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从抗日呼声中感到压力
9月20日，蒋介石依然还没有回到南京。尽管当家人不在，可一些火烧眉毛的事，南京政府还得必须做出处置。
查阅南京方面事变后公开发表的重要文件，几乎都是在21日以后（包括21日）发布的——正是21日——在那一天，蒋介石终于回到了南京。可是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却是个例外，它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日军侵华对各级党部训令》，这个文件是20日发布的。这个文件先是概括了当时的形势，接着对国民党各级党部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除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以外，必须一心一德，巩固国家基础，充实政府实力。二、一切人民团体，必须一心一德，努力于救灾与御侮工作。三、本党同志必须抛弃一切意见，造成强固之大团结，以为全国一致之表率。
第一点是强调政治立场，第二点是强调重点工作，第三点是强调内部团结——总之，这是一篇旨在把全党思想统一于国民党中央的文件。政治话语的逻辑通常是：强调要统一思想，恰恰是因为存在思想不统一的事实。具体而言之，国民党中央要统一各党部的思想，乃是因为基层党部的思想与中央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偏离。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愤怒了，群众普遍要求政府积极抵御日本的侵略。在这次全国一片的抗日声潮中，除中国共产党明确发表声明进行谴责外，较早行动起来的还有国民党在各地的党部。19日，在全国民众对日军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北京高校学生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的同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同一天，国民党北平党部分别致电中央党部和广州国民政府方面的古应芬等要员和全国同胞，请息内争，共同抗日，以救危亡。人们不应忘记，古应芳正是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后率先向他发难的人物之一。
对日采取强硬立场的呼声，显然与国民党中央不抵抗、力避与日冲突和通过国联的介入以保障中国权宜的政策不合拍。民众的抗日呼声给政府带来了压力，但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压力一开始竟是来自于国民党内部。
但是，这次统一思想的效果并不好。此后，不但国民党河北、天津、平绥路、山西、汉口、热河、甘肃及部分海外党部，也纷纷致电中央党部或蒋介石本人，要求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积极备战，24日，上海市党部还进一步要求全体国民党员一律参加军事训练，并组织上海义勇军，全体上海党员一律参加。
来自全国范围的遍及各阶层的抗战呼声，为国民政府带来的压力还远不只此。
20日，宋哲元、庞炳勋、吕秀文、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沈克、马法五等将领及所部全体官兵通电全国，要求统一全国意志，集合全国实力一致抗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单单是这个联名名单本身，就极易引起南京方面的不安了，因为这些将领全部都是冯玉祥的旧部，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后，他们虽然系出同门，但已经很久没有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了，现在却在抗日的旗帜下又发出了联名通电。如果他们重新走到一起，南京方面是会担心的。
还没有完。21日，陈诚率全体官兵电蒋介石、张学良请缨抗日，并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宁可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亡国之日”。陈诚是蒋介石的爱将，照理说一个请缨抗战的通电不应引起南京方面的担心，蒋介石自己也说过，军人有爱国心是件好事。可是，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4师师长的陈诚，正处于江西“剿共”的第一线，他本来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打到红军的主力部队并一战而消灭之。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通电全国表示愿意身赴国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还有：商震、张作相、高桂滋、傅作义、杨虎城、于学忠、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陈铭枢、刘湘、韩复榘、孙殿英等。这其中，固然有似乎韩复榘之类以通电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但大多数人日后都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抗战决心。
蒋介石看到有这么多的将领都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他感到了压力，心情也十分复杂。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中国的军队虽然号称有上百万，但却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它们互不统辖、号令不一、缺乏训练，从总体上看装备很差……
如果说，以上这些压力还是隐性的、间接的，那么广州国民政府把抗日和反蒋合而为一的声明，更令南京方面觉得难以忍受。24日，广州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宣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推倒蒋中正之个人独裁，为今日共同努力之目的”，“蒋中正之个人独裁一日未推倒，则对外一切皆未由进行，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凭陵于中国，将有加无已”。
面对日本的侵略和国内的压力，蒋介石悲观至极，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在日记中写道：
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呼，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过之意，……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人力不足何！呜呼，痛哉！虽然，余所恃者，惟有一片爱国丹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民族，毋忝我之所生而已。
蒋介石总是告诉国人，中国的抗战还需要准备，而且要在统一领导下来准备，可是怎么准备？怎样就算准备好了？他却总也不想讲清楚。这样，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总也不能把民众和社会各阶层的抗战呼声，引导、转化为有利的、整体性的资源，到头来使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腔义愤，转而化作对政府不抗日的指责。
中共对事变做出反应
9月20日，秘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向社会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30日，又以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向党内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声明事变的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企图的露骨的表现”，并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上述中共中央对九一八事变做出表态的两个文件，是由王明起草的，也有材料说是博古（秦邦宪）根据王明的指示起草的。此时的中共中央虽然还在上海坚持着，但已经很难正常开展工作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31年4月顾顺章的叛变。顾顺章原系中共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在上海高层领导人的情况，他都知道，其叛变为中共中央所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虽然，由于钱壮飞机智勇敢的果断行动，将顾顺章叛变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境遇已变得极为凶险。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领导人王明和周恩来到苏联去，并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进入中央负总责。
9月20日，正当王、周二人准备动身前往苏联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很快，上海、南京的民众们纷纷走上街头，掀起了反日爱国运动。已长时间处于革命低潮而备感艰难的中共领导人一下子兴奋起来——“现在这样忙，怎能离开？”于是王明决定尽快起草上述文件，表明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态度，并指导全党新形势下的工作。
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群众的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又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横、宁安、汤原、海伦等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此时，形势摆到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从而把握中国革命的方向和主动权。但此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已取得统治地位。中共临时中央不能正确地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作出的一系列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得到具体运用和发展。
当时，共产国际认为日本侵占东北主要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也亦步亦趋地照搬共产国际指示，认为“现在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种说法完全脱离实际情况，自然难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对日本侵略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中共临时中央也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看不到中间派因要求抗日而产生的积极变化，也看不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认为中间势力“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他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因而“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这样做，只能把一些原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中间力量推向蒋介石一边去。
他们没有在新的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是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对立，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
他们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时，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如要求上海等处“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拒绝采用合法形式来组织工人斗争。他们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要求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刻“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
他们在作出这些武断的规定后还十分自信地写道：“中央坚决的相信：各级党部必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
根据这一形势，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
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和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走到直接的革命斗争。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临时中央虽鲜明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图谋，也通过满洲省委对抗击日本侵略做出了实际的安排，但在王明“左”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抓住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不但没有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反而片面夸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继续主张走城市暴动的错误路线，所以，其主张在民众中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没有对当时时局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