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停战了。日军的飞机疯狂地轰炸仓库山峡、湾仔山峡、歌赋山、扯旗山、西高山的英军阵地，英军终于扛不住，无条件投降了。圣诞节第二天，日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骑着战马的日本军人，斜挎军刀，趾高气扬地行进在香港的马路上。
分到各救护站、防空站的学生陆续回来了。无家可归的外埠学生被集中到一家医院的男生宿舍，有大锅饭吃。有人来找张爱玲，一个与她在学业上竞争过的男生，他告诉她，学校注册处的人升起了大火，在烧毁文件记录，趁着日本兵还没有开过来。
她靠在玻璃门边，抱紧了胳臂。仿佛看着自己三年的过往被活跃的光焰舔噬着，却无能为力。她一直很努力，以为靠这努力可以证明自己。可是，战争来了，如同过往的又一次重演——在巅峰直坠谷底。大火仿佛一只粗暴的手，抹去了她努力的一切痕迹。心里纵有千般不情愿，也是没奈何。
炎樱回来了，说一个救护站的女侨生女扮男装剪短了发，穿上了男式衣裤，拿着扫帚扫院子时，一个日本兵走过来，她慌得赶紧逃进屋去，站在楼上的窗口前作势要跳，日本兵方才作罢。这样的危险似乎时时存在着，于她们女生是惘惘的威胁。
宿舍附近也有日本兵出没了，他们坐在大礼堂里的钢琴前，用一只手榴弹“咚咚咚”地弹琴。还有两个坐到炎樱和张爱玲的房间床上，自顾自地谈话说笑，坐了一会也就走了。负责管理学生的一位医生带着日本官员来宿舍视察过了。食堂里每天可以领到一盘黄豆拌罐头牛肉饭。夜里听得见有卡车开进来，运来的是黑市卖出的米粮罐头，据说是英政府存粮里拨出来的。
她和炎樱去银行取钱，光线阴暗的大堂里，瓷砖地面上赫然有一大堆一大堆的屎，是日本兵的“杰作”。空气污浊。黄铜栅栏的后面，行员们一个个坐得齐整，长衬衣袖子上勒一条松紧带，将袖口提高了便于工作。生活处在无序与有序之间。她的存折上还有十三块钱，她想全部取出来，买船票需要钱，炎樱叫她在折子上留两块，买船票不够的话她借钱给她。可是她全部取干净了，如此乱世，留有何益？
走出来，人行道上躺着一具尸体，胳臂、腿规矩地并在身侧，衣服鞋袜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仿佛在提醒人们战事刚刚过去没有多久，硝烟还没散尽。炎樱提醒她“不要看”，于是别过头去。天上还有飞机掠过，仰着头去看，是欣赏而不是担忧了，知道再没有炸弹落下来。冬天的树单薄瘦削，可自来水管里流出了清水，电灯光也明亮了许多。生活又重新属于“我们”了。
开始还有些不习惯，仿佛节奏又一次被打乱了。渐渐明白过来，这不是错觉，不是梦，于是衍生为狂喜，庆幸自己劫后余生，逃离了万恶的战时。
张爱玲和炎樱满大街地寻找冰淇淋和唇膏，仿佛这些是对苦难十八天最好的慰藉。她们撞开每一家吃食店的门，大声问有没有冰淇淋，唯一一家回答说有，但要等到次日下午。于是，两个人步行了十多里路，在第二天下午再次来到这家店，捧着一盘全是冰碴的昂贵的冰淇淋，吃得“咯吱咯吱”响，这声音激起心里爽快而明朗的一股欢乐。
大街上到处是摊子。卖药材、胭脂、衣服、窗帘、玻璃器皿、呢绒布的摊子，都一起冒了出来。学生们结伴进城，在这无所事事的日子逛街成了每天的功课。手里并没有钱，不过是饱饱眼福。似乎看到那些五光十色、五花八门的东西，才能证明生活真的恢复了常态。
中环后街上，斜斜的石板路上散着许多布摊子，摊子前挤挤络络的人。一匹匹的桃红配葱绿土布被人举起来，衬着净蓝的天空。炎樱兴头十足地帮她还价，疑心土布会掉色，蘸了唾沫在布的一角使劲搓揉。摊贩也不做声。张爱玲发现了一种广东土布，刺眼的玫瑰红底子上，绿叶衬着粉红花朵，渲染了渐变的阴影，有种炫异的美。
“吃”的重要被一场战事空前地放大了，似乎这才是生活中最要紧的事。没有汽油供应的汽车店都改成了吃食店，绸缎铺、药房里也卖起了蛋糕，人们立在小摊前吃热乎乎的油煎萝卜饼，聚在宿舍里聊的全是吃。街上每隔几步就是一个衣冠楚楚的人蹲在小风火炉前，炸一种脆硬的小黄饼。似乎一场战争过后，所有职业的人都改行做了饼师。
母亲的朋友来看她，带来一包腐竹。她托他们打听车票的消息，这香港是待不得了。听说马来亚也沦陷了，母亲从新加坡寄了信来，看日期寄出已有些时日了，也不知她现在何处。收到姑姑的信，依然是在极薄的粉红拷贝纸上，娟秀的蓝色字，多是办公室里省下来的打印纸，大小不等，质地脆硬，语句平淡，可惯用感叹号，一个一个仿佛夸张的眼神。兵荒马乱年月，张爱玲只盼着回上海，尽管那里也没有真正的家，可毕竟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即便有什么不测，回到那里总是心安。
