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几次出仕，当的都是小官吏。以他的个性来说，绝不可能巧取豪夺。既然打算要隐退，总得要为日后的衣食作打算，做些物质的准备才行。因此，陶渊明费尽周折谋取到了离家不远的彭泽令的职务。这次做官的目的就是“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他还打算将公田全部种上粳米，用来酿酒备饮。但是，他的妻子反对全部田地种上粳米，劝他也要种些粮食，陶渊明才决定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米，以实现他“吾尝醉于酒足矣”的美好打算。这次赴任正好赶上岁末，有位督邮前来视察，旁人提醒他应该穿戴好官服毕恭毕敬，陶渊明一听就心里不满，督邮算什么东西？我怎么能为五斗米折腰呢？恰在这时，他妹妹病故了，借此机会，他就奔丧去了，彭泽县便成了他仕途中的最后一站。他从29岁起出仕，到41岁归隐田间，前后共13年。在这13年中，仕与隐的矛盾始终交织并贯穿始终，而且越往后斗争越激烈，东篱采菊，种豆南山，一个“猛志逸四海”的有理想、有抱负、慷慨激昂的青年，最后还是痛苦地“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虽然向往林泉之趣的淡泊生活，但他要考虑到生计温饱问题，“吾尝醉于酒足矣”，艺术同生活的矛盾确实需要调和。
什么事情都讲究适度的原则。“富贵于我如浮云”，心境也就自然平静清凉，如此无忧无虑该是何等飘逸潇洒。不过什么事都不要走极端，假如以淡泊为名而忘记对社会的责任，忘记人间冷暖以至自我封闭就不对了，甚至演变为不管他人瓦上霜而自私自利，就会被人视为没有公德没有责任感甚至有害于社会，这样就会被社会大众所唾弃。勤于事业，忙于职业是美德，是一种敬业精神，但如果陷于事务圈而不能自拔，如果因无谓的忙碌而心力憔悴失去自我是不足取的。
苦中得悦失意存悲
苦心中，常得悦心之趣；得意时，便生失意之悲。
人们在苦心追求时，因为感受到追求成功的喜悦而觉得乐趣无穷，人们在得意时，因为面临着顶峰过后的低谷，往往潜藏着失意的悲哀。
某山城的一家纺织厂经济效益不好，工厂决定让一批人下岗。在这一批下岗人员里有两位女性，她们都40岁左右，一位是大学毕业生，工厂的工程师，另一位则是普通女工。就智商而论，这位工程师的智商无疑超过了那位普通工人，然而，她们下岗后的态度却大不一样。
女工程师下岗了！这成了全厂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纷纷议论着、嘀咕着。女工程师对人生的这一变化深怀怨恨。她愤怒过、她骂过、她也吵过，但都无济于事。因为下岗人员的数目还在不断增加，别的工程师也开始下岗了。然而，尽管如此，她的心里却仍不平衡，她始终觉得下岗是一件丢人的事。她整天都闷闷不乐地呆在家里，不愿出门见人，更没想到要努力奋斗做点事情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孤独而忧郁的心态控制了她的一切，包括她的智商。她本来就血压高，身体弱，没过多久，她就带着忧郁和孤寂离开了人世。
另一位普通女工的心态却大不一样，她很快就从下岗的阴影里解脱了出来。她想既然别人能生活下去，自己就也能生活下去。从此以后，她的内心没有了抱怨和焦虑，她平心静气地接受了现实。在亲戚朋友的支持下，她开起了一个小小的火锅店。由于她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火锅店生意十分红火，仅一年多，她就还清了借款。现在她的火锅店的规模已扩大了几倍，成了山城里小有名气的餐馆，她自己也过上了比在工厂时更好的生活。
一个是智商高的工程师，一个是智商一般的普通女工，她们都曾面临着同样一个困境——下岗，但为什么下岗之后她们的命运却迥然不同呢？原因就在于她们各自的态度不同。
任何事情都是在发展变化着的，苦乐可以转化，得失不是永恒。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看主观上用什么态度对待人生。人间悲苦是无情的，用这种心境来看待人生，那耳目所触尽是悲苦，结果就使人容易产生悲观思想，甚至造成悲剧。人生本来是多灾多难的，但是我们必须征服这种苦难，绝对不可以抱着失败主义思想。人不能因为一时的得失决定自己的一生，不能因一时的苦乐而放弃人生的奋斗。
居安思危天也无法
天之机缄不测，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颠倒豪杰处。君子只是逆来顺受，居安思危，天亦无所用其伎俩矣。
上天的变化不可把握，有时先让人陷入困境，然后再进入顺境，有时又让人先得意而后失意。不论是处于何种境地，都是上天有意在捉弄那些自命不凡的所谓英雄豪杰。因此，一个真正的君子，如果能够坚忍地度过外来的困厄和挫折，平安之时不忘危难，那么就连上天对他也没有办法了。
张先生40来岁，身材矮壮墩实，前额宽阔，鬓角微秃，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了些。张先生现在的身份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法人代表。这家公司是他这样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农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手创办的。
