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垂拱四年五月，她把旧的称号放弃，自己改称“圣母神皇”。因为“皇”字可以男女兼指，总之是帝王之称，所以存心选择这个意义含混的字。“皇后”只是皇帝之“后”，不好。她是真心要自称“皇帝”。黎民百姓对她称“皇”习惯了之后，她再改称“皇帝”，早晚是要改的。“圣母”二字表示的是坐在万象神宫里的女神，这两个字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武则天当皇帝最初所做的舆论准备和试探行动，她要知道天下人是否会接受她当皇帝。
在武则天看来，“武氏”是对她歧视的称呼，决不能以此来把自己写进历史，武则天希望有一个响亮而能体现她的地位身份和业绩的名字。宗秦客正是迎合了她的这一需要。武则天自己取名字为“照”，宗秦客把“照”改成“曌”字，这字不仅是巧在“日月当空，恩被天下”的寓意上面，而且还巧在这个字对儒士的攻击做了回应。儒士认为武则天是女子，只能主“阴”，不能处阳位，当皇帝。而现在武则天名字里既包含了月（为阴），又包括了日（为阳），阴阳调和，主宰天下。她说，这个字象征“天下来归资朕之政”。敦煌和当时的碑文，表明了这些字的广泛流行，并且不时被新字补充。这些都显示了武则天对象征符号持久的兴趣。
在儒家经史里面，她能做的文章就只有这些了，其他的几乎全是对她不利的东西，正统儒家是反对“牝鸡司晨”的。道教她曾经尊奉过，但那是李家的东西，可供女皇利用的有限。所以，武则天最终只有向佛教寻求奥援。
7世纪时，弥勒净土宗在中国广泛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武则天是弥勒转生的说法。一种弥勒转生说最初出现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这年四月，武承嗣伪造瑞石，称瑞石从洛水中得来，石上有铭文曰：“化佛从空来。”从空而来的化佛，便是弥勒。这是武则天所倡弥勒转生说的最初形式，它是以“灵异”、“祥瑞”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佛经的形式出现，这种说服力还不很大。
武则天的情夫薛怀义在这方面立有大功。史书记载：薛怀义与法明等人造《大云经》，陈说天命，称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李唐气运衰微，武则天代表天命建立周朝。当时一部不重要的《大云经》有两种现成的译文。经中包括弥勒佛即将下凡为女神和君临世界的预言。流传至今的一个版本对武则天时代作了令人目眩的预言。它描述道：“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炽盛，无有衰耗、病苦、忧恼、恐怖、祸难……邻比诸王，咸来归属……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薛怀义发现《大云经》里有女主降生成佛之文，就取旧译本加以新的疏解，巧为附会，为武则天篡位制造舆论，证明她的“革命”符合佛教的授记。他们还将武则天说成是弥勒佛下生，套用南北朝以来流行的“皇帝佛”、“皇帝菩萨”的说法，把女皇塑成当今的“皇帝佛”。
武则天非常高兴地颁布了这一教义。她在全国各州兴建国家维护的大云寺，把《大云经》布告全国。九名编写注疏的高僧被封为县公，恩准披紫色袈裟。一千多名佛僧被授予圣职。武后就公开承认自己是弥勒佛转世之说了。
弥勒转生说的正式出笼时间是在公元690年农历七月。两个月之后，武周帝国便告建立。由此可见，此说与武则天称帝，关系何等密切！自此以后，一般的官僚，也大讲弥勒转生说。武则天称帝后更是力倡佛教，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佛。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武则天下旨，凡在行进的行列之中，和尚与尼姑必须排在道士之前。
佛教在武周帝国建立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与恐怖政治构成帝国的两大支柱。但薛怀义事件对佛教这根支柱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薛怀义是个粗暴冲动的人，他在公元695年的新年朝贺中被公开冷落后，就纵火焚烧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毁，这对武则天的弥勒转世理论是个沉重的打击。根据佛教，相传弥勒在元旦诞生，故信众于每年元旦举行弥勒诞生法会。佛教传弥勒在兜率天宫弘法，而武则天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的明堂就是要表明自己要仿照弥勒弘法，明堂正是兜率天宫。当时人们描述女皇御明堂的意义，是“百神受职，万国来朝。既配帝而严禋，亦统天而布政”。可见明堂对于统治的重要性。它却偏偏被弥勒转世理论的倡导者所烧毁，这是多大的讽刺啊！武则天采纳了太平公主的计划，把薛怀义诱至宫内秘密处死。
近现代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史的大家汤用彤认为：在薛怀义被处决之前，武则天与佛教僧徒的关系主要是“勾结奸僧”。而在薛怀义被处决之后，则是“崇礼高僧”。由“勾结奸僧”到“崇礼高僧”是武则天与佛教关系史上的重大变化。
在高僧中，华严宗的法藏、实义难陀，禅宗的神秀最受宠礼。在武则天与以上三人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都与薛怀义无任何关系，他们的被礼尊，是在薛怀义被处决之后。他们与以武承嗣为代表的武氏家族，以及酷吏均无任何关系。他们的被礼尊，纯粹是因为本身所具备的条件。
