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听见父亲和后妈说起爷爷奶奶的旧事，坊间流传的一本小说《孽海花》里编派了他们的故事。以前，也听父亲与同事朋友提起“我们老太爷”，但从不说起名字，也很少讲他们的事。张爱玲好奇，问弟弟，“爷爷名字叫什么，是哪两个字？”父亲的书不少，多带点黄色，不大愿意给她看，她就趁他在烟铺上盹着时偷偷地从桌上抽出一本，看完还回原处再换一本。她找来《孽海花》，在字里行间寻觅爷爷的身影，虽然父亲说那爷爷签押房撞见东翁女儿的事，按理是不可能，书中所述泰半不真，张爱玲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感觉爷爷是个真人。她缠着何干讲老太太，何干来到张家时老太爷已经去世了。何干略想一想，“从前老太太省得很咧！连草纸都省。”这话让张爱玲不免懈气，这与书中传奇般的情节可是相距太远了。
后来她渐渐知道，爷爷是个清官，家中财产多半是奶奶陪嫁过来的。爷爷去世时，父亲才7岁，姑姑2岁，只有爷爷的发妻生的儿子已经成年，家里表面是奶奶做主，实际上由二伯父操持，两人都主张节俭度日。奶奶怕父亲过早出去混世，学坏，一直给他穿女装，到十几岁还是一双花鞋套在脚上，上面繁华锦绣地镶滚了好几道。父亲无奈，每次出门就夹个小包，走到二门时偷偷地拿出包里的鞋，换掉脚上的，这才昂首挺胸走出大门。楼上的仆佣看了都偷偷笑。奶奶去世后，父亲和姑姑觉得与二伯父一家同住太过拘束，一直想分家。后来北上天津，总算是顺理成章地分了，可父亲、姑姑觉得家产分得不均，为一批宋版书与二伯父闹得打起了官司。姑姑觉得爷爷留下的这批宋版书也是遗产的一部分，应该平均分成三份，不该由二伯父独得。二伯父不愿意，两下里闹得失了和气，撕破了颜面，迟迟没有结果。最后，这套宋版书，也就是著名的“朱氏结一庐藏书”之一部，还是判归了二伯父。
家里陆续辞退了一些仆佣，照顾弟弟的张干也在其中。何干现在既要照顾张爱玲，也要照顾弟弟。张爱玲住在学校里，每周需要何干送零食去，顺便将脏衣服带回家洗。何干的工资也减了半，她却不敢对新女主人有半点怨怪，眉眼间都是谦卑顺从，巴结得紧。那个家，张爱玲是更不愿意多待了。
张爱玲的个子迅速蹿高，母亲为她新做的外国款式的葱绿织锦衣裳，一次没来得及穿就无法上身了，心里留下久久无法愈合的遗憾。后妈将自己穿过的黯红薄棉袄给她，仿佛碎牛肉般的脏色。她没奈何地穿在身上，感觉像长了满身的冻疮。还有后妈从娘家带来的许多旧衣服，领口发了毛的线呢长袍，一件又一件，在号称贵族化的教会女校里是那么触目。现在，再没有人来操心她和弟弟的新衣裳了。姑姑许诺说，“等你十八岁我替你做点新衣裳。”可十八岁是那么遥远，山高水长的。
弟弟的个子春葱似的蹿高起来，整天穿一件臃肿的蓝布罩袍。张爱玲周末回家，发现他不知不觉变了模样，做什么事都是小心翼翼、缩手缩脚的，愈发地不愿见人，也不愿说话了。他租了很多的连环画给自己看，而张爱玲那时读的是穆时英的《南北极》、巴金的《灭亡》，对于这种小儿科的读物自然是不屑一顾的。常常，非得仆佣齐力拖他下楼，他赖在地上扳住房门，死死地不肯松手。不愿的结果是被罚“跪香”，跪在两只砖头上，一支香的工夫。回到屋里，他看见张爱玲，也不说话，只是愤怒地瞪大了眼睛，眼泪霎时盈满了眼眶。
弟弟在作废的支票上练习签字，后妈附在父亲耳边说了两句，父亲立马跳起来甩了弟弟一个耳刮子。这清脆的声响仿佛击打在张爱玲的心头上。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父亲的耳刮子又甩在了弟弟的脸上。张爱玲拿碗挡住脸拼命忍住泪，可眼泪还是淌了下来。这眼泪惹来了后妈的嘲笑，她再坐不住，丢下碗跑进隔壁的浴室，闩上门，无声地抽泣。看着镜子里那张被泪水分割的脸，抽动的脸部肌肉，她咬着牙对自己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临着阳台的浴室玻璃窗上“嘭”的一声，一只皮球撞在上面。门外，她的弟弟，那个刚刚被扇了耳刮子的男孩，已经没事人似的在玩耍了。眼泪止住了，可身体还在抽噎，一股寒意浸透了张爱玲的身体。
有胆大的仆人在门房里叫骂，“就这么一个儿子，打丫头似的打。”这声音同样击打在张爱玲的心头。没多久，这仆人就被派去了乡下田间，终老在那里。
张爱玲恨弟弟不争气，怎么可以让人这样对待。她躺在阴暗的大房间里看书，只百叶窗上透进的一抹阳光，心里翻腾着无数的愿望，她要发财，要救弟弟和何干出去。隔壁洗衣间传来搓衣板碰撞木盆的“咯噔咯噔”声，何干在洗被子床单。她比以前更辛苦了。夜里，何干忽然没来由地和张爱玲说，“我今天在街上看见个老叫花子，给了他两毛钱。人老了可怜咧！何干要做老叫花子了。”眼泪沁出布满皱褶的眼睛，浇淋得张爱玲心里一片冰凉。
那时，张爱玲还跟着一位白俄老师在学钢琴。何干领着她去白俄老师的家里，绿漆纱门，客厅墙上挂满了暗棕色的地毯，老师的丈夫来开门，彬彬有礼，而张爱玲矜持得不敢抬头看他，只模糊记得那是一张白得仿佛不见阳光的脸。白俄老师的脸颊上生着茸茸的金色汗毛，时常夸赞张爱玲，一激动起来蓝色眼睛里就蓄满了泪水，抱住她的头亲吻。张爱玲不忍做出拒绝的举动，总是记住她吻过的地方，等上一会儿用手帕悄悄擦去。因为不会英语，两人话说得少，何干有时也会插言两句。入学后，转到学校学钢琴。学校里的琴先生脸上敷一层厚而松的粉，十分爱生气，常常将琴谱掷到地上，或只手一挥将张爱玲的手扫到钢琴盖上，骨节惊痛。这种暴力式的教琴方式，慢慢磨去了张爱玲对钢琴的兴致。她常常躲在琴背后的地板上看小说。逢到站在琴房前按响门铃的一刻，总是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感觉尿急。
这恐惧愈演愈烈，也因为父亲嫌学费太贵，逢到张爱玲伸手要学费时，他总是挨挨推推，那一种尴尬仿佛击打在弟弟脸上耳刮子的回响，于是，她不再去学钢琴了。曾经轰轰烈烈的梦想，夭折在现实里。每次走过学校的音乐馆，那里传来叮叮咚咚的琴声，顿生出一腔无法排遣的寂寥与伤感，仿佛下着雨的黎明，天空一味阴沉着，仿佛再晴朗不起来。对于父亲的那个家，那个青黑的心子里清醒而又怪异、熟悉而又陌生的家，她是越发地在心里疏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