虽然，他的成功与网络精英的成功无法相提并论，但他坚韧的性格却让人感到了火一样的热忱，他就是凭着这种热忱一直坚持到今天。
张先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小时候从上学的那一天开始，爹娘就盼望着他能考上大学，从这个穷乡僻壤的山沟里挣脱出去。
从小学到中学，每天读书要走十几里山路，有时赶上下雪天气，一不小心跌倒在雪坑里，要费好大的劲才能爬出来。走到学校时，融化的雪水已经把棉衣棉裤冻在了身上，就像一层坚硬的铠甲。
晚上放学归来，同样要走十几里山路，冬天北方的日照时间短，回来时，天已经黑透了。山村里没有电灯，油气灯又很贵，家里点不起。他就找来松树皮点火照明，松树油吱吱啦啦地燃烧着，微弱的光亮把黑??撕开一条裂痕。他就在那一丝微弱的光亮中，忍着呛人的浓烟，艰难地看书，写完作业。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发现全家人的鼻孔都是黑的，一家人都被松木烟熏得头脑发胀。后来他偷偷地拿了父亲看青用的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把电池里的电消耗精光，害得父亲走夜路深一脚浅一脚，不知走了多久才回到家里，张先生当然少不得父亲的一顿好揍。
终于到了中考的那一年，母亲为了供他上高中，含泪卖掉了不到一百斤的猪。可是他在初中读书的那个学校，从来没有开过外语课，面对外语课本，如同面对天书一般无法解读。他拼命地用功，日以继夜地苦读，可是这一切努力都无法使他在最短的时间里学会外语。
中考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他也像路遥笔下的高加林那样，重又回到了养育他的那个偏僻的小村庄。
辛辛苦苦地读了十几年书，重又回到了父辈的行列，人总是在离开了泥土之后重又归于泥土，这也许就是命运不变的轮回。
他在乡办中学代课的时候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在乡下人的眼里，是有大学问的人。她的父母虽然不指望女儿嫁给多大的干部，但也希望门当户对的人做他们的女婿。
当她的父母得知女儿要嫁给一个农民的时候，都坚决反对，他们不愿看到女儿受苦。也许爱情更像岩石里的花，越是苦难越是萌发。他们结婚的时候，女方的父母都没有露面。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挡他们，一间茅草房成了他们构筑爱情的天堂。
他们就像檐燕衔泥一样，苦心经营着他们的日子，他们没有想到，生活的海洋也会出现暗礁。
就在这一年，乡政府动员村民种植甜叶菊，甜叶菊的叶子可以加工成糖甙，供应国际市场。
第一年，乡里的领导组成小组，挨家挨户地动员，却收效甚微。可是那一年秋收的时候，三亩甜叶菊卖了1.2万元。于是他决定，痛下决心，大干一场。
好不容易盼到了秋天，甜叶菊丰收了。可是甜叶菊的收购价格从去年的5元掉到5角，村民找干部，干部找乡长，一直找到县里，一级一级地找上去，得到的答复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市场疲软，供大于求，我国几个生产厂家，产品质量与国际质量标准还有一定差距，所以货卖不出去，没钱收原料。
雇工的工资要付，银行的农业贷款要还，算来算去的结果是，他欠下了一屁股债。为了还本付息，他还得去苦苦奋斗，所有的路只剩下了一条：进城去打工。
吃过了“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张先生带着不多的行李，辞别了家人，迎着早春凛冽的风，加入到进城打工的行列，他的妻子和儿子站在村头远远地向他挥着手。
城市，对于一个向往挣钱的农民工来说，也许是梦中的天堂。可是一旦真实的城市裸露在他们的面前时，城市确实有她独特的魅力，却也有她藏不住的丑陋。
张先生来到省城，先是找到了一位同乡，求他帮助介绍一份工作，这位同乡也很同情他的处境，无奈眼下城市工人也都纷纷下岗，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真是比登天还难。这位同乡很早就进了城，经过了十几年的奋斗，现在已经买了一辆农用汽车。每天站在路边等待雇用拉脚的活儿，经他介绍，张先生开始了他站在路边等人雇佣的农民工生涯。
马路边是一个特殊的“单位”，在这里人分三六九等，像张先生这样初来乍到的，自然只有受气的份儿了。每当有雇主光临惠顾，他总是抢不到前边，等到有了又脏又累，别人不想去的活儿时，才能轮到他的头上。就这样，他在生活的缝隙里艰难地活着，每天他吃的都是最低水平的饭菜，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他把用血汗换来的每一分钱都攒起来，用来偿还沉重的债务。
没事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马路牙子上看书，凡是能找到的有字的纸，都成了他的宝贝，出去干活时怀里还揣着一本揉搓得破烂不堪的《小说月报》。
张先生最愿意干的是给读书人搬家，搬家的时候他很注意收集别人丢弃的废纸，有些稿纸已经发黄变脆，有的还沾过油渍，他把这些大小不一的纸钉在一起，每天趴在床上一直写到深夜。
