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攻取洛阳后，建元称帝，自以为大功告成，遂逐步丧失了前进的锐气，开始骄奢淫逸，止步不前。其统治集团内部也因利害关系而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化，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
安庆绪取代安禄山的地位以后，由于叛军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同时．唐朝廷暂时时还无力消灭叛军。所以，安庆绪继续领导叛军，与唐朝廷分庭抗礼。肃宗吸取重用房均而出师不利的惨痛教训，开始重用郭子仪、李光弼等有军事才干的翁领，收复长安。继续东进，从实际意义上揭开了平定叛乱的序幕。
众叛亲离，安禄山被杀
玄宗抛开了太宗以来居安思危的传统观念，在太平盛世的氛围中逐步骄奢淫逸，不理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奸相专权，为安禄山叛乱提供了可乘之机。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更是目光短浅，他没有注意玄宗失败的惨痛教训，反而紧步玄宗放纵奢侈、荒淫无度的后尘，很快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使自己走仁了绝路。
最初，玄宗每逢宴会，场面都非常奢华，开始先是太常雅乐，太常雅乐又称大唐雅乐，分坐、立二部，堂下立奏者，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者，谓之坐部伎。立部伎有《安舞》、《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正月五日，严庄与安庆绪手持兵器站于帐外，李猪儿直接进帐砍杀安禄山。次日早晨，严庄对外宣布安禄山病危，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接着，就即帝位，尊安禄山为太上皇。最后，才宣布安禄山已死，为其办理丧事。
安禄山曾经是玄宗的亲信，他视杨贵妃为母，玄宗为父结果，安禄山叛乱，迫使玄宗逃之夭夭。严庄曾是安禄山的亲信，在别人很难见到安禄山的时候，只有严庄可以转呈文官武将的上疏。结果，严庄伙同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杀死了安禄山。类同的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接连重现呢？难道亲信都是最危险的敌人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在玄宗、安禄山本人。他们生活奢靡，不理政事；用人只看表面，不本质，喜听华而不实的阿谀奉承，拒闻有实际意义的忠言。他们深居禁中，不了解民情，也不知周围人的实际情况，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这样以来，就给那些野心勃勃，善于投其所好者提供了良机。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后来的统治者不懂得这面镜子的作用，不注意从玄宗、安禄山的败亡中吸取教训，还是要重蹈覆辙的。
安庆绪继续叛乱
安庆绪，是安禄山的第二子。其母康氏，是安禄山的结发之妻。由于安庆绪善骑射，故得安禄山偏爱。不到20岁，就被玄宗命为鸿胪卿兼广阳太守。他最初名仁执，后被玄宗赐名庆绪，为安禄山的都知兵马使。
安庆绪取代安禄山的帝位以后，改安禄山的年号圣武为载初。由于安庆绪懦弱无能，说话语无伦次，严庄担心他在统治集团中难孚众望，故而不使其见人。严庄身为御史大夫、冯嵩郡王，一切权力集中于他一人之身。在统治集团，他尽量笼络人心，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安庆绪以兄事严庄，自己不理政事，日夜纵酒为乐。
安庆绪继安禄山为帝，这个政权的性质没有改变，他仍是和唐朝廷针锋相对的叛乱政权的代表。因此，他不可能向唐朝廷投降，因为投降就意味着这个政权的覆灭；再者，安禄山虽死，但叛军的力量没有遭到重大损失，这就决定他必然坚持与唐为敌，继续叛乱。由此看来，安庆绪取代安禄山，对全国的形势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安庆绪即位不久，就命尹子奇为仆州刺史、河南节度使，继续进攻睢阳。接着，又命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兼领恒阳军事，封妨川王；又以牛廷介领安阳军事；再以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兼团练使，镇守井陉口；其他将领都维持原来的地位，继续募兵与唐军作战。
安庆绪的部署和安排，实际上就是继续进行叛乱。这就决定肃宗要进行的平定叛乱的战争还是一个艰难的进程。
郭子仪攻取河东
