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队后，我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被编入了陈大傻的434师，竟和438团时的李大嘴又编在了一个班。
由于当时军中传闻有****特务，所有人都陷于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尽管不知传闻是真是假，军中还是要捕风捉影地制定相关对策——连保制度。即三人当中总有一人是上面指派的，是监督另外两个人的。结果，闹得人心惶惶，总以为三人中就有奸细和上面的特务。谁都不敢相信谁，大伙整天就像拉紧了的弦，谁也不敢松口气，更不敢乱说话。
往往是那些在部队里对现实不满，对长官不尊敬，爱发牢骚者常常被巫告成****间谍而被就地正法，连分辩的机会都没有!甚至有人在收听广播时无意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敌指挥”，便马上被军办严惩，就地枪毙。弄得是人人自危。据说，当时在大陆也有类似的情况，搞什么三反五反之类的运动。不知道有多少无辜成了枪下亡魂。这又是战争带来的间接恶果。
当时，后来曾到行政院工作、现居美国的邱宏达正好被派到军法处任预备役军官。他在大学时成绩很好，是一个曾大谈理想的优秀青年。但当他看到，军法处杀人原来是那么不眨眼的，便把他吓得半死，再也不敢高谈阔论了。
幸亏我是个沉默不语的人，否则也有可能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那时，****军中，早上集合，晚上点名，老是形式化地喊口号：“打倒****，反共抗俄!”其实，我们根本不知什么是****，更不明白什么叫共俄。只是上边要我们喊，我们就意思意思地喊喊罢了。后来竟成了习惯，不喊一下就不舒服，到老了还是这样，难道这是后遗症状?我门的连长更离奇，他习惯了军营的集体生活，竟连上厕所也要有一大群人陪着喊口令，否则无法排泄，几乎便秘!真可怜，他成了战争制造出来的怪物!
蒋公曾对老兵们许诺，反共抗俄满三年者，发予“授田证”。我和许多老兵都“反共抗俄”了四十二年了，可以拿到几十个“授田证”。但尽管当时土地便宜，竟也无人问津。
大伙一心想回家，买这****般大的孤岛上的烂地皮作甚?作坟地吗?把祖宗的坟也搬过来?不可能，我们死了还想落叶归根，葬在家乡呢!肯定不买这些地。
我们都老想着返回大陆，找回自己的旧家，便无人结婚。结果，我们好多人都错过了婚期。最终，我们年老后，一无所有，晚景凄惨，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孤岛上死去。
我们常常与自己在队里的熟悉的朋友、老乡聚在一起，私下讨论：“我们究竟为谁苦，为谁而战?为什么上天要把我们这些老兵遗弃在这个孤岛里?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上天竟如此惩罚我们?还要借这可恶的战争之手?”
我们脸上挂满了悲伤的表情，尤其是逢年过节，我们更感忧伤凄凉，干脆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英雄未到伤心处!几十年来，我们都无法与亲人相聚。尽管或许我们彼此都在海峡的两边默默地活着，却仿佛阴阳相隔!这样比死了更痛苦!或许，亲人们早已以为我们这些沓无音信的老兵都战死了，正在哭泣拜祭呢!是谁造的孽?是这该死的战争!我诅咒这万恶的战争!今生还不够，我下辈子还要诅咒战争!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都无法反攻大陆。我们这些老兵回家的梦似乎永远也无法实现。
我们想回家!我们要回家!回家!回家……
有许多老兵因日夜想家想疯了，被送进了台东神经病院。
家，就是这么奇怪，当你家破人亡时，才知道她是多么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老要让战争摧残无数个家呢?只是为了某个人所提倡的大义，甚至是他自己赤裸裸的欲望?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家对于我们这些失去她的人是多么的重要。
谁人能知道，我们这些来自大陆、植根大陆的老兵总是难以开口、难以启齿对当地人说自己是台湾人，但最终却要在台湾一住便是五十多年，直到老死，也无法返回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