有一次，张先生遇到了一位老人晕倒在马路旁，围观的人很多，可是没有一个人伸手将老人扶起，张先生将老人背起来送到医院，然后又在病床边一直守着，直到老人醒来。
老人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他是因为心脏病猝发而晕倒的。老人醒来后，当他得知是一位农民工救了他的命，十分感激，老人的子女坚持要付给张先生一笔钱，作为酬谢，却被张先生婉拒了。后来，张先生与老人成了忘年之交，一次，张先生拿出自己在马路边写成的“作品”请老人批评指正。老人看了以后，对他说，你写的东西离发表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从你的文字里，看到了一种新鲜的东西，那些俚语、俗语都非常鲜活而生动，不是躲在书房里的作家们能写出来的。
当老人得知张先生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而眼下的处境又十分艰难的时候，平生不求人的老人给他的学生打了电话。他的学生毕业后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老人介绍张先生去搞文案和策划。张先生对于广告行业是个门外汉，但他有决心将这份工作干好，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得到一份工作不容易。广告公司的工作必须从基层做起，张先生没有固定的客户，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想要在广告界立足谈何容易！
但是，张先生生来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他没有社会关系，只能拼耐力、体力。为了拜访客户，他一个冬天走坏了三双鞋，有一次，为了争一家客户，还被另外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打得鼻青脸肿。好在广告公司的工资上不封顶，张先生平生第一次领到了1500元的工资。
他的岳父仍旧怪他不务正业，怪他扔下家里的地不种，老婆孩子不管，偏偏要进城拉什么“广告”。但妻子却理解他，妻子对他说：“你看我们这个村里的人，几千口人都不离开家门，也活得挺好的，只有你一个人想闯，几千口人里才出了你这么一个，我不拦你。”他知道自己这一生欠妻子的情债是还不清的了，情到深处便没有了语言。
张先生经过了几年的不断追求，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广告策划人，后来他的老板准备出国，他就盘下了公司，自己做了老板。
在他的生活里，生存的话题显得过于沉重，但他并不气馁，他相信，不凡源于不断的追求，努力拼搏才能与命运抗争。“如果不当总统，就当广告人！”张先生每一次招聘员工的时候，他都这么说。
世事变化难以预料，天机奥妙不可思议，不要说未来的事难以推测，目前的事也很难判断，就连古圣先贤也无可奈何。所以孔子对于处事有“尽人事以听天命”之叹，即对天命而言只好逆来顺受了。因为人的所知是有限的，对智力所不及的事情，很难违背自然法则。但这不意味着听天由命，个人的一生完全以天命来决定。一个人不应忽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遵循自然法则不断追求，努力奋斗天命其奈我何？
秽者多物水清无鱼
地至秽者多生物，水至清者常无鱼。故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
那些堆满污物的地方，往往滋生许多生物，而极为清澈的水中反而没有鱼儿生长。所以真正有德行的君子应该有容纳他人缺点和宽恕他人过失的气度，绝对不能自命清高，独来独往。
曹操用人的一大特点是大度用人、容人之错。他冲破了固有的迂腐标准的禁锢，具有创新的见地，他认为“人无完人，慎无苛求，才重一技，用其所长”。
东汉建安四年，曹操与实力最为强大的北方军阀袁绍相持于官渡，袁绍拥兵十万，兵精粮足，而曹操兵力只及袁绍的十分之一，又缺粮，明显处于劣势，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曹操这一次是必败无疑了。曹操的部将以及留守在后方根据地许都的好多大臣，都纷纷暗中给袁绍写信，准备一旦曹操失败以后便归顺袁绍。
官渡之战曹操采用了荀攸的计策，袭击袁绍的粮仓，一举扭转了战局，打败了袁绍。曹操打扫战场时，从袁绍的文书案卷中拣出一束书信，都是曹营里的人暗中写给袁绍的投降书信。当时有人向曹操建议，要严肃追查这件事，对凡是写了投降信的人，统统抓起来治罪。然而曹操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说：“当时袁绍强盛，我都担心能不能自保，何况别人呢？”于是，他连看也不看，下令把这些密信全都付之一炬，一概不予追查。这么一来，那些曾怀有二心的人便全都放心了，并对曹操心存感激，军心、臣心稳定，处于弱势的曹操集团迅速巩固了胜利的战局。
古今中外，大凡善用人者必有宽容之心，容人之度，容人之错，可以宽其心，去其疑，进而尽心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