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帝位后，袁世凯越发着意笼络，派人告知黎元洪，要封其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召集左右研究，一派主张非接受不可，一派主张坚决不接受。黎元洪采纳了后者。12月15日，袁世凯下策令说，黎元洪在辛亥革命时“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艰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乱，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特册封为武义亲王。并令在京简任以上文武官员到黎元洪官邸致贺，意欲勉强黎元洪接受王爵。百官奉旨，齐赴黎元洪官邸。陆徵祥率领百官请见，并致贺词，恳请即日就封。黎元洪答云：“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话虽不多，意颇刺人，说完掉头而入，弄得百官大煞风景，面面相觑，默然离去。
袁世凯见此着不成，又施展诡计，派成衣匠为黎元洪量做亲王制服，在信封上大书“武义亲王开拆”字样，迫其接受，均被黎元洪退回。19日，袁世凯申令不许固辞，黎元洪仍不理。黎元洪在反对帝制、坚拒册封这个关键问题上，态度是坚决的。
在社会上，封建馀孽、王公贵族盼望清室复辟的还大有人在。袁世凯考虑到这股势力不能低估，应同清室搞好关系，减少反对力量，于是在优待条件上写了一个跋语：“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妄图以此取得清室的好感。
清室对袁世凯称帝一事非常嫉恨，原打算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有了这个跋语，一笔政治交易成功了。12月16日，清室内务府给袁世凯上了一个公文，内称：“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袁世凯不胜欢悦，于同日宣布：“所有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另外，袁世凯又派江朝宗出面，向清室提出联姻，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为皇后。由政治利害关系所决定，太妃只得答应。好在袁世凯死得早，溥仪后来没有同袁世凯的女儿结婚，优待条件也没有写进宪法之内。
前清资政院总裁溥伦在清室中依附袁世凯最甚，为袁世凯索要仪仗和玉玺，极力主张对袁世凯称帝明确表态，被袁世凯任为参政院院长，代替坚决辞职的黎元洪，且“赏食亲王全俸”，以酬其劳。
12月18日，袁世凯重申了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待遇条件继续有效，争取王公贵族的支持。
同日，袁世凯还下令说：“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难，无从息肩，而临深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万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末节也。”
他知道有些旧日同僚不肯低首下跪，早已拂袖出京，或是辞职不干，如不妥为笼络，将会造成不良影响，干脆下个命令，一则表示自己虚怀若谷，一则向这些人送个空头人情。
经过政事堂研究，列入旧侣的有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七人；列入故人的有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列入耆硕的有王闽运、马相伯二人。
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已经列入故人，受到不臣优待。袁世凯以为仅仅如此并不够，12月20日又特申令，以此四人为“嵩山四友”。申令说：“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略分言情。布衣昆季之欢，太史客星之奏，流传简册，异代同符。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为人伦之表，在藐躬为道义之交。虽高躅大年，不复劳以朝请，而国有大政，当就咨询；既望敷陈，尤资责难，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壮猷，关系至大。兹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以尊国耆，其喻予怀！应如何优礼之处，并着政事堂具议以闻。”
后来政事堂对“嵩山四友”研究了六条优礼办法：（一）燕见：关白大计，陈述情款，均许随时自请人对，延见于便殿，行一鞠躬礼，皇上答礼，赐坐赐茶，称名不臣，迎送于门内；如皇上就见于其家，迎送皆肃立于大门之外。（二）赐舆：延见时得乘坐四人肩舆，直至内宫门外下舆。（三）笺启：特赐启事小章一方，玉质螭纽，文日“某某启事”，不论何事，均得随时修笺钤章入告。（四）免朝：国有庆典，免其列班朝贺，仍许随时入贺于便殿。（五）特飨：外廷公宴，均免参列，上随时亲设特飨，共席列坐，以燕乐之。（六）优给：按照原俸优予年禄（如曾任某职，即支某职年俸），按月致送，以资供给。
