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时刻
记住“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至理名言，也要记住说这句话的哲人也犯了骄傲的错误，这说明做到谦虚是多么困难。—柳传志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午夜，杨元庆和郭为各自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满脸紧张。自有品牌业务和代理业务的两位领军人物都还不满40岁，已经为公司工作了12年。像大多数员工一样，他们忠心耿耿，拼尽全力，并且为这家中国计算机行业中最好的公司而自豪。进入21世纪的那个瞬间，全世界一片沸腾。中华世纪坛的庆典五彩缤纷，光芒万丈，全世界25亿观众通过卫星电视看到了这个场面，北京的观众却在通过电视依次收看地球上24个时区的欢乐场面。人们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信仰，都在为新世纪的到来欢欣鼓舞，真是殊途同归。可是杨元庆和郭为顾不上享受这一切，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执行这个世纪的最后一项计划。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让联想微机覆盖了中国20%的用户，让那个外方内圆的蔚蓝色商标遍布中国，可现在这却成了他们的最大问题。就像美国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里那些军事官员一样，他们也在担心“千年虫”爬来爬去，抓它不着，不得不派出数百个工程师守在用户的终端上，彻夜未眠。
新世纪的评估
新世纪第一缕曙光升起来的时候，一定有什么东西达到了梦想中的顶峰，如果不是公司的销售业绩、利润和股票价格，那就一定是员工的士气。现在联想的队伍已经超过1万人，平均年龄只有28岁。昔日所有艰难、困苦、曲折、失败、恐惧和屈辱，全都成了今日辉煌的反衬。西方国家那些一向喜欢眯着眼睛打量中国人的媒体，现在开始把柳传志描述成一个所向披靡的英雄。《财富》在它的一月号上说，柳是中国电脑市场上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的胜出者”。《时代》杂志则指出，制造电脑并不是柳传志事业成功的第一步，但这是最令他关注的。他是中国最赚钱的个人电脑商。一切评论都把人们导向通往巅峰的道路。从日积月累的公司报表和报章消息来看，这些评价不是夸张。不论从业绩还是从名声来看，柳传志都已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他成为美国《财富》上的“亚洲商界年度人物”、《商业周刊》上的“亚洲年度之星”、《时代》杂志上的“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他的名字现在与全世界最著名的企业家并列在一起。在中国，媒体的这一类评选活动风起云涌，不计其数，每次他都名列其中，记者们还给了他一个不那么正式但却更富激情的头衔—“IT教父”。在中国大陆，能够和他比肩而立的似乎只有张瑞敏，后者让海尔的英文商标挂在纽约的第五大道和东京的银座，与他并列在美国《商业周刊》的“1999年亚洲50位风云人物”排行榜上。这排行榜上还有施振荣，是台湾宏公司的总裁。
这正好勾起了某些人的回忆。10年前柳传志说要“再造一个宏”时，很多人还在笑他不自量力呢，现在，有个叫张增礼的人把柳传志和施振荣并列在一起。“笔者在偶然间发现，
这两支部队总司令的个人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张写道，“两人同年降生，都是属猴的，两人都是高科技人才，都是搞电子的，都是从技术转向管理；两人在同一时期掌握了企业命脉，1989年对他们来说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1989年的联想还什么都不是呢，没有微机，没有品牌，没有流水线，没有代理商，甚至连“联想”这面旗帜都还没有挑起来，那时候他们心里最大的期待是政府能够批准他们生产微机。可现在，它已经拥有太多的官方授予的头衔：“国家技术创新试点企业”、“全国电子百强第一”、“全国高新技术百强第一”
