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批判右派
回来后一个月，没有想到他不久前自己学的文艺理论竟派上用场了。
这是1957年，原来是**在整党整风，后来又来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据说后来社会上，特别机关和大学里，出现了许多********主义的右派份子。地方上的大学和机关搞得很热烈，据说当时驻鹭江海军部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也出了两个小右派，一个是体育指导；一个是文艺指导。据说他们在有关场合也散布了许多********主义的谬论，部队的政治部准备在军人大礼堂召开批判大会。炮团要派两个人去批判，其中团直属单位指挥排要派出一个人去批判，和他一起从观察站来的了解包家良的黄凤鸣班长，便推荐包家良去参加发言，他对协理员说，包家良会写文章，他对文艺理论也很有研究。叫他上去发言批判准行。结果协理员就把包家良报了上去。
包家良看了上面发下来的那个文艺指导的有关会议上发表的谬论，说当前我国文艺作品上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和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弊病等等的严重的********主义观点。包家良整整用了一天时间，把那本《文艺学概论》书上作者引用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有关文艺的论述摘了一大堆上台去批驳，居然在二千多人参加的批判大会上大家都静静地听他南腔北调地发言。他批判下来后，一个主持会议的大尉军官，钦佩和赞赏地看看他这个肩上只挂着一个两条扛的下士军衔的战士，来收他的发言稿时竟赞赏地问他，你是那个单位的？干什么的？当包家良回答他他是炮团的，是个电台报务员。他听了点点头说，“你把稿子留下来让我看看。”把他的发言稿收了去。回到单位以后团部的人，特别指挥排的报务员们看见他都对包家良括目向看了。有人开玩笑地对他说：“没有想到包家良还是个文艺理论家呀。”
其实他那篇讲话稿不过是从《文艺学概论》摘抄一点，再根据那个文艺指导的“谬论”针对性地组织一下而已，没有什么花头的。
在没有去参加会议之前，包家良以为他们批判的是一个大右派大官儿，当他到批判大会见到站在台前边低着脑袋挨批的那两个所谓的右派分子，原来是两个肩膀上两块牌子没有一颗星的光板子（准尉）也就是说是个兵头儿。，一个副排级军官而已。
后来据说其实当时司令部和政治部里并没的什么右派分子，但上面下来命令，部队机关有许多技术军官和知识分子，难道就没有右派？也一定要弄两个做做靶子当当反面教员。好让大家来批判批判，以提高官兵的思想认识。但一时弄不出什么人，于是就把当时那两个高中毕业的在有关会议上发表过一点言论的体育指导和文艺指导号上了。
反右斗争以后，上级规定在士兵中不抓右派份子，只开展正面教育，于是以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形式，让士兵来自己教育自己。不久，团直属属单位也开展了大辩论，以肃清右派分子的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合作化运动的流毒。辩论大会在食堂里进行，参加的是直属单位的指挥排、警卫排以及炊事班等单位的战士们。大会由团部协理员主持，指挥排和警卫排等的领导维持秩序。会场显得壮严肃徨。所谓辩论，实际上也是一个批判大会，但只时用右派的言论用正反两种观点让大家来思考和辩论，没有具体的右派份子。主持会议的人在黑板上列几个题目：
一、**好还国民党好？
二、社会主义制度好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好？
三、新社会好还是旧社会好？
出题目的协理员说，大家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允许摆自己的不同观点，讲错也没有关系，上级规定在士兵中不抓右派。
但类似这种会谁会讲反面意见呢？讲反面意见不和右派唱一个调，穿一条裤子了呢？虽说不抓右派，到底谁也不敢的。何况入伍前都进行政治审查过，战士们大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弟。那个不拥护**和社会主义制度呢？所以讲反面意见的人是没有的。
但是起先发言的人不多，有站起来带头讲的一些班组长们，都讲一些理论，标语口号式的话，务虚的多，务实的少。这时协理员对大家说希望大家讲的时候最好举些例子，讲些事实。这样对大家更有教育意义。
家良听了右派攻击合作化搞糟了，损害了农民积极性的话，他想起了五年前，土地改革后，自己在家里种田时的切身体会。联系到这两年来，父亲来信中说，他家加入生产合作社后，耕牛和家具统一使用，劳力统一调配，种田比以前单干和互助组时好多了。田里壮稼比以前种得好了，收成好得多了，收入也逐年提高，他家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好转。于是他在会上进行了前后对比的发言，他说：单干好还是合作化好，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因为入伍前我也种过田。我的父亲本是个雇农，解放前我家没有一分田，土改后感谢**毛主席对我们贫下中农的关怀，一下子分进了十六亩四分田，还有半头大水牛，我本在外头给人家学当学徒的，这时候也高兴地回家种田。可是由于家庭底子薄，缺农具少口粮，缺种籽少肥料，困难很多，犁耙和耕牛呀，许多东西都要向人家租借。收上来的粮食还贷款和租借家具的工钿还不够。连公粮都解不出。结果放下镰刀没饭吃。第二年又碰到大旱灾，我家没长水车，田稻晒死了。到秋上、收时产量比人家少一半，到下半年连耕牛都卖掉了。
“我父亲来信说，这两年我家入了互助组后来又入了合作社，大家互济互助，耕牛农具统一使用，田里的农活统一安排，以前这些困难都得到了解决，收成一年比一年好，我家的生活也一年比一年好。这充分说明了农民，特别是我们贫下中农，只有走**毛席指引的互助合作化道路，才有出路。如果不搞合作化，像我家这样的贫雇农，现在又要破产了，土改可白改了。是党的互助组合作政策，是社会主义制度，又一次救了我们贫下中农。右派分子恶毒攻击党的合作化政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坚决不答应！
当时大家听了包家良的发言，都鼓掌赞同，觉得这个年轻的战士讲得有理有据，听了叫人十分信服。
但是他那里知道，就是这篇在大辩论上的发言，后来成了他一条罪状，成了叫他提前退伍的其是一个理由。认为他思想落后，是控诉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有人就是怪，说得明明白白的道理，他可以断章取义，从反面来理解。达到歪曲事实上的目的。如果当时包家良会知道这场辩论会上的发言，以后会给他带来如此沉重的后果，当时就是打破他的头，他也不会去讲的。这也使他深刻认识到做人还是少说话为好，为人还是愚蠢一点的好，一点不会说话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