱越少，都市就没有钱来维持下去。学校也衰落，它的那些大的写字楼都变成空楼，长期无人管理，外表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武斗后的建筑。同时治安变坏，吸毒、贩毒的人增加，人家就不愿来都市中心，都喜欢去郊区，通常那些大的市场都是在交通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所以郊区化是他们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都市也有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在过去，包括中国，城市都一个模式，都是高楼大厦，现在美国很多都市中心都限制高楼，尤其是摩天大楼，都市有一个建设委员会，通过法律，不准建设若干层以上的写字楼。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减少了到写字楼上班的人数，减缓城市交通拥挤。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市追求一个同样的模式，没有追求本色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忽略。
我们国内正在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研究生态环境方面的东西，这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很多人类学家也开始参与进来。像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顾定国教授参与的世界银行贷款的那个西部草场畜牧业的课题，这个课题是希望提高比如一只羊本身的附加值，而不是无限地发展羊的数量，它要保持它的持续发展。哈佛大学现在专门成立了一个环境委员会，里面有人类学家，像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就是里面的委员，它关注生态环境跟人的行为的关系。中国过去一直是把生态环境看作是纯粹的自然科学的问题，但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生态环境跟人的行为方式、生态概念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哈佛在安徽的安庆设了一个点，跟清华合作在北京有个点，还在重庆等几个污染比较厉害的城市设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中国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很少，在这里有很多东西，比如说犯罪、社会问题这些都跟整个环境有一定的联系。因为犯罪的分布率，从人丈的角度、从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比如说哪个地方的人犯罪比较多等，不能就犯罪来分析犯罪。另外还有一些人类学传统的分析方法，比如人口问题的研究就比较多。人口问题也是当今世界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人类学很重视人口问题研究，它包括移民研究。有一个叫施坚雅的，他在美国内很有名，最近几年一直在搞人口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他前一阵在哈佛作了人口人类学的系列讲座，这是用人口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学的东西。一些传统的东西得到了加强。其实人类学的研究还是很散的。我们上次参加了费城举行的全美人类学年会，仅注册的代表就4800多，整个费城的旅馆都给包了，然后设一个中心会场，会场里除了代表的座位以外，还有书展、人才市场，每个专业委员会都有自己的年会，有自己的小会，一年要开几次，很多学会活动非常多。
人类学在美国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当突出的。现在他们很多人到银行工作，做投资顾问、投资分析。随着中国的前进，随着中国的强大，人类学的前景会越来越好，人类学会走向世界。比如在外事上，你如果不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不了解美国人送礼的习惯，就会有很多失误。比如国家领导人去送给人家总统的礼物都是很贵重的，如果接受了这是犯法的。因为人家有规定，你只能送一个多少钱以下的小礼品，否则就是行贿受贿。人家一报导，你共产党拿着国家的钱怎么能随意送人呢？宴席也一样，接待是可以，搞一些自助餐，既经济又可自由聊天，不要太奢侈，恰如其分就行。中国的外交官大都是学外语出身的，他们不懂人类学或其他的一些交际方法，不懂得跟人打交道，也不懂得侨民的历史，这对外交工作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我认为是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参与到外交界去的结果。一个人类学家的毕业生如果训练一两年外语也就差不多了，可以派到国外去进行专业的训练。现在完全是学外语的人在外交界，把人类学家推到外交界，跟外商打交道，我觉得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参赞，学英语的，你对人家的文化不懂，你怎么去跟人家交流呢？
徐：您在美国一年，我觉得有个问题请您再讲讲，就是美国对人对物的态度。像我们这里，我觉得长期以来是重物不重人，投资一个项目可以几亿十几亿去搞、去浪费，甚至就是“交学费”完事。但是对人，却是长期的低工资状态，这种现象在美国有没有？
周：我觉得这是两种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这里做决定很草率，在美国那边要做一个投资的决策是很慎重很慎重的，它必须在前期的评估一轮二轮专家通过以后，你还要在议会或在其他地方通过，经过这样慎重考虑以后的决策就不一样。我们国家是很草率地把一个事情决定下来，往后有问题了再来想办法解决，这样当学费来交就大很多了。这是个投资怎么决策的东西，在决策的过程中，专家应该起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决策基本上是“长官意志”，是长官做了决策，专家再来找证据，这样就起不到专家的作用。作为领导，你还没有明确意向之前，让专家来，兼听则明嘛。所以我们的决策机制跟人家不一样，人家是做一个决策非常非常难，但一旦做了以后，要改变它也很难。我们决策做了以后，却是经常改，不少人贪大喜功，做决策的时候是10亿，到结束时花了100亿都不知能否完成。刚才我们讲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点是以人为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我们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是一个经济指标的概念。现在联合国的、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一个国家的强弱也不按工业产值来衡量。
徐：下面想请周教授谈一谈当前美国人类学的学派，有没有主流学派，有的话是什么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