臣民对佛教的信仰因薛怀义事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武则天想维护这根支柱，便采取了礼尊高僧的办法。礼尊高僧使得武则天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薛怀义等都是声名狼藉的人物，他们的欺骗作用有限。而法藏的哲学、神秀的修行，在信徒眼中具有极高的威望。高僧们也利用武则天这一心理，为她制造了一些灵异！其中最重要的是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三月十八日那一次。当时，法藏在佛授记寺讲经，突然发生了地震。武则天极为兴奋。地震被解释成“如来降迹”，武则天就是要引导人们相信，神仍在宠爱武周帝国，它并没有因薛怀义事件而减少了对武则天的爱护。神秀所起的欺骗作用更大。自从武则天对他下拜之后，许多人也跟着对他下拜。王公以下，数以万计的京都臣民对神秀顶礼膜拜。武则天的下拜，掀起了一股宗教狂热。武则天挽回了薛怀义事件给她带来的损失。
史学大师陈寅恪认为：“武则天以女身而为帝王，开中国政治上未有之创举。如欲证明其特殊地位之合理，决不能于儒家经典求之。此武则天革唐为周，所以不得不假托佛教符谶之故也。佛教在李唐初期为道教所压抑之后，
所以能至武周革命而恢复其杨隋时所享之地位者，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其经典教义可供女主符命附会之利用，要为一主因。”爱因斯坦说，上帝是不掷色子的。意思是说，万事万物皆有原因可寻。
武则天崇尚佛教，正是她利用神道巩固统治的聪明手段。
用人有术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中写到武则天的用人之道：“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为了实现政治野心，需要培植自己的一帮势力，她的手段之一是发展科举，让大量的平民百姓加入官僚队伍中来。隋唐以后，门阀制度虽已衰落，但其历史影响根深蒂固。是武则天顺应历史潮流，加大步阀破坏门阀制，让寒士大量进入政权内，淘汰了大批反对她的旧贵族。
国学大师钱穆在提到科举制时说：“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此制度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竞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的选择。在此制度下，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向上；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
科举制可作为一种重要象征。对一切有资格参加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低级贵族来说，它是提高他们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关键。对高级贵族来说，它是保持他们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动了这两个集团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它在削弱官僚集团以前那些地方的、离心倾向的特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是在武则天时代获得空前发展的，以至成为封建社会选官选材的主要制度。在武则天执政的五十多年中，取进士达一千多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要比唐太宗时增加一倍以上。过去考试贡生，考卷都要用纸把考生的名字糊起来，以防考官作弊。武则天废除糊名制，这实际上是要从宽取士。由于武则天放开手脚，广开仕途，使大量的普通地主和下层贫民，涌进了武氏王朝的官僚队伍，甚至出现了官职贬值现象。
高宗时期，制举开始制度化、规模化。公元684年阴历八月，安葬完高宗以后，武则天于九月下令改元光宅，改换官名，同时以三科举人。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平定宗室叛乱之后，当年十二月便开科举人。自垂拱四年至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在武则天走向皇位的进程中，制科连年举行，策问的内容都是围绕着“革命维新”而展开的。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二月，武则天还到洛阳皇城南门之内的洛城殿上亲自策试举人，这被认为是科举三级考试中殿试的开始。武则天希望能从这些人中选拔出一些为自己“革命”称帝服务的人才，所以非常重视，亲临考场，把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向举子们和盘托出。武则天亲自担任主考官的另一层考虑，是不假他人之手，既可以增加“贡士”被录用的光荣感，又可以阻止“贡士”与考选官之间派系恩怨。
武则天还推行“武举”考试，以期由此唤醒人们的尚武精神和从中选拔将帅之才。长安二年（公元７０２年）正月十七日，武则天在长安的禁苑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武举”考试。
