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再起
当武昌起义的炮声传到洹上村时，正是袁世凯亲朋满座、觥筹交错庆祝其寿辰（袁世凯生日是农历八月二十日，这个日子在其初生之年是阳历的9月16日，在辛亥年则是10月11日）。众人闻讯，相顾失色。袁世凯立即叫撤去酒宴，停止唱戏，纵谈国事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有的说，起义军队不过数营，瑞澂、张彪必能平定；有的说，起义者志在掠夺，三两日间，大兵压境，即将一哄而散；有的说，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均不在鄂，兵无统属，焉得不败！众言纷坛，莫衷一是，但比较一致的倾向是起义不会成功。
袁世凯一边听着诸人发言，一边急剧地思索。渐渐地，那往日紧锁着的双眉舒展开了，但只抚髯微笑，不作一语。有个门下士见状，便问其有何高见。他说：瑞澂、张彪都是无能之辈，怎么能够平定叛乱？摄政王载沣少不更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昏庸贪鄙，没有奠安大局的能力。听说革命党人占据武昌后，将进占汉阳，其志不在小。看来星星之火，或足燎原，也未可知呢！有人马上吹捧说，此事非宫保出任艰巨不可。他慌忙摆手，假惺惺地叫大家只谈风月，勿论国事。他觉得只要施展一下手段，朝廷不难落入彀中，自己梦寐以求的出头之日也就到来了。主意打定，向各方面做了布置，特别孝敬了奕助一笔很大的数目。成后，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北京，等待着佳音。
第二天下午，洹上村袁府的垂帘马车又从车站接来了一位秘密客人。这是朝廷派往武汉作战的冯国璋，他是专门来向袁请示方策的。袁给了这个昔日的手下六个字的锦囊妙计：“慢慢走，等等看。”因此，尽管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迅速在大江南北燎原，清廷不断地催促南下讨伐的北洋军火速赶赴湖北。北洋军却置之不理，宛如外出郊游的旅客，慢悠悠地东张西望，时停时走。身为陆军大臣的荫昌却束手无策，而负监国之职的摄政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中南第一重镇武昌，在几声炮响后就变了旗帜的电奏到达北京，清廷举朝惶惶，摄政王载沣急命陆军大臣荫昌督率北洋军两镇南下讨伐，湖北军队及赴援各军均归其节制调遣；并饬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军舰，会同长江水师往援。下令将瑞澂革职留任，暂署湖广总督，立功赎罪。
应该说载沣的这种应付时局的方略并没有什么毛病，但当时却难以实行。
首先是领军的陆军大臣荫昌难当重任。荫昌是仗着满人的血统和留德学军事的身份而进入皇族内阁执掌军事大权的，一直未曾带兵打仗，未经过任何阵仗，许多军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
其次是开赴前线的军队都是袁世凯的旧部。北洋军的将领早就对袁开缺后朝廷排挤北洋军、训练禁卫军的行径不满，尽管仍吃着皇粮，但总有一种今不如昔的失落感，加重了北洋军心目中“只有袁某，不知有朝廷”的情结，这时让他们出征，根本不听荫昌的指挥，按照冯国璋从袁那里请示得来的六字秘诀行事，任由朝廷如何着急，却无动于衷。
这时，东交民巷的洋人发言了。他们对南方爆发的革命极为惊恐，害怕又一次发生类似义和团一样的排外运动。日、俄企图出兵干涉，英、美反对，由于彼此利害的冲突，他们未能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但对清廷表现出来的“非常无能、软弱和不得民心”，十分不满。
为保护其在华利益，洋人一方面把军舰开进了长江水面监视革命党人，寻找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想物色一个“强有力”的走狗来替代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袁世凯似乎是他们需要的惟一合适的人选。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和法国代表贾思纳直截了当地表示：“银行团要求能有一个像袁世凯那样的人来保证政府的稳定。”“袁世凯在训练新军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他看来是制止叛乱浪潮、争回不忠诚的军队、以及同起义军首领中的某些人达成协议的惟一人物。”
英国驻华公使仍是朱尔典。朱尔典与袁世凯在朝鲜时相识，多年来两人一直是好朋友，更是竭力主张起用袁。
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一提建议清廷起用袁世凯，驻京公使团就一致接受了这个提议。
于是，洋人大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舆论，以促使袁早日出山。同时，他们还派人人宫觐见，带着命令的口气告知朝廷：“不是任他做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洋人的态度马上得到朝廷大员的应和。他们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
早在1911年8月四川保路风潮发生时，袁世凯的亲家端方就奏请起用袁代替不能控制四川局势的川督赵尔丰。朝廷未予理睬。
此时，与袁关系极深的内阁三大臣于公于私都热切地希望促成袁的出山，就联名上奏，请朝廷起用袁，以维持大局。
哪知载沣对袁世凯极为怨恨，一听要起用袁，便向愿以身家性命做担保的那桐大发脾气，予以严厉斥责。
