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她既然要做一国之君，怎么能还与臣下相隔、躲躲闪闪呢？她是君王，驾驭天下，应该像所有男性皇帝那样，展现皇帝的风采，展现她非凡的威仪、气度，让万民敬仰。因此，武则天决心打破女子不能见外人的陈规，走出帷帘，大大方方地与臣民接触。在拜领“宝图”的大典中，她已经撤去了帷幕，风采照人地主持庆贺仪式了。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十二月，武则天率领睿宗皇帝、皇太子拜洛水，受宝图。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少数民族各部落酋长，邻国的使节也都雇驾随行，沿途仪仗逐队行进，各种雅乐齐奏。及到洛水，司礼官员已经设起祭坛，武则天亲临致祭。她头戴冕冠，身穿衮袍，徐步登坛，皇帝与太子随后而上，焚起香烛，案前供着“天授圣图”。内外文武百官、部落酋长各依次站立，各种珍禽、奇兽、异宝陈列在祭坛之前。乐队演奏着武则天亲撰的《唐大享拜洛乐章》14首，已经谱曲让乐队将奏。这么盛大的场面，为唐兴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次年（公元689年）正月，武则天又在明堂大宴群臣，祭祀天帝、祖先。太后身穿帝王的服饰，腰带上佩着三尺长的大圭，手执二寸长的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祭昊天上帝，次及高祖、太宗、高宗，再祭魏王武士彟，然后祭五帝。祭祀毕，武则天登上则天门，宣布改元“永昌”，大赦天下。次日，武则天坐在明堂宝座上，接受百宫朝贺。第三天，她在明堂布政，并颁布九条政令以训导百官。这一年武则天65岁。
这两次盛大活动武则天都是按照天子的规格主持进行。她实质上是在宣布她是名副其实的君主，无人敢阻挡她。
当上皇帝的武则天在皇家祭祀的大礼上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李家祖宗和武家祖宗的牌位如何摆放的问题。李唐的天下虽然已经改姓武周，但武则天认为周是承唐而建的，武则天是大唐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而不是篡唐。她自己登基称帝本身，是以武代李。这就给朝廷的礼仪之官出了个大难题，毕竟这种事情没有先例可循。最终还是武则天拍板。把武氏祖宗的神主迁进太庙。原在长安的李家太庙改为享德庙，四时仍祭祀高祖、太宗、高宗，其他各室闭不再祭。然后，大享明堂，祭祀昊天上帝，百神从祀，武氏祖宗配享，李唐三帝亦同配。通过这种调和手段，她把最伤脑筋的李家和武家的祭祀问题总算解决了。这是特殊人物、特殊情况下的特殊祭祖政策，这种特殊的发明，只有不拘一格的武则天才想得出来。
中国古代提倡谦恭，提倡不在人前显示。这些都不适用于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她需要不断在人前树立起她的公众形象。要么规模盛大，以显示她无比的权威；要么简单朴素，以显示她的和蔼平易。大众对她的印象，很多就是通过一两次仪式定形的。武则天利用礼仪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敢于突破陈规。这样做一是环境所迫，一是性格使然。武则天在这方面是成功的。毕竟，在宏大的仪式上，人们关注的是那个威风八面的主角，有谁真正在乎是否合乎旧礼呢？
武则天像所有开国君主一样：专权揽权。这一方面是她有极强的权力欲，另一方面，权力像娇媚的女子一样依委于强君和强臣之间，哪方更强她就会投入哪方的怀抱。高宗在位时期，外朝宰相与武则天的权力拉锯战始终不断。她和宰相争夺权力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是在外朝的宰相班子里安插自己的亲信；二是在禁中设立私人势力，以分宰相之权。
高宗死后，从武则天临朝称制起，女皇威权统治21年，前后一共用了75个宰相，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创举。这75相之中，有69人可以查知，其中有19人被杀，起码有22人被流贬，合起来折损率已逾总数的一半，且大多因政治因素招祸。他们朝不保夕，无力对抗君权，也轻易不敢有所作为。75相在这21年里，任期短的如武承嗣与武三思仅任了9天宰相。大约诸相的平均任期只有三个半月，比太宗时的更换数高出三倍。更换频、任期短，要维持政府稳定、政策延续已经不易，更别说什么拓展。在君相的竞争中，宰相彻底失败。
封建王朝中，皇帝与宰相之间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体。皇帝作为王朝的精神象征和最高决策者，需要居于深宫，当庭理政，而不可能混诸外朝，天天和臣下摸爬滚打，而且也很少有人能有精力几十年如一日地去处理繁密的政务。所以，皇帝需要宰相或一个宰相班子帮助处理外朝事务。这本身就是对皇帝集权的一种分割，所以皇帝既需要宰相的帮助，又忌惮权力被侵蚀。一般的强君往往打压宰相，以保万机独断。
