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王变残尸
单说毛人凤自从有了毛时云、刘青芳之后，地位已稳定，事业亦蒸蒸日上，戴笠热衷于圆海军司令梦，把军统尽数交给了他。因此，毛人凤也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和重视，甚至还挨了蒋介石的耳光，这对毛人凤来说，是一种无限光荣，每当脸上留下蒋介石龙手的指印，他都会幸福好几天。
军统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其力量之大已经从纯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军政、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警察、财政、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达数十万人，加之军统组织之严密，号令之严明，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任何一支国民党正规军队。这就不能不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戒心。
蒋介石本是个猜忌心极重之人，并且他用人的历来做法是防止他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甩不掉，事实上，军统已是“尾大甩不掉”了。光从蒋介石对待戴笠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
蒋介石个性暴烈粗野，喜欢打人，但他打人有两个特点：其一，不是亲信心腹之人不打；其二，挨打之人，必有重用。因此，蒋介石动手打过的人不外乎是少数亲信黄埔生和心腹内侍人员。有一些黄埔军官，以能得到校长的耳光而感到无限光荣，借此以炫耀与校长之间的特殊关系。比如，一般黄埔生挨打仅能赏赐一耳光，而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警卫大队长、黄埔一期生周振强因为挨过两记重重的耳光，一辈子都有点飘飘然，常在人前炫耀此种殊荣。然而，蒋介石打戴笠，常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之时再拳脚交加，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可如今，每次见到这位“戴局长”时，蒋介石不得不客客气气，以礼相待，表面看，这是一件好事，实际上，说明了戴笠已面临着一种新的危机。
果然，在1942年军统的“四一”大会之后，蒋介石便抬出了一个唐纵做军统“帮办”，对其信任有加，远远超过了戴笠。
这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私生活自我检点，不到处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在情报综合工作方面，又能勤于思考，善于揣摸蒋介石心理，帮助他出点子、提方案，被蒋介石引为心腹，大动扬唐抑戴的念头。
戴笠意识到蒋介石对他有防范心之后，开始了“读史”。每有空闲时间，就由毛人凤给他阅读讲解《二十四史》、《史记》、《资治通鉴》一类书籍，每当毛人凤在讲史中说到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戴更心有同感。尤其当毛人凤讲到唐朝武则天时代的著名大臣周兴，周兴为武则天执政出过死力，后因了解武则天隐私太多而终被武则天所杀时，不禁有兔死狐悲之感。
戴笠忧心忡忡地对毛人凤道：“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早晚也得死在委员长手里！”因此，他开始考虑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1945年8月9日，戴笠从昌化县河桥镇到达浙西行署汤家湾视察。8月10日戴笠从广播听到了日本政府关于在维护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条件下接受美、中、苏联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的公告。8月11日，同盟国通令日本政府，重申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立场。8月14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8月15日中午12时正，日本天皇裕仁在电台里亲自广播投降诏书……
八年抗战的胜利，对于戴笠来说，其喜悦亢奋的心情实难以言述的。八年中，他在宣传和主张抗战、除奸反谍、搜集日伪情报、分化瓦解日伪集团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对民族的解放是有一定贡献的。八年中，他不得不跟随蒋介石离开繁华富庶的南京、上海，远避重庆，与母亲、妻、子天各一方，甚至江山戴公馆也毁于战火，戴笠的心情也是痛苦的。当然，此时此刻的戴笠，头脑中萦绕的已远不仅是这些方面，他想到八年抗战以来，军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本人地位和声誉的巨大提高，他想到抗战胜利后将入主海军总司令部，还想到胜利后将与电影皇后胡蝶正式结婚，这将是国内外最令人瞩目的一桩婚姻。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
戴笠深知，军统局一旦撤销，被分割成几个部分，力量毕竟分散，且极易被蒋分割加以控制，自己也将失去根基。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把海军总司令抓到自己手里，像陈诚、胡宗南那样，有雄厚的武力做后盾，以作进退之所。这就是戴笠考虑的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戴笠通过几年来梅乐斯为他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已有默契，这就是由美国海军部在战后以一部分海军舰艇援助国民党作为条件，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戴考虑该计划一旦实施，就将特务武装的一部分改编成海军陆战队，这样，海上、陆上都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实力就会大大增强。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戴笠考虑必须尽快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见面，一方面继续在这位美国海军界的耆宿身上投下赌注本钱，以放长线钓大鱼；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柯克了解美国海军部援助中国海军的计划及进度。