武则天死后半个世纪出生的名相陆贽在他的《翰苑集》中，有一段话对武则天用人之道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以致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唐玄宗所谓“开元盛世”中的一些名臣宰相、文人学士，都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所培养出来的。这与武则天选拔贤良、任人为能是分不开的。
武则天临朝称制之后，在破格用人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更直接、更大胆的举措。史书记载：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在亲祠明堂及南郊、拜洛受图、及封嵩岳等重大的礼仪活动中，抽取许多弘文馆和国子监的学生，充当祭祀时服务的斋郎，典礼结束后，都给他们做官的资格，直接参加铨选，获得职事官。通过这样途径获得官职的人，不可胜数。
武则天在历史上受到批评最多的政治措施，除了任用酷吏搞恐怖政治之外，大概就算选官太滥了。最有名的一个事例是，武则天称帝后，迅速派出以宰相史务滋为首的十人巡抚诸道，称为十道存抚使。他们的任务除了安辑地方之外，还负有向中央举荐人才的使命。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冬，他们带着从各地举荐出来的人，回京复命。武则天在第二年一月接见了这批人，并将这批低级的地方官吏都提拔为中央各部门有特殊地位的官员。不问他们的品行才能，一律加以擢用。由于原有编制已满，就让他们做试官。职位高的，做试凤阁舍人、给事中；稍次一些的，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等。用“试官”的名义将他们安置，具有见习、候补的意思。这是唐代设置“试官”的开始。这次破格用人有着特殊的背景，其“滥以禄位收人心”的色彩尤其明显。
此次被擢升为拾遗、补阙的有60人，擢为御史的有24人，擢为著作佐郎及大理评事等的有24人，擢为卫佐的有22人。仅从拾遗、补阙的人数就可看出其扩充官僚机构的严重程度。这是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新创设的官，左右补阙从七品上，左右拾遗从八品上，官品虽不高，位置却很重要，分属门下、中书两省。这一次新提拔的补阙、拾遗就达60人，难怪人们要编出这样的歌谣加以讽刺了：“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当时举人沈全交更续了一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表示对滥授官爵的不满。当时左肃政台御史纪先知查出了后两句是儒生沈全交写的，就把他抓来，要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惩罚他，提出先在朝堂当着百官打他几百板子，然后交刑部处置。武则天说：“算了吧。只要你们选人不滥，哪怕别人胡说八道呢？”明代哲学家李贽读到《唐书》的这一记载，批十个字说：“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矣！”
武则天授官虽滥，但重视政务官员的任用。政务官员是理民之官，承担着国家日常的行政事务。武则天对高级政务官，尤其是宰相的任用，极为重视。宰相是最高政务官，日理万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否得人，关系重大。武则天虽然把武承嗣、武三思等宗亲以及一些私人心腹也提拔到宰相的位置上，但时用时罢，即使任用时，也主要利用他们与自己的特殊关系来监视其他朝臣，而行政实权，一般都掌握在一些确实德才兼备的宰相手中。
对中下层官员，虽说有过滥之讥，但武则天能够依据官员们在政务活动中的实际政绩，做到“能者留，庸者去”，或通过各种手段，尤其是监察司法官员使用严刑酷法，不断地对不合格者进行淘汰。这样，就保证了在行政一线工作的官员的廉能。正是在这种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之中，武则天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武则天总是尽量使臣下人尽其才，可谓用人用到了点子上。分析一下那些著名大臣的任官经历，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武则天的每一个任命都不是随意作出的，可以看出她既谙世又知人的高明之处。不过，作为一个女主，她的用人眼光又有独特之处。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入女皇的法眼呢？
许敬宗：忠心有学问。许敬宗一直是作为皇后的武则天在外朝的主要支持者。许敬宗学识渊博，他曾参与编纂唐以前历代王朝的历史、本朝高宗及太宗的实录、全国重要人物的家谱、大部头的类书《文思博要》及其他许多项目。他留下了厚厚80卷的个人文集。他是为武则天提供历史先例及行政管理经验的重要人物，另外，他本人也是很有效率的行政官员。
吉顼：魁梧有辩才。吉顼原来与来俊臣关系密切。但来俊臣准备罗告吉顼。原因是，来俊臣独揽办案的功劳。俩人的矛盾便尖锐起来了。吉顼是权变之士，当他得知来俊臣的意图之后，便采取了反告密的方法，被武则天召见，得以幸免。另一方面，他敏捷的辩才和魁梧的身材，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武则天的心腹之一。当然，他也因一张利口而得罪了许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