肃宗重用房馆的失败，促使他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善于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身上。但是，他重用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也是顾虑重重的，玄宗重用安禄山的后果，他还历历在目。所以，他急需要郭子仪、李光弼等这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但又对他们很不放心。子是，肃宗征求李泌的意见道：“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显然，这是考虑李光弼，郭子仪在立了战功以后应该怎样控制的问题。其实，不仅是肃宗，而是很多最高统治者都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有例外，像晚年的玄宗那样，整日沉浸于醉生梦死之中，无疑是没有这些顾虑的。
作为谋臣、李泌为肃宗提出了一套有效的方案。李泌说：“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为子孙之远图，勿乘一时之权以邀利，无所不为。”他还举例说，安禄山就是官大权重而难制的典型。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能任官，以爵赏功。这是“万世之利”的良策。肃宗颇为欣赏。
按照李泌的良策，肃宗自然要重用郭子仪、李光弼等军事将领。郭子仪认为，河东位十两京之间，如果夺取河东，即可使叛军所据的两京受到威胁。当时，叛军将领崔乾佑驻守河东。在崔乾佑夺取河东时，唐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如永乐尉赵复、河东司户韩星、司士徐灵、宗子李藏锋等，都被崔乾佑俘虏。这4人虽然身陷叛军之手，但还念念不忘唐室，他们时刻希望唐军反攻河东，自己乘机内应。郭子仪了解这些情况，遂派人潜入河东，和这些人取得联系，准备里应外合，夺取河东。
至德二年二月初十，肃宗前进至凤翔〔今陕西风翔）。肃宗前进至关中，虽然未经战争的夺取，但也标志着肃宗又向长安前进了一步。叛军夺取长安后，安禄山忙于改元称帝，没有再继续向前发展势力。所以，在关中，叛军只是控制着以长安为中心，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的局部地区。凤翔距武功不远，肃宗由灵武逐步前进，直达凤翔，接近叛军控制区的边沿，实际上反映了肃宗决心平定叛乱，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肃宗临近前线，也就是支持郭子仪夺取河东的计划。
郭子仪从洛交出发，先进兵冯翎。冯翎已经接近河东，然后又渡河而东，逼近河东。这时，在河东内部准备内应的韩旻等人，看到时机成熟，遂于二月十一日夜翻城迎接唐军，杀叛军近千人。叛军守将崔乾佑逾城而逃，义发动城北叛军反攻唐军，被郭子仪击破。崔乾佑逃走，郭子仪跟踪追击，斩首4000级，捕虏5000人。崔乾佑逃至安邑，安邑人开门迎接他，在他的人马进人一半时，安邑人突然将城门关闭，把进人的人全部杀死。崔乾佑未及入城，虽然幸免于死，但也只好远逃而去了。
二月二十二日，郭子仪命其子郭叮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柞渡河进攻潼关，初获胜利，杀叛军500人。不料，安庆绪立即派兵援救潼关，郭盯等战败，被杀1万余人，李韶光、王柞战死，另一将军仆固怀恩退回河东。
三月二十三日，叛军将领安守忠率骑兵2万人进攻河东，被郭子仪打败，叛军被杀8000人，被俘5000人。
郭子仪在战争中不断显示才能，由于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肃宗不得不把郭子仪放到重要岗位。四月，肃宗就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使其率军前往凤翔。
郭于仪刚刚进据河东，肃宗为什么很快又召他回师凤翔呢？这主要和当时战争形势密切相关。
叛军西进，威胁肃宗
肃宗到达凤翔10日以后，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等地的军队陆续来到、江、淮一带的庸调，也运到了洋川、汉中，很快即可陆运至关中。本来，江、淮一带的租庸是通过运河、黄河、渭河，运抵长安，现在因安禄山叛军占据洛阳、长安，只好改由长江、汉水，运到洋川、汉中，再陆运到关中。现在，既然有了相当数量的军队，物质供应也有了来源，下面就是怎样进兵的问题了。
李泌主张，派安西、西域来的军队，向北进军，绕到范阳之北，向南进攻范阳，直取叛军的巢穴。肃宗认为，各路军队已经集中，不必远道去取范阳，应当先取两京正当肃宗准备向叛军发起进攻时，叛军反而先向肃宗发动攻势了。
本来，原在嵩关作战失败退回后方的王思礼，又被肃宗任命为关内节度使，驻守武功。其部属兵马使郭英又驻军武功东原，王难得驻军武功西原。
二月于九日，叛军将领安守忠等进攻武功，郭英又抵抗失利，面颊中箭；王难得望见而不加支援，反面后撤。王思礼后退至扶风，叛军前哨部队继续西进至大和关，距凤翔仅有50里。这样一来，肃宗所在的风翔必然大为震动，立即实行戒严。郭子仪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奉召回到凤翔的。
四月十三日，叛军将领李归仁于三原北袭击唐军，郭子仪命其部将仆固怀恩、王仲异、浑释之、李若幽等，对其进行还击，叛军全军覆没，李归仁只身逃走。
郭子仪率军东进至西渭桥，接着，又推进到濡水以西。叛军安守忠、李归仁所部屯兵于长安城西清渠。双方处于五月初六，安守忠假意后退，郭子仪跟随前进。锐骑兵摆成长蛇阵，唐军猛冲其中，叛军首尾作为两翼夹击店军，庸军溃败失利，判官韩液、监军孙知古均为叛军所俘，军资器械全部损失，郭子仪退保武功。
从当时的形势看来，叛军的力量还相当强大，肃宗平定叛乱的力量还不占明显的优势，双方在较量中互有胜负。这就是说，肃宗要实现平定叛乱的愿望，还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