一种看法认为从公元655年至公元705年是“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或者说“武则天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按照这种看法，武则天从当上皇后开始就掌握了大权，高宗不过是个傀儡。这种看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从权力的授予关系上说，武则天那一部分威势、权力是高宗给的。高宗委托她处理政务，她才有威势和权力；高宗不委托她，她依然只是一个只管宫内事务的皇后。而从武则天做了皇后到高宗去世，她对外朝的控制是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她逐渐把权力揽到自己手中的过程。武则天与外朝争权的主要方式是不断调整宰相班子，她的惯用手法是在宰相班子中换血、掺沙子。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后，武则天皇后的位子初定，开始参决大政。她一上来就促成宰相班子的进一步调整，三月，度支侍郎杜正伦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是以熟悉典故、善于辞章著称的老臣，隋文帝时已知名，是李世民的“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贞观年间两次担任中书侍郎。后在太子李承乾谋反事件中，受到侯君集的牵连，自交州都督任上作为罪犯流放出去。他无疑是长期以来受到长孙无忌一派排挤的人。不久前被平反入朝，现在又被任命为宰相了。虽然他和武则天的政见也许并不相同，但只要他是长孙无忌的敌人就可以了，因为当前的主要敌人是长孙派。七月，对武则天做皇后持反对态度的崔敦礼被解除中书令的职务，降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他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随着太宗时期最后一任宰相长孙无忌被清除，许敬宗成为剩下的唯一的宰相。武则天的宰相班子继续扩大。这年阴历八月，李义府也当上了宰相。未与武则天为敌的卢承庆、许圉师、任雅相等三人也于这一年当上了宰相。卢承庆出身于河北的书香门第，长期从事财政工作，这时被任命为户部尚书以代替杜正伦。但第二年就因为户部未能征集到足够的赋税而被派到地方任职，后来虽然没能返回中央，却一直任高官。许圉师是唐高祖幼年时期的小伙伴、唐朝初年平定长江流域时被杀的许绍的小儿子。许圉师在唐朝初年科举考试中成为进士，居官后政绩出色。任雅相似乎主要是做武将，曾一度任兵部尚书。公元661年阴历四月，他担任远征高丽战役的指挥官，在公元662年初期的战事中被杀。
但皇帝和皇后可与之商榷朝政的宰相队伍一直很小。太宗时期常有8名以上的宰相，现在只有5人，随着卢承庆于公元660年被免职又减少到4人，任雅相在公元661年离朝征伐朝鲜后宰相只剩下3人。这三人是许敬宗、李义府和许圉师。公元662年末，许圉师因试图掩盖其子在狩猎时误杀一人之事，被李义府逼迫离职，由上官仪代替。上官仪是隋炀帝末年被杀于扬州的隋朝大臣之子。为了避难，他当了和尚，是享有盛名的学者和作家。太宗初年，他被举荐参加进士考试，先后在一些学术岗位上为太宗效劳，有时为皇帝的文章作些润色工作。高宗时期，他是秘书省少监，以文章和诗闻名于世。后来正是上官仪支持高宗想废掉武则天。公元663年，武则天的心腹李义府也因骄横难制，被高宗革职流戍。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在武则天逐渐走向政治前台的过程中，她遇到了来自宰相方面的阻力，她必须想办法加以克服。几年来，在武则天政治发迹的过程中，虽然一度也有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担任宰相，在外廷为她说话，但总的说来，她还控制不了宰相，不免处处受到宰相的掣肘。在宰相的任免上她还没有足够的发言权。李义府的被贬就是例证。武则天当时是不会情愿李义府遭贬逐的，但她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挽救李义府。反倒是任何一个受到皇帝信任的宰相都有可能给她以灭顶之灾。要完全控制住宰相，在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格局中，武则天还不可能做到。而如何摆脱宰相而不是受制于宰相，也就成为武则天的必然选择。要想控制宰相，就要将反对自己的宰相排挤下去，将亲信的人物安插到宰相的职位上。
上官仪垮台后，许敬宗是剩下的唯一长期任宰相的人，但他毕竟是72岁的老人了。武则天对大臣进行了又一次调整，以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及西台侍郎孙处约为同东西台三品。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三月，又以司戎太常伯（即兵部尚书）姜恪为同东西台三品。就在这一年四月，再罢乐彦玮、孙处约同知政事的宰相资格，以左侍极（左散骑常侍）陆敦信为代理右相。但一两年后他们又都被免职，被高宗时期两位最有成就的将军姜恪和刘仁轨所取代，但他们两个也经常离开朝廷去远征。这一时期的宰相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一方面是武则天不断把自己的意志加于人事任免中，另一方面，高宗及整个外朝的意志也作用于宰相的任命。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的夏天，高宗感到缺乏可靠的参谋，就任命了一批能力很强的新宰相。西台侍郎杨武，西台侍郎、道国公、检校太子左中护戴至德，正谏议大夫、检校东台侍郎、安平郡公李安期，东台侍郎张文瓘，并同东西台三品。但这批新宰相并不听命于武则天。