碰了一鼻子灰的那桐马上提出告老辞职，奕劻则不上朝议事。而这时前线军情紧急，必须立即处理，容不得这两人撂挑子。
载沣无奈，只得请他们来重新计议。奕劻乘机给这个侄儿做工作，说明非用袁不可的情由：“此种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
载沣不放心，诘问：“你能担保没有别的问题？
奕劻尽管自己心里并没有底，但为了促成此事，忙打保票，回答说：“这个不消说的。
素性懦弱的载沣看到奕劻坚持甚力，又以绝对不负责任相威胁，而且有东交民巷的洋人施加压力，况且自己也实在想不出另外的妥善应付时局的方案，最后只得听从权臣摆布，忍泪屈从。他紧蹙双眉对他们说：“你们既然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但是你们不能卸责”。
起用袁世凯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有人问那桐：“你们这样做，不是加速清朝灭亡吗？
那桐回答道：“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一些王公大臣闻讯，均埋怨载沣当初不该放虎归山，此次尤不应引狼入室。
恭亲王溥伟立见载沣，载沣说：“袁素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
溥伟说：“袁久蓄异谋，不能引虎自卫。”
载沣默然良久，始言奕劻、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
溥伟退而求其次说：“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
载沣问：“为谁？”
溥伟答：“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
载沣急忙说：“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
溥伟叹息而出。
这种情势之下，不要说改变朝中重要人事关系难以办到，即使收回成命又谈何容易！
形势如此，身当其位的载沣比别人考虑的要多些。出于维护统治者的目的，他也寄一线希望于袁世凯。因为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编练，除了他，谁也指挥不灵，欲依靠北洋军镇压革命，势必首先起用袁。
据说，载沣和王公们计议过，无论袁镇压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最后都要把袁除掉。如果失败，则借口失败，杀掉他；如果成功，就另找借口解除其兵权，然后设法杀掉他。但是，这只是载沣等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10月14日，载沣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但他对袁世凯并不放心，还得留一手，于是当天又下了一道上谕，规定袁世凯“节制调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而对“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即北洋军及海军，只能“会同调遣”。这就是说在指挥北洋军的问题上，袁世凯只能充当荫昌的副手。尽管这样，奕劻以为袁也会高兴的，赶快派阮忠枢到彰德去劝驾。
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也得会同调遣。并告诉他要力顾大局，不要推辞。
奕劻以为袁世凯定然高兴，赶快派阮忠枢到彰德去劝驾。
对于袁世凯是否接受任命，众说纷坛。
袁世凯是什么态度呢？他对载沣仍然愤愤不已，从内心不愿支持他，为他解危。起初，他曾有称王称帝自开局面的设想，经反复考虑权衡，袁认为这种做法风险太大，不可行。他有五点顾忌：“一、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为后世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等，均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人心向背，尚未可知。”由于上述原因，袁没有称帝，而倾向“表面维持清室”。
14日，阮忠枢拿着奕劻亲笔信函来到袁住地，劝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同时，杨度也由北京抵达，却劝他不要答应。前来祝寿的王锡彤也劝袁勿应命。杨度的理由是清王朝已没有什么希望，即使平定革命党，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王锡彤则顾虑袁出山后有性命之忧。袁克定与杨、王看法相同。袁世凯有点不高兴，对王锡彤说：清朝是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自己愿出山，是“托孤受命，鞠躬尽瘁”，虽然有危险，但“余不能作革命党，余也“不愿子孙作革命党。”
袁世凯不甘心让革命胜利，而决心以“托孤受命、鞠躬尽瘁”为幌子，先取得清朝的军政大权，再来扑灭革命。这样，则“顺理成章，千稳百当”。但是，清廷于14日给他的权力小了，不能满足他的胃口。隔了一夜，他写了一个复奏，借用彰德府的大印盖上，发往北京。文中写道：“闻命之下，惭赧实深。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嗣膺宝录，复蒙渥沛殊恩，宠荣兼备。徒以养疴乡里，未能自效驰驱，捧读诏书，弥增感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此系数年宿疾，急切难望痊愈。然气体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痊，而究系表证，施治较旧恙为易。现既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不难看出，袁世凯在这片折子里把载沣讽刺挖苦了一通。
