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桂系得到了大量日本军事援助，其中包括5000枝步枪、几十挺机枪、十多架飞机，日本还向广西派出几十名陆军、空军教练。对于日本的援助，李宗仁的态度却是：我们将来可以利用日本人代我们训练的陆空军和向日本买来的武器打日本，正合广西人们的俗话：“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后来，据说在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中，这些日本早年援助广州国民政府的军火，被用于与日军的战斗中。
1931年底，关东军又派遣土肥原到达广州，与在此酝酿进行反蒋运动的胡汉民会见。土肥原在攻击南京政府的同时，表示愿意由日本出面帮助胡“出面组织健全政府”，而胡汉民则以本国内政不要他国干涉为由拒绝了。至此，日本与广州国民政府之间的暗送秋波结束了。
溥仪在天津的生活
有时，历史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会把一些无足轻重，甚至连常人的水准也达不到的“低能儿”推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对于那个身不由己地被置身于舞台中央的人而言，福兮祸兮，只能由天注定了。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就是这样一个福祸要由天注定的人物。
9月15日，有关溥仪的一条消息成了小报的花边新闻。这一天，溥仪与其淑妃文绣终于在供养费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溥仪终于离婚了。
溥仪与文绣的离婚案，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奇闻。
1931年夏末，溥仪和他的后妃们躲在天津日本租界里做着寓公。他与其淑妃文绣的婚姻生活不和，早已不是秘密。可令他想不到的是，文绣不但从家中出走，还请了三位律师，并一纸诉状将清廷逊位的皇帝告到了民国的法院。这成何体统！溥仪一则以恼，一则以羞，可是，既然到了法院，就由不得他说了算。无奈之下，溥仪也同文绣一样请了律师。
如同一切离婚案一样，开始时双方总要就导致离婚的责任问题，展开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可最终还要落在实处上——譬如供养费的数目等等，这一点皇家的离婚案也不例外。双方律师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在5.5千元这个数目上达成一致。文绣在做了很大让步之后，只要求一次给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溥仪只好答应了。于是二人的离婚协议具备了法律效力。
没有了红墙碧瓦、宫廷威仪的遮挡，皇家的生活其实与市井百姓也差不多，而人们却还是怀着好奇心，对“祛魅”之后的皇家生活津津乐道——这时的末代皇帝已不再具有政治的概念，而成为大众评头论足、街谈巷议的对象。
如果溥仪的命运全然如此，那倒没准是中国人的福气，也是溥仪自己的福气。
溥仪又是怎么来到天津日本租界的呢？溥仪自己有如下一段回忆：
当冯玉祥将军令我退出故宫以后，我移住我的父亲载沣家中。有一天郑孝胥和日本一个武官、还有一个医生来接我上日本公使馆，让我装病说上医院。他们说冯玉祥将军对我不利。我的家里人群起反对，认为这事太唐突，不妥，因此作为罢论。过了些日子，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都劝我上外国使馆躲避，他们说冯玉祥要加害我。庄士敦（我的英语先生，英国人）也赞成。我同意上外国公使馆。就乘车到了东交民巷，先到德国医院，经商量庄士敦主张上英使馆，罗振玉主张上日本使馆，我愿意上英国公使馆。庄士敦和英公使商洽，英公使说地方小不够用，而没有结果。庄回来了。罗振玉上日本兵营商洽，结果日本武官同意后我到了日本兵营。
溥仪说的是1924年的事。本来他退位后，还在紫禁城里住着，享受着民国的特殊待遇。可到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就把他从紫禁城中赶了出来。那时政局不稳，谣言满天飞，于是就有了前清遗臣劝溥仪避入外国领事馆的一幕。德国使馆没有接纳溥仪，英国使馆也找托词回绝了，尽管此一行人中还有一个英国人——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而最后，日本使馆收留了落难的退位皇帝。后来，日本人建议溥仪到天津的日本租界去，溥仪也愿意，于是就在数名日本警察的保护下，乘夜来到了天津。
