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轻推开门。袁大头装出一副正在审阅文件的样子，示意我去沙发上落坐，要我稍等一下。他继续看文件。我知道袁大头在拿两眼的余光研究我，同时在肚子里聚集语言，他一贯这样做。反正在他手下也没几天了，看在他上次爽爽快快答应我休假的份上，我就爽爽快快地坐在那里。袁大头放下文件，在文件一角飞快地写几个字，才离开办公桌走到另一张沙发上坐下。
袁大头说你来了，我点了点头。这显然是废话，袁大头很擅长拿废话做开场白，我觉得，临走前多听几句废话也是应该的。袁大头似乎看出了我心情还不坏，接着又来了一大串滑滑溜溜的废话。他问了问我休假的情况，去了哪里，愉不愉快，等等。再接着，用很诚挚的口气表示了一下对我的赏识，他说这次公司决定让我去做销售，他看出了我的素质：我在公司里有令人羡慕也令人嫉恨的关系，却没动用过，他真是很赏识我的沉着与自信，等等。末了，表示了一下惋惜，他说我一直对他的工作很支持，现在我要离开了，他真是很惋惜，等等。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不出声地听着，像欣赏一个演员的表演。我有几次想站起来走掉，有几次想吐，有几次想笑，还有几次觉得他把那么多文件一样的台词说出来，也真不容易。我在袁大头手下干了大半年，他跟我说过的话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这么多，这么有“感情含量”。有几秒钟我想起了人力资源部经理，如果那个经理用这种方式跟维修部的技术员谈话，我不知道他的鼻子还会不会歪掉。
大约半个小时后，袁大头看了看表，说：“一起吃顿饭怎么样？部门里的人都去，为你饯行。” 我笑了笑，说：“算啦，有你一个人挖苦，应该够了吧？” 袁大头也笑了笑，说：“不能算是挖苦吧？你啊，我也知道，你一回来我也就不在这个位子上啦。到时候你是给我饯行，还是挖苦我，都随阁下的便吧。” 我说：“阁下这是真的在挖苦我了。” 他直摇大头，叹气，把我送出办公室。我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觉得自己已经没必要说更难听的话。一想到我再也不会走进这间办公室了，不会跟这个大头在一个部门了，心胸仿佛开阔了许多，跟过去结下的怨也都一刀两断了。
乘同事去食堂里吃饭的时间，我走进办公室，往纸袋里收拾自己的东西。整个办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个小隔间像战后的坑道掩体。收拾好东西后，我双手枕在脑后，仰靠在电脑椅上坐了一会，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呆。然后关掉日光灯，轻轻地带上门走掉了。我觉得这样静悄悄地离开最好，免得我和大家都罗嗦。
拎着大纸袋走出公司大楼，回头望了望这幢挂满了空调的建筑，想起了玲姐第一次陪我来应聘的那个上午。那个上午天很热，我在培训中心参加笔试，玲姐和另外几个应聘者的亲友站在一起，一直呆在门口的大树下等着。玲姐第二次陪我来应聘的时候，不知道她怎么说通了保安，在大楼里晃悠开了，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的韩总喜欢下围棋。第三次应聘，我正在填表，林秘书走过来把我带到韩总的办公室里。我看见玲姐正坐在韩总对面，跟韩总聊国家围棋队的八卦故事。后来我跟韩总下了一局棋，玲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
现在，我离开这幢大楼了，不用说，我百感交集。从编制上讲，我已经是北京分公司销售部的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回到总部。写到这里我停下来想了很久。我想，如果不是由于我跟玲姐的关系刚刚有了突破，我整个人振奋而新鲜，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会是怎样的晦暗和失落。我想，一份感情带来的能量真是不可思议，这次挫折不仅没有太影响我对生活的信心，甚至不妨夸大其辞一点说，我反而受到了激励。我在大楼前只站了不到一分钟，就叫了一辆车迅速离开。
在出租车上我拨通了玲姐的电话，把我要去做销售员的事简单告诉了她。我尽量往平淡里说，不想让她太担心。玲姐想往细里问，我打断了她，“具体怎么回事，晚上见了面再慢慢说吧。” 玲姐犹豫了一下，说她正想告诉我，她下午要出差。
我心里空跳了一拍，很快恢复正常了。这几年，玲姐每年都要出一两趟差，顶多一个星期就能回来。我问她这次要多久，去哪里。玲姐说去上海，应该不会太久。我嗯了一声，问了航班编号，说要去送她。玲姐说几个同事一起走，单位有车送。我说好吧，要她住下后给我打电话。她也嗯了一声，停了停，要我照顾好自己。她说她不在的时候，我不要把自己饿瘦了。她说她刚买了一套厨具和调料，放在客厅里，要我有空的时候拿走。她说：“记着不要经常下馆子，啊？好在你已经能做很多菜了，我应该没什么不放心的。”