载沣以足疾叫他回家养病，他就以足疾未愈不即受命，真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可以招之就来、挥之即去、供人任意驱使的人，要吐一吐郁积了两年多的胸中闷气，向载沣报复一下。但他并未把话说绝，表示病好即可出山，给重新任命留下了回旋余地。
18日，载沣在袁的奏折上批复：汉口事情紧迫，迅速调治，力疾就道，以副朝廷优加倚任之至意。袁知道非起用自己不可了，心里踏实，开始行动。次日，致电内阁，声称：‘凯衰病余生，何堪负重，然受恩高厚，利钝姑不敢计，惟有竭尽心力，以图极称。但鄂省兵叛库失，凯赤手空拳，无从筹措，必须赶募得力防军，以备驻防收复地面及弹压各属。”奏请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招募部旧12500人，作为湖北巡防军。要求拨款400万两，以备支用。这些意在表明，他是愿意出山为清廷效力的，但是必须给枪、给钱。同时，他还致电湖北前线的荫昌说：“王师宜策万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又告诫北洋将领：“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负隅之势已成，诚有不可轻视者。”同时，他奏请起用已开缺的王士珍、张锡銮和已革职的倪嗣冲，并调段芝贵、陆锦、张士钰、袁乃宽等到彰德委用差遣，还要求饬令冯国璋迅速来彰德，筹商一切。很明显，他是要把心腹干将调到身边，以便指挥起来得心应手。这一切，清政府全部照准了。
至此，袁世凯该出山了吧？但他仍以“调治疾病”和“筹备布置”为借口，坐在彰德不动。奕劻弄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20日又请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徐与袁本是同党，徐到养寿园后，两人一阵密商，决定唱一曲双簧戏，便迅速返京。
奕劻问到见袁世凯的情况，徐世昌假装十分生气的样子，连说“太不像话”。
奕助再三追问，他才说出袁世凯提出就职的六个条件：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此次事件诸人；
四、解除党禁；
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
六条之中，一、三、四条是在向南方革命党人递送秋波、灌迷魂汤，企图向他们表明，他是同情革命的，和清廷当局不同，蒙蔽革命党人，诱使妥协分子向他投降。二、五、六条则是针对清政府的。
他知道，内阁总理大臣的椅子，除了他自己，别人谁也不敢坐。因而提出这几条，要把军政大权从皇族手中夺取过来，使清廷成为一具活尸，载沣处于无权地位，听任他的随意摆布。
这样一些条件，嫉恨袁的亲贵坚决反对，愿妥协的载沣一下子也接受不了。
袁世凯的阴谋暂时没有得逞。
可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容不得载沣和皇族们的讨价还价。大厦将倾的压力和垂危挣扎的迫切性，逼着他们不得不向袁世凯低头。
革命军占领武昌后，于11日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推举原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任军政府都督。武汉三镇全部解放后，京山、天门、黄州、宜昌相继光复。19日革命军攻克刘家庙，清军败退至滠口。
武昌起义迅速波及全国，各省积极响应。10月22日，焦达峰、陈作新领导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杀死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吓跑了巡抚余诚格，成立了军政府，湖南独立，焦、陈被推为正副都督。同日，西安新军起义，将军文瑞于次日被杀，护理巡抚钱能训被拘，前陕甘总督升允逃跑，陕西独立。23日，九江新军起义，占领了湖口、马当两要塞。25日，广州将军凤山被革命党人炸死。湖南岳州新军占领府署。而奉命前往武汉镇压的北洋军，其首领冯国璋遵照袁世凯的授意，“慢慢走，等等看”，拥兵观望，消极怠命，使荫昌指挥失灵，军事上不能有所作为。
面对这种情势，清政府举措皆失，皇族亲贵一筹莫展。
为救燃眉之急，载沣一改办事迟疑不决的作风，经资政院奏请，于10月30日以皇帝名义一连颁发了四道上谕。其一是实行宪政。其二是迅速起草宪法，“与民更始”。其三是革除亲贵秉政，宣称一俟事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皇族亲贵充任国务大臣。其四是大赦国事犯（即政治犯），宣布所有戊戌变法以来因提倡改革获罪、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和此次乱事（指各省起义）被胁自拔来归者，一律赦其既往；今后臣民如不逾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当日，资政院开始做起草宪法的准备工作，11月3日，把宪法信条十九条奏报上去。清廷阅后，即刻予以公布，并宣告择期宣誓太庙，以资信守。11月5日又批准资政院奏请，准许党人按照法律组织政党，借以养成人才，收做国家之用。同时谕令资政院速订《议院法》、《选举法》，预备召集国会。凡此种种，主要是为了缓和革命，麻痹人民，维持即将灭亡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