这一切，实际上都有关东军在背后插手。溥仪甫到天津，关东军马上通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让他对溥仪实施“保护”。溥仪在天津居住时，日本总领事派出日本警官一名和日租界内的中国人巡捕三四名，经常住在他的院内对他实施“保护”，他出门时，日本警官也总是跟着，并且还要把他每天出门和见人的事，记载下来报告日本领事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溥仪那沉如死水的心里，又泛起了阵阵涟漪，他觉得机会来了，“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不久，板垣征四郎派来的日本浪人上角利一拜见溥仪，表示“诚心诚意地帮助宣统帝恢复自己的国土”，希望溥仪立即北上前往东北。溥仪自是十分欢喜，但身边的老臣陈宝琛、郑孝胥却认为时机未到，不宜贸然前往。
但是，关东军决意要把溥仪弄到东北去。10月下旬，被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亲自出马来到天津。11月3日，土肥原夜访溥仪。
土肥原诚恳地对溥仪讲：关东军绝无领土野心，只想诚心诚意地帮助东北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日本将和这个新国家订立盟约，保护它的主权和领土；溥仪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溥仪问道：这个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帝制？
土肥原答道：当然是帝制，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听后十分欣慰地说：如果是帝制，我可以去。
于是土肥原就催促溥仪尽早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
但是，土肥原的秘密入津却被天津的新闻界捅了出来。当时天津有一份《益世报》，在11月3日这一天的报纸上，报道了土肥原已经于11月2日从沈阳秘密抵达了天津，而且连他居住在常盘旅馆这个细节都做了详细的说明。11月4日，该报记者又证实，土肥原确实已经到达天津数天，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道他每天都做些什么。此外还分析出他此次来津的目的，其中有一项是要把溥仪挟持到东北，并推算出他还会给天津制造一些麻烦，妨碍社会治安。于是，社会上有些人开始对溥仪提出忠告，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南京国民政府也派人向溥仪告诫说：“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天津地方当局也为可能发生的事变做了一定的准备。
鉴于以上情况，土肥原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逼迫溥仪出走。
第一步，他派人给溥仪送去一份特殊的礼物——两颗炸弹；然后又派人给溥仪写匿名信、打恐吓电话，说些“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之类的话。第二步，为了配合溥仪出走的行动，土肥原还策划了天津事变。
11月8日晚10时半，在土肥原的唆使下，被收买的黑帮、流氓、兵痞约2000多人，着便衣，由日本租界冲出，以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所在地及公安局为目标，分头实施攻击。天津市保安队和警察，当即还击，顿时枪声大作，天津市陷于一片混乱。
这时，驻天津日军乘机出动，宣布在租界戒严，并以保护为名，把在租界中的溥仪的住所封锁起来。10日晚，日军的戒严状态仍在继续。日本天津驻屯军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及日本浪人上角利一等，半护半挟地将溥仪秘密潜至塘沽，换乘日军小型运输舰比治山丸号驶至大沽口。然后，换乘日本淡路丸号商船，一路渡过渤海，于13日上午抵达营口满铁码头。
至此，溥仪结束了在天津不愉快的生活，满怀兴奋之情地“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去了。可是不成想，刚一登陆令他魂牵梦萦的东北，他就被关东军软禁了。
溥仪3岁被立为帝，6岁退位。时值末世的他，没有受到一个君主应有的教育与历练，却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堪的生活经历中，饱览了时势的多变和人心的险恶。1931年，溥仪25岁了，可他并不具备与他那个年龄相称的政治头脑、责任感和历史感，而留在他美好记忆中的，只有少时宫廷生活的高贵、华丽与奢侈。现在，他失去了这一切，当有个机会让昔日重来时，他便义无反顾地投向了日本人的怀抱——这也许是出于他的本能的惟一选择。像这样一个人能被日军利用并作为一张王牌来打，实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幕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