听见她这样尽心尽力地为我着想，我的心像要化掉了一样。她以前要是这样罗嗦，我可能会有点不耐烦，但这天，这种罗嗦是那样享受，我把她叮嘱的事一一答应了下来。末了，我本来要说我会想她的，但觉得有一点婆婆妈妈的，说不定说到最后会让她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出现在同事面前，就没有多说什么。我极力压着离愁别绪，平平淡淡地祝她在上海开心后，就挂机了。
晚上，玲姐没给我打电话。打她的手机，她没开机。打电话去航空公司，知道她乘坐的那趟航班已经在上海准时降落了。再打电话去她以前住过的一家宾馆，人家说房客名单中没有这个人。我闷了一分钟，觉得几个人一起出差，她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她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她可能正在接风宴上周旋。
第二天我去北京分公司销售部报到，部门经理介绍了销售业务。从理论上讲，凡是通信上用得着的东西无所不包，小到电话配件，大到通信卫星，可大可小的单子如电缆、光缆、载波、微波、交换机等等。拿经理的话说，我们出售的是家庭的神经，城市的神经，世界的神经，到底是哪一部分神经，就看销售员个人的本事了。他表示很欢迎我这样懂通信技术的人来做销售，欢迎的理由说了一大套。这个经理很能煽乎，是个热情洋溢的小老头，笑的时候，满不在乎地露出一嘴乱七八糟的坏牙。离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感谢这个老头。见面不到半小时，他就把我说得浑身都是劲。
回来的路上我去书店转了一圈，挑了一堆销售方面的书。吃惊地发现，这些销售理论跟《魅力》杂志里《给爱情加分100招》的专题有相似之处。其中，鲜花、微笑、返点、甜言蜜语、个人习惯……都成了销售战争中无所不用的谋略和利器，闪着寒光，寻找着客户柔嫩的心脏和任何致命的部位。正看得热血沸腾，粘糊小妹打来电话，说她已经约好了一个客户晚上去谭鱼头火锅店，要我一起去。
我说我恐怕去不了。粘糊小妹大大地“啊？”了一声，问我是不是也跟客户约好了。我笑了起来，告诉她：我动作没她那么快，我刚刚开始学销售理论。粘糊小妹又大大地“啊？”了一声，说：“你可真秀才。学理论学理论学你个头，我可是打听过了，这一行都是拿脚板跑出来的。”我说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建议她先去田径训练班学几天。她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我楞了楞，才反应过来，我的话里好像有讥讽的意思。但在说的时候，我是真诚的。对于我来说，进入新行当之前，我希望先掌握一些理论知识。对于她来说，很可能第一是行动，第二是行动，第三还是行动。发现了这一点，我觉得跟她合作一把，个性互补一下，没准比我一个人单干强一些。我打算找个时间跟粘糊小妹好好谈一谈。
下午，接到了玲姐的电话。头天晚上没打电话的事，她没解释，我也没问。我把做销售的事跟她详细说了一遍。这次，我尽量让她了解我真实的处境。我还把林秘书说的那句话也告诉了她。林秘书说：“犯了错误的，让他去做销售员，要提拔的，也让他去做销售员。”玲姐问要提拔的，通常做多长时间销售。我说一般不超过一年。玲姐觉得先做一做销售业务也没什么不好，她说：“不就是一年嘛。一年过后，怎么回事就全知道了。”她语气很平淡，我很感激她用这种平淡的语气，这样谈这件事。她要是不安，我肯定会很不好受的。
接着闲聊了几句上海的天气和饮食。玲姐从饮食聊到了减肥，从减肥又聊到了许可佳。她说：“许可佳向我打听你呢。”
我嗯了一声。
“她问你这些日子都在忙什么。”
我又嗯了一声。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你说该怎么跟她说？”
“我的事，能不能不跟她说？”
玲姐笑了，“她追着问，我只好乱说了。我告诉她前一阵子你去上海出差了一星期。”
“这样的啊？”
“反正我已经这样说了。你什么意思你自己去和人家说清楚吧？”
“嗯。”
我心里沉了一下。又闲聊几句后，挂上了电话。心里沉下去的那一块缓缓浮了上来。我已经很久没跟许可佳联系了，要不是玲姐提起，我这会儿根本想不起许可佳来。她为什么提起她？她跟许可佳谈起我的时候，她还说了一些什么？许可佳又说了一些什么？热带丛林餐厅的那一幕在大脑里翻转了几圈。那个夜晚缓缓展现。我觉得，我跟许可佳手拉手散步的事，应该由我来告诉玲姐，而不是让玲姐从许可佳嘴里知道这事。当然，告诉玲姐的同时我应该加上反省。那天晚上从餐厅里出来，我对许可佳是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举止是有一些轻浮。但现在，我对许可佳什么想法也没有。我相信这些是能说清楚的，不管是对玲姐，还是对许可佳。我觉得我还没有到不能被原谅的程度。