媒体把这些名称稍加改造，就成了“中国最佳管理企业”、“全球信息科技百强第八”、“亚太市场第一”。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全世界都感受到中国的崛起。有些人开始描述“中国世纪”，这在一些人看来是“中国威胁”，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是“中国奇迹”。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确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厂，有80种商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电脑业虽然还不在其中，但是如果考虑到很多最有名的外国品牌电脑都是在中国生产的，那么它离第一也就不远了。IBM公司的一位副总裁看了珠江三角洲的电脑配件加工企业，不禁感叹：“东莞到皇岗的公路一旦停止，世界电脑业就会停摆。”日本一家企业的总裁说：“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中国人开始了，我们就要准备退出。”他说的是彩色电视机、冰箱、空调这一类家电产品的共同经历，现在看来，联想又在计算机行业里把这个故事重演了一遍。
北京化工大学的毛泽东石雕像依然矗立，俯瞰着三环北路上过往的车流。马路对面有个40米长的巨幅广告牌，与伟人的目光遥遥相对，广告上是那个蔚蓝色的联想商标，和那句传遍全国的联想宣言：“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还有一个身穿红色体恤衫的男孩子仰望灿烂星空，眼睛里面充满幻想。电脑似乎比人脑更聪明，但是它的变化太快，联想费尽心机推出21个系列、70个型号，用8年时间卖了100万台，又用两年时间卖了200万台，总算把市场先机抢在手里。公司的进步非同寻常地影响了中国这一新兴产业，但却很难说它已拥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联想微机仍然只是一种电脑，还不是人们敬仰的圣像，要说它就是“中国自尊”，还有点言过其实。人们似乎更喜欢用普通人的眼光来打量这家公司的成功，所以在柳传志和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节目主持人之间，会有下面这番对话：问：你是偏执狂吗？答：应该说是。在这个领域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还想着种好地里的，已经是偏执狂了。
2000年春天，柳传志的眼睛的确盯在“锅里”。公司生产线上流动着的微机，与全世界的微机都是一样的，可是眼看着美国纳斯达克股指连续16个月不停地攀升，而自己的股票“0992”总是“高业绩，低价格”的局面，不免着急。高盛公司的股市分析家早就提醒他，投资人不喜欢这样的局面。“高盛”多年来一直是联想的财务顾问，还承担着推销“0992”的责任，他们为公司负责，也要为股市负责。现在纳斯达克股指正在飞速进军5000点，全世界的投资者都红了眼，正是上帝赐予的良机。2月的最后一天，联想将筹划已久的新股发行计划付诸实行：把现有股份中的3500万股出让给机构投资者；再以每股33.75港元的价格发行5000万新股。公司宣称将把这笔资金中的85%用于实现“互联网战略”，包括收购网上内容供应商、购买版权、发展新一代互联网接入设备、推广电子商务。
柳传志对香港记者说：“互联网市场发展一日千里，联想集团必须把握机会。”这是搭上了投资者的脉搏，让“0992”在市场大获成功。遥想1999年6月23日，联想配售1.3亿股，只拿回9.36亿港元，这一回只不过卖了8500万股，就得到28.07亿港元。《北京青年报》看出其中奥妙，发表评论说：“做一家网络公司而不是一家电脑公司，不仅是联想的理想，更是股市的期望。股市似乎已经给联想投了赞成票。”然而事情还刚刚开始，3月3日，柳传志与李泽楷踌躇满志地宣布，联想和盈科数码动力将合作开拓“宽带互联网业务”。35岁的李泽楷是香港富商李嘉诚之子，也是盈科的老板，刚刚完成“香港电讯”的收购，又来和柳传志握手。消息立即轰动股市。这一天“0992”报收45.2元，涨幅28%。联想进入香港股市上最值钱的10家公司之列，总市值超过800亿港元，其中有177亿是在刚刚过去的8小时中增加的。3月4日，“0992”依然升势凌厉，有一刻达到每股59.5元，带动大陆企业的红筹指数上升6%。到了收盘的时候。有人算出，联想股票在两天之中升了41%，是一年前的2000%。然而“0992”还在上扬，3月6日，到了69元。对那些购买了联想股票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福音：如果你在1997年1月花1万港元购买联想股票，经过38个月的拆股和上涨，现在你将得到233万港元！有人说，如果柳传志蓄意把公司的新股发行计划拖延几天，就能多拿回几十亿港元。他不是没有先见之明，而是有意不这样做。这个在15年前为节省一块公共汽车票钱在香港街头步行的人，现在很大方地对一群记者们说：“我们当时研究了半天，就决定把这部分利益让给投资者，我们不要。我们非常庆幸自己没图20亿。