不过，正当武则天的影响看来要削弱时，皇帝的健康再次恶化，公元672年末，太子奉诏监国。公元673年阴历八月，太子在又不得不承担受诸司启事之责。这一年，皇帝的健康状况如此不佳，以致召来著名的道家老医生孙思邈给他治病。武则天抓住这一时机，以加强自己在政坛上的力量。有名的《建言十二条》就是在公元674年拿出来的，它是武则天执政前中期的重要政纲。她对高宗的管制也日趋严格。公元674年，高宗病情严重，出于种种原因，产生了让位给武则天的想法。
这个动议由于受到众朝臣和宰相们——特别是郝处俊的强烈反对而未能通过。朝廷此时由相当庞大而稳定的一个宰相集团控制。他们是戴至德、张文瓘、李静玄和几乎一直在指挥作战的将军刘仁轨。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已经使行政工作恢复正常。
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是怎样从似乎铁板一块的宰相集团手里揽权的呢？她是通过掺沙子的方法，即建立她个人的秘书班子——北门学士这个第三权力中心，继续对朝政施加影响。“北门学士”开启了内廷近臣在禁中参决谋议的先例，宰相的决策权受到了侵夺。这是唐代君权加强的又一重要步骤，后来到玄宗时出现了翰林学士，安史之乱以后发展为在禁中参谋密议的“内相”。
武则天掺沙子的另一个重大策略是提拔低品宰相。永隆元年（公元682年），关中发生了大旱灾，继而引发了饥荒，连皇帝也不得不去东都洛阳“就食”。离开长安、离开那些宰相，正是武则天对高宗最有影响力的时候。他们四月初三从长安出发，四月二十日到达洛阳，二十四日就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任命了四个年轻资浅的宰相：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高宗也觉得这几个人资任尚浅，既要让他们预闻政事，又不好给他们宰相一样“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经过与同行的宰相崔知温等商量，给他们定的头衔是“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
这次任命，是唐代宰相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在此以前，一般只能三品以上官才能担任宰相，四品官中也只有门下（黄门）侍郎和中书侍郎，且要具备一定的资历。而岑长倩、魏玄同都是以中书、门下两省以外的四品官拜相，郭正一的中书侍郎还是检校（即代理），郭待举的黄门侍郎也任命不久，资历都很浅，这就打破了原有任相资格的限制。此后，由于位望最高的左右仆射如果不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即被排挤出宰相行列，而许多从科举出身的年轻官员，可以迅速提拔为宰相，进入最高统治阶层。这种转变是武则天直接执掌朝政关键性的一招。武则天趁高宗还活着，以高宗的名义实现了这个关键性的转变，应该说她是很有政治眼光的。
在高宗死后，入相的门槛越降越低。裴炎被杀后，武则天趁机对宰相班子再作调整。裴炎、刘景先、郭待举三相去位后，主审裴炎一案的左肃政大夫骞味道、作证裴炎必反的凤阁舍人李景谌被任命为宰相。凤阁舍人是中书省五品宫，入相官员的品级越来越低了。当月，李景谌被罢为司宾（鸿月卢）少卿。右史（起居舍人，从六品上）沈君谅、刚从御史升为著作郎（从五品上）的崔察被任命为宰相。这样六品官也可以直接被提拔为宰相了，任相资格的限制越来越宽。崔察在半年后罢相，这位首先告发裴炎谋反的耳目之官，后来也被秘密杀掉了。
低品宰相的频繁出现，使武则天的宰相人选越来越宽泛，彻底打破了任相资格的限制。这对于武则天控制宰相、集权揽权具有重要意义。
武则天和宰相之间的权力争夺，是围绕着控制和反控制的主题进行的。他们双方都想通过影响皇帝进而达到影响人事安排的效用。而武则天做得更好。她在尚不能控制宰相的任免时，就先做到了频繁地调动入相人员，尽可能使之不要形成牢固的势力集团；在有能力影响宰相任免时，就把官品不高的人渗入宰相班子，这些人根基不深，又对自己感恩戴德，便于控制。
在权力的争夺与较量过后，武则天终于撤去了帷幕，从一个幕后的女子，风采照人地走到了前台，展示她强大的主宰朝政的能力。
废帝杀子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
这首《黄台瓜词》是在武则天杀李贤之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诗。诗中通过写一个种黄瓜的人不断摘取蔓上的黄瓜，最后只能落得“抱蔓归”的结果，影射出武则天对自己儿子的连番废杀。
高宗皇帝共有八子，武则天从感业寺回宫以前，高宗已有四子：燕王李忠、原悼王李孝，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武则天生了李弘、李贤（也有说是韩国夫人所生）、李哲（即李显）、李旦。但他们都是武则天脚上踢来踢去的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