好像坐在硬板凳上打了个盹，感觉很不舒服，在心里抱怨着，可还是没奈何地顺受了，竟也慢慢地盹着，做了一个似长似短、若有若无的梦。醒来，发现一切都是空的……
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
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
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仿佛一样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战争让人洞悉了生命的脆弱质地。这一群还没走出象牙塔的年轻人，也算尝过了苦，见过了死，神色间不自觉地多了凝重与伤感。
在战争面前，生活的繁枝杂花显得那么轻飘，不可依靠。在重回生活轨道之后，幸存者不禁直奔两大“要义”而去：饮食，男女。这才是最踏实的生活内容。
吃的欲望被空前放大，情感的依赖性也空前强烈。港大还未复课，外埠的学生被困在广阔无边的无聊中，除了买菜、烧菜，就只有调情了。一个爱画画的男生，抱怨自己现在画出的线条没有以前有力，因为他握惯画笔的手，不得不在战争中握起了锅铲，在油锅里翻滚茄子。男生频繁地出入女生宿舍，躺在突击发展的女朋友床上大玩纸牌，直到深夜也不肯离去。次日一早，女生还没梦醒，男生又出现在了床头，只为两人可以缩在床上纠缠一番。张爱玲经常听见隔壁某间寝室传来娇憨的女声，“不行！不嘛！不，我不！”听得满心惊诧，感叹连连。
医院院长想到战争的“后遗症”之一——私生子的可能，心里忐忑，一天无意中瞅见一个女学生抱着长形包裹急匆匆走出宿舍，样子极其可疑，以为自己的担忧千真万确地成了事实。不想一查，那包裹是女生做工赚得的米，想拿出去换钱，又担心外面治安混乱遭人抢劫，便将米袋装扮成襁褓中的婴儿。一场误会而已，但震骇的余韵却难散去——这八十多个死里逃生的年轻男女，就像一个个隐形炸弹，随时有“轰”一声炸开的危险。
稍微积极的姿态是结婚。报纸上每天登满了结婚广告，急惶惶结婚的学生不少。剩下的更多精力无处发泄的学生们，便伸出无聊的手指在脏污的玻璃上涂鸦，涂抹下“家，甜蜜的家”之类的字眼。
一部分学生被派到“大学堂临时医院”做临时看护。十多个沉默而焦躁的病人，挤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散发出成分复杂的臭味。多数病人是在战争中中流弹的穷苦人，也有趁火打劫者在追捕中受了伤的，形形色色，俨然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富有的肺病患者，雇了另一个病人为他服务，那病人穿着粗大醒目的病号服上街去采买东西，被院长知道，气得将两人都撵了出去。一个病人不知是否手痒，还是心理变态，偷了绷带、手术刀、病号服藏在床单底下，不幸被人发现，自然也是被撵出了医院。上面发下米来，医院就让还可活动、百无聊赖的病人拈出里面的小石子、稗子，借以打发无聊的时光。更多的时候，病人们木然地或躺或坐，因为缺少枕头，有人将床推到柱子边，头折靠在柱子上，每天看着太阳升起落下，等着吃每天两顿、一干一稀的红米饭。他们没有什么好关注的，只有执著于自己的伤口，看到新鲜长出的嫩肉，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欣慰的生气。
餐室的玻璃为防空糊上的纸条，不见了大半，但还残留着白而不规则的残渍和残条。夜晚，残条被风吹动，在玻璃上映出一抹抹鬼魅的影子。
一群缺乏职业精神的看护，冷漠地轮流值守。夜班时间格外长，通常有十个小时。事情倒是不多，病人拉屎拉尿自有打杂的人去处理，她们只需大叫一声，“二十三号要屎乒”，然后躲在屏风后面去看自己的书。一个尻骨蚀烂的病人，散发出让人恶心的臭味，因为痒痛难忍而痛苦到了极点，表情相当诡异，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嘴巴半咧开来，倒像是按捺不住地一抽一抽在微笑。他整夜地呻唤不停，“姑娘啊！姑娘啊！”那颤抖而悠长的声音，仿佛一根柔韧而黏糊糊的丝线，纠缠着人的耳膜。夜夜如此，已经叫得人完全丢失了同情心。每到张爱玲值班的时候，她绝不肯站起来走近去安慰他，将视线硬埋在书页上，可是无法忽略那声音，它纠缠着耳膜，让人生烦。一屋子的病人都被叫醒了，耐不住那份凄惨，齐声叫“姑娘”，她这才没奈何地站起来，沉着脸站到他的床前，“要什么？”他呻吟般地吐出，“水。”厨房里并没有水，她生硬而狠心地告诉他，转身走开，由着身后那悠长而颤抖的声音继续黏黏糊糊地缠绕上来，叹息一般的呻唤，无休无止，“姑娘啊！——姑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