12月21日，袁世凯下了一个“锡爵令”，对军政各界的亲信党羽和实权派大加册封。令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立国之道，必先求人民之乐利，方有政事之可言。辛亥改革，非无热心爱国之人，而诚不敌奸，民受其祸。秩序紊乱，土匪暴民乘机肆虐，非假托政治，即附会名义，冀遂其贪残争夺之私，扰攘纷纭，莫可究诘。而人民受其荼毒、遭其蹂躏者不知凡几，言之痛心。今之渐就安定，全赖文武将吏深明大义，保国卫民，或屡建殊勋，或力戡变乱，或防守边塞，或保护地方，使国家得以安全，人民得以苏息。予甚嘉之，允宜特沛恩施，论功行赏。”特册封：
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一等公；
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一等侯；
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一等伯；
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一等子；
许世英、戚扬、吕调元、金永、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矩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一等男；
李兆珍、王祖同二等男。
22日，追封赵秉钧一等公，徐宝山一等伯。
23日，册封刘冠雄二等公；雷震春一等伯；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增、张敬尧一等子；倪毓棻、张作霖、萧良臣二等子；吴炳湘、徐邦杰、李进才、马龙标、江朝宗等二十一人一等男；杨以德等三十人三等男；刘镇华、唐天喜等五十五人一等轻车都尉；另有十九人二等轻车都尉。
此外，袁世凯还发布了从速制定帝国宪法，迅速筹办、召集立法院，整顿厘卡，文官考试和甄用的申令。为“尊重人道主义”，“祛秕政而重人权”，又发布了永远革除太监、改用女官和永远革除采选宫女的申令。欲通过以上一些“新政”的点缀，表示一下他这个新皇帝的“开明”，借以收拢已经失散的人心。
对孔夫子的第七十六代孙孔令贻，袁世凯亦优礼相加。孔令贻在帝制活动中担任了筹安会的名誉理事、全国教育界请愿联合会的理事长，派代表住在北京，袁世凯承认帝位后，孔令贻立即致电，表达了他“瞻云就日”的诚意和欢欣鼓舞的心情，并于12月22日亲至北京向袁世凯祝贺。袁世凯对之十分欣赏，特于1916年1月1日加封其郡王衔。
上述命令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本大总统”的称谓不见了。过去凡称“大总统策令”、“申令”、“批令”的，一律改称“政事堂奉策令”、“奉申令”、“奉批令”。到12月下旬，公文、呈文均改成奏折体，口称“皇帝陛下”。袁世凯已经以皇帝自居了。
登极的具体工作在日以继夜地进行。大典筹备处于12月初成立，因当时尚未承认帝位，故秘而不宣，19日方才公布。筹备处的处长为朱启钤，成员有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
对于筹备应遵循的原则，袁世凯在12月14日的申令中亲自作了明确指示：“立国尚质，惟圣去奢，实为古今致治之根本。此次筹备典制，凡有益于国、有利于民者，自应加意研究，用备施行，此外缛节繁文，概从屏弃。历代朝仪，多相沿袭，跪拜奔走，何关敬事？格律程式，亦困异才，非耗有用之精神，即蔽上下之情志，岂开明之世而宜出此？近年变患频仍，闾阎凋敝，商民坐困，财政奇艰。予一人朝作夜思，惟以培养元气为当务之急，又何可虚糜国帑，稍涉铺张？各部院筹备事宜，务以简略撙节为主，其前代典章失于繁重者，均不许采用，而事虑累民，永悬厉禁。总期君主秕政，悉予扫除，不尚虚文，重惜物力，用副归真返朴、轸念民生之至意。”在历代帝王中，能够真正遵循这些原则行事的并不多见。
然而，事实又如何呢？看看筹备帝制的实际情况吧。
袁世凯准备登极的处所是皇宫的三大殿，太和殿被更名为承运殿，中和殿被更名为体元殿，保和殿被更名为建极殿。但袁世凯觉得三大殿和新朝的气魄不大相称，一定要重新进行油饰。而且规定新朝尚赤，以红色为代表色，屋顶的黄瓦也要换成红瓦。殿内圆柱一律改漆红色，当中的八大柱加髹赤金，饰以盘龙云彩。工程费一项即二百多万元。承运殿内设有御极宝座，扶背各处雕有九龙，镶嵌珠宝，价值四十万元。宝座前设有雕龙玺案，案前左右排列古鼎、古炉各三座。座后陈设雕龙嵌宝屏，屏侧各置日月宝扇一对。登极和祭祀用的吉服，即衮冕、玄衣、纁裳、大带、中衣、朱袜、赤舄，都是按照章制定做的。衮冕的冕延前后垂旒各十二，每旒贯明珠十二，每珠圆径二分，末缀五彩玉；冕的边围饰金云龙二，上施八梁，下施金绣云山纹，两旁垂白玉填；冠章以金为质，饰起花云龙二，中嵌大珍珠一环，珍珠十二，通体圆径一寸八分。衣用金绣日、月、星辰、龙、山、华虫、火、宗彝、藻九章，裳用金绣粉米、黼、黻三章，衣裳皆绿金织云龙锦。中衣上织金云锦。大带为金织云龙锦。朱袜饰以金绣云龙。赤舄缘以金锦，绣金云纹。仅登极和祭天用的两袭龙袍，即价值八十万元，其中最大的大东珠取自清室内库，尚未计算在内。