这么想了想，我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不应该胡思乱想，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我觉得我和玲姐的感情已经通过了最终确认，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设共同的家，共同的未来，而不是扩散猜疑的阴影。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阴影，都能够被湖边小屋壁炉里透出的火光驱散。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接着看销售方面的书。我希望把别人总结出来的那些智慧，尽快灌进自己脑袋里。我希望自己能尽快成为金牌销售员。虽然不一定马上让玲姐过上富人的生活，但至少不应该成为玲姐的负担。那阵子我每个月房租1000元，手机费生活费交通费等等加起来，每个月收入少于2000元就得动存款。工作了大半年，存款没上万，如果3个月以内拿不下一单，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我不愿意再想象了。
2003年7月16日，我写销售员这一段经历时，重新翻了翻以前的读书笔记。我发现，那阵子，我对销售书籍有时候欣赏，有时候厌恶，更多的时候欣赏与厌恶混在一起。那些销售书中，有大量的表格和概念，枯燥就不用说了。还有大量的军事术语，把客户描述成敌人，不知不觉中激起你对陌生人的仇恨。目标，情报，迂回，掩护，波次，占领等等，这种词不时冒出来，带着硝烟和血腥味。看了几天销售书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小故事，让杀气腾腾的文字稍稍松弛下来。我把这个故事抄在了笔记本上，也许值得在此转述一下。
一个乡下来的小伙子应聘做销售员。第一天试用结束了，老板问他今天做了几单买卖。小伙子说：一单。老板说：“只有一单？我们这儿可是大公司，一个销售员一天要做20单到30单呢，你卖了多少钱？”小伙子回答：“一百万。”老板有点不相信，问他是怎么卖的。小伙子说：“有个男人来买东西，我先卖给他一个小号的鱼钩，接着是中号的鱼钩，再接着是大号的鱼钩。我又卖给他小号的鱼线， 接着是中号的鱼线，再接着是大号的鱼线。我问他上哪儿钓鱼，他说海边。我建议他买条船，他就买了条船。他说他的车拉不了，我又卖给他一辆车。”老板说：“哇，好厉害，他开头只是来买个鱼钩的吗？”新来的小伙子说不是的，“他来给他老婆买卫生棉 。我对他说，他的周末算是毁了，他应该去钓鱼。”
这是个小笑话，但这是个能鼓舞我这种销售新手的笑话。在不久后到来的四处碰壁的日子里，在我陷入无人救援的绝境时，我就会想起这个笑话，从这个笑话中吸取力量。
半夜里，粘糊小妹打来电话，说她已经拿下了第一单。她大骂她请的那个红脸汉子心黑，把价压到了底线。扣除这天晚上的火锅钱后，她不赔不赚，白干。我认为她还是赚了经验，还有开张的心情。她说那倒也是。她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出马。我说要等我把这几本书看完。她说你看吧看吧，看完了别忘了把书煮熟吃掉。我笑了笑，说不至于吧，有你这样的搭档，就算赚不着钱，谭鱼头还是有得吃的。她又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我楞了楞，拨通了她的手机，她好像忘掉了刚才砸电话的事，不停地笑。我们约好下个星期见面。
星期四，我给林秘书打电话，说带她去找常四段。林秘书很高兴，说她下班后就去棋院，要我先去棋院里等她。我下午早早就去了棋院。能在销售员的事公布之后再帮林秘书找围棋老师，这让我感觉很好。
走到棋院方形大楼背后，我看见楼顶上站着几个工人，用绳子拴着电缆往上吊着，三楼窗户里探出一些脑袋不停地喊叫，楼下还有几个工人在挖沟。这些工人都穿着黄马甲，黄马甲上印有“XX通信公司工程部”几个红字。XX通信公司正是我所在的公司，但我一看施工现场，就知道他们不是本公司的。一定是某个有关系的包工头，以公司的名义揽了活。我有点埋怨自己太不敏感了，这么熟的地方，没来打听一下。这笔业务可能是早就敲定了的，但也可能是我得知自己要做销售员之后才开始谈的。那可是大屏幕转播专用的电缆，不是小单。
见了常四段，我才知道那条电缆是通向一家茶艺馆的。有个佛山人在附近租了一个大厅，平时做茶艺，有棋赛时，打算请国家队的高段棋手来讲解，收门票。通信单子是怎么回事，常四段不清楚。过了几个月后我才知道，做那个单子的销售员果然把单子转给了一个包工头，包工头用淘汰的电缆冒充优质电缆。一场官司下来，销售员被大大罚了一笔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