20亿够干吗的？假定是贷款的话，一年也就是两个亿的利息罢了。”投资者听了这话，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其实不光是香港，那个星期还是全世界投资者的节日。股市上激情澎湃，就像着火似的熊熊燃烧。到3月9日，纳斯达克股指突破5000点。华尔街欢呼这一历史新纪录，有人还一天天数过来：从4000点到5000点，只不过走了46个交易日。股评家们在报纸上预测，纳斯达克在2000年年底之前达到6000点如探囊取物。有人警告股市过于膨胀。还有人说，在高科技的华丽招牌下已经吹起一堆泡沫，早晚会破。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些警告。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股指在到达巅峰之后便开始下降，不久就走进那个漫长的黑暗年代。在柳传志的眼里，2000年的春天不仅没有黑暗，而且阳光普照。他开始与自己最信任的几个人谈论把公司一分为二的可能。要说当时公司里还隐藏着对变革的不安和警觉，就是这件事了。旧历腊月最后一周举行的新春联欢会上，朱立南对公关部的总经理杨洁说：“你不把这次联欢会办得红红火火，我就跟你急。”杨洁问他怎么才叫“红火”。他说“要办成一个绝唱”。后来联欢会上挂起的会标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气氛空前热烈。不过，除了杨元庆和郭为，还有极少数公司高层经理，很少有人听出朱立南的话里有着某种强烈的预兆。
接班人
充分意识到公司蒸蒸日上，正在巅峰时刻，柳传志决定见好就收。他越来越多地对身边的人谈论退休。“我不能继续冲在第一线了，”他说，“公司前些年业务往下滑的时候，我肯定不能退，现在公司往高处走，是退的时候了。”人家都说他还不老。他就说他“实在是太忙太累了，精力体力不够了，已经力不从心。”他喜欢安安静静坐下来，看闲书，和人闲聊，海阔天空，也不具有任何利害的计算。可是每天晚上回家以后疲惫不堪，连话也不愿意多说一句，哪里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呢。“如果有人来取代我，替公司的一万多员工负责，替公司的利润负责。我就轻松多了。”
“接班人”一向都是敏感的话题，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家公司，都是如此。在过去一年里，继任者的名字只在5个人的小圈子里议论，那是公司的绝对机密。在联想的文化氛围中，保密很容易做到，但是这却不能帮助柳传志解决最困难的问题。他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脑袋里装的都是这件事。我们应当还记得，柳传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着手培养一代新人，几经周折，有一次差一点把他逼到绝路上。好在90年代后几年里公司中的年轻人有了杰出表现，接班人的格局也逐渐形成。
柳传志津津乐道的“管理三要素”中，有一个是“建班子”，他还喜欢说“小公司办事，大公司办人”。这里面包含着他的一个基本信念：公司不是由钱或者技术之类的物质的东西组成，而是由人组成的。公司就是人。这种把人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经营思想，在我们知道的那些最了不起的企业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不过，他描述4种类型的经理人员，显然不是独创，而是从他格外佩服的杰克·韦尔奇那里借用来的：第一类型：能够实现预定目标，也能够认同公司的价值观。第二类型：能够实现预定目标，但不能认同公司的价值观。第三类型：不能实现预定目标，但能够认同公司的价值观。第四类型：不能实现预定目标，也不能认同公司的价值观。
毫无疑问，公司需要“第一类型”的经理人员。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复杂，是因为他有两个这样的人—杨元庆和郭为，而且全都非常优秀。一个位置有多个人可以接任，这样的情形总是反复出现在杰出的公司中。中国人的办法是把他们硬生生地捏合在一起，而西方人总是选择其中一个，而让其他人离开。在柳传志所知道的无数与杰克·韦尔奇有关的故事中，有一个就是韦尔奇在三个人中为自己挑选接班人的经过。
“那是我面临过的最困难也最痛苦的选择，”杰克·韦尔奇有一次说，“整个过程几乎使我发疯”。但他还是咬紧牙关选了其中一个，而让另外两个走人。但柳传志不想这样做。他不愿放弃其中任何一个。郭为是少年得志，杨元庆是后起之秀。郭为轻灵，杨元庆厚重。郭为思维敏捷，杨元庆脚踏实地。郭为的主意层出不穷，喜欢迎难而上，而且越是困难的时候斗志越坚，但却不善于步步为营。杨元庆的点子不多，但却拥有坚定的意志，认准了的道路就一步一步走到头。郭为有很长时间在柳传志身边工作，长于运筹，善解人意，而杨元庆似乎永远冲在第一线，只会玩儿命工作，一点人情世故也不懂。从以往多年的人际关系上说，柳传志与郭为更接近，这两个人全都目光四射，全局在胸，总有好的主意涌出来，所以外人都认为柳传志是向着郭为的，就连杨元庆也不免这样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