所用玉玺先从清室借来，但因是满汉合璧，不合要求，袁世凯未用，又另雕一颗，价值十二万元。金质御宝五颗，价值六十万元。
此外，还有案衣、围顶、门帘、拜褥等物，皆黄云缎制成。
这些御用品总计在三百万元以上。典礼费一项约二百万元左右。大典筹备处人员的津贴和其他开支也不下几十万。据调查，大典筹备专款，竟用去两千万元！有时为了收买一封劝进电，他也不惜花上几十万元。辞职回湖南的国史馆馆长王闽运有如下一个电报：“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不啻万馀人。窃读汉语记有云：‘代汉者当涂高。’‘汉’谓汉族，‘当涂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即楚故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挠情于偏论，勿蹈匹夫硁守之节，勿失兆姓归命之诚，使衰老馀生重睹天日，闽运幸甚！天下幸甚！”这封不到一百五十字、牵强附会、胡说八道的劝进电，就是袁世凯为了借重王闽运的大名，嘱咐汤芗铭花了三十万元买来的。
袁世凯从发动帝制到筹备登极，共挥霍了数千万。其资金主要来源有：第一，私提中国、交通两银行本金。第二，强迫群众认购国内公债，变卖官产，挪用爱国储金和铁路收入。第三，令烟土商报效。袁世凯自上台后曾数次下禁烟令，但为了筹备帝制经费，便任命蔡乃煌充任查办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禁烟特派员，以准许在三省销售烟土为条件，叫烟商报效了三千七百万元。第四，苛捐杂税。1915年全国的农业生产普遍减产，十几个省非遭受水灾，即遭受风灾、旱灾或蝗灾、雹灾，有的地方颗粒未收，房屋人畜被大水淹没殆尽。广大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卖儿卖女，死亡相枕。袁世凯为了筹措帝制经费，不仅强制推行和增收印花税、验契税、所得税，而且强行摊派“国民代表选举费”、“大典筹备费”等种种苛捐杂税，“处处设卡，节节抽税，密如蛛网”，有如敲骨吸髓，哪里还管人民群众的死活！
袁世凯极力把自己标榜为一个“圣君”，但铁的事实证明，他说的是一套，干的又是一套，是个高唱“重惜物力”、“轸念民生”的伪君子！
殿宇、服冠和御用品之外，袁世凯还让有关部门筹备好了开国登极的郊天大典，遣官祗告阙里“至圣先师”孔子之礼，遣官祗告清太庙之礼，遣官祗告“关壮穆侯”、“岳忠武王”之礼以及其他典礼；统一规定了娘娘吉服、妃嫔吉服、皇子吉服、皇女吉服、诸王吉服、职官吉服；演习好了丹陛大乐、中华韶乐、导迎乐；置办了天坛、孔庙、关庙、岳庙、历代帝王庙的应用器物；安排好了法驾卤簿，进退宫殿的路线，应派执事人员，文武百官的班位，以及进玺、颁诏和各地方朝贺的仪式。同时规定：“登极前一日起，京外各公署、学校暨商民各户，均悬旗结彩三日。”预备大大庆祝一番。
方事俱备，袁世凯专等明年2月上旬登极了。
皇帝总统
正在袁世凯急切盼望举行登极大典的时候，1915年12月23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发来的一封电报摆在了他的面前。电文曰：“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大总统两次就职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推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而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最初；朱启钤等人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起。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实为二十三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今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事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各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更为拥护共和之约言，涣发帝制永除之明誓，庶几民暑顿息，国本不摇。否则，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答复。谨率三军，翘企待命。”这是一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放弃帝制的最后通牒，电中所列杨度、朱启钤等人，被称为“十三太保”。
袁世凯最害怕最担心的问题到底发生了。经过慎重思考，他命政事堂于25日复电说：“贵处两次来电，均吁请早定大位，情词迫切。……今据来电，语多离奇，事隔三日，背驰千里。本政事堂实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请另具印文，亲笔签名，迅速寄京，以便核转。”想以他人捏造代发为词，让唐继尧、任可澄收回前电，来个私下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