10月中旬，戴笠以视察接收工作为掩护，从上海飞到青岛会见柯克。战后，青岛成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活动的重要基地，为了加强与美国海军及柯克的联系，戴笠下令成立军统青岛办事处及青岛站，派善于交际的军统大特务梁若节任主任及站长。戴交代，梁在青岛的唯一任务，就是如何联络好美国海军人员特别是柯克，戴笠揣摸柯克虽贵为美国海军的一代名将，但亦是凡胎肉体，所好者也不外乎金钱美女之类。估计柯克老头儿金钱虽然不缺，但美女却不常有。于是，戴笠指示梁若节攻其所缺，投其所好，千方百计找一些漂亮女人供柯克玩乐。开始，因美国海军官兵一般都在星期六晚和星期日到青岛市区跳舞玩乐，柯克在此时上岸怕遇到部下影响威信，故多有犹豫。戴笠知道后，就交代梁若节改在星期三、星期四邀柯克活动，柯克对戴笠、梁若节的此举甚为赏识，由此而常在梁若节面前称赞戴笠善解人意，为人爽快，做事有魄力，对美中情报合作有很大贡献等等。戴笠于10月中旬到青岛后，每日里又是设宴，又是办舞会、又是找女人招待柯克，使柯克连呼“OK！”并许诺美国海军界加紧活动，使戴笠主持中国海军的愿望早日实现。
10月18日，戴笠结束了在青岛的活动，兴高采烈地飞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划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海湾港口登陆事宜。拜会了美军驻津司令爱德华中将和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洛基少将。为了能抓住这些美国将军，密切双方的合作关系，戴笠在离津前，决定将自己的英文秘书黄天迈留下，专门负责与美方进行联系，黄原是燕大学生，英文功底很深，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时期加人军统一个多月后，戴笠再一次到天津，决定在天津设立一个秘密机构，由黄天迈主持其事，任务就是供给美国海军的情报，了解美海军在华情况，并占据天津大理道汉奸张福居的一座大楼，经常通过举办鸡尾酒会和舞会，来招待美国海军军官。特务们都称这一秘密机构为“外事处”，称黄天迈为处长。当时，蒋介石为了积极准备内战，请求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不断从天津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线。到1946年，仅从天津港口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就达四万五千万人。蒋介石对美军的这部分在华军事力量十分重视，认为是帮助他进行反共的重要实力，极力加以笼络。戴笠居间加以掌握，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海军界的联系，有利于增强他竞争中国海军总司令的大势，另一方面要使蒋介石认为他尚有利用价值，不至于轻易抛弃，这显示了戴笠在后期与蒋介石斗计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挟洋人以自重。
1945年12月25日，戴笠在上海杜美路七十号举办“圣诞”晚会，兼作他对美军特务的送行。这一次他邀请的都是上海滩上红极一时的女交际花，歌、舞、影、剧明星及名媛闺秀，因而也特别受美军特务的欢迎。并经蒋介石批准，第一次将中美所合作的成绩在报纸上公布，以显示他的“伟大”成就，借以自重。
1945年底，军统局化整为零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自蒋介石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的秘密指令后，就犹如头上悬了一把古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剑”，每日里如坐针毡，几至到了食之无味、睡之不安的地步，这是戴笠出任特务处长以来生活中最为黯淡无光的一段日子。戴笠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两条退路了，冀图依靠这两条退路帮助他突发奇兵，渡过难关。
戴笠的第一条退路就是寄希望于美国海军界施以援助，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在这方面，美国人确是许了愿的。但是，戴笠在通向海军总司令宝座的道路上遇到了许多障碍，首先，蒋介石看来并不赞成让戴笠去抓海军。蒋对戴笠戒备由来已久，一个军统局的局长，已经让蒋感受戴笠的分量，如果再让他的特工力量与海军力量结合在一起，蒋介石一定认为自己会睡不好觉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戴笠的美国背景太深。这是蒋早已开始警惕的事。美国总统罗斯福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要见见戴笠这个人，蒋介石都没有满足这位世界反法西斯巨人的愿望，在蒋的私心里就是不想让特务带着国际背景，以免失控。蒋介石决定不会将海军力量交给依靠美国人扶持的戴笠掌握，尽管美国提出给钱、给舰艇、给装备等等，蒋也似乎不为所动。但是，蒋是聪明的，如果既能接受美国海军的援助，又可以把戴笠排除在外，这样的机会是不应该失去的。于是，一方面，则对海军机构进行大改组，免去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职务，宣布成立海军署，由亲信军政部长陈诚兼任海军署长，由陈诚保荐他的亲信周宪章、魏济民任副署长。蒋将海军司令部缩编成海军署，不让陈诚一步到位，就是避免一下子刺激戴笠太深，蒋的这一手，戴是没有料到的。然而戴笠绝不就此甘心，他清楚当时国民党的海军所有的船舶、枪炮、水雷、鱼雷全部沉掉了，包括日造、自造的“平海”、“宁海”两艘新船都沉掉了。中国海军急需大输血，但是，如果离开了美国海军的援助，重建中国海军将是一句空话。
其次，美国军界对支持戴笠出任海军总司令的意见是有分歧的。特别是美国陆军将领受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的影响，对戴笠的观感很坏，认为他是个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由戴主持海军，不符合美国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本意。这就使美国海军界支持戴笠的活动受到挫折，由此所谓美国海军军援的工作进展缓慢，久久没有实质性的项目和成果。
另外，自从梅乐斯等美国海军方面的特务陆续回国后，戴笠与美军方面的联系顿感不便，常常处于时断时续之中。戴笠只好把功夫全部下在美国海军上将柯克身上。冀图通过柯克对美国海军界施加影响，再由美国海军向蒋介石开出价码，以便能早日实现他的目标。但是柯克毕竟是美国海军界的耆宿，与梅乐斯的地位相差悬殊，与戴笠难以在平等的地位发展关系，因而，戴笠在许多问题上皆不能像对梅乐斯那样推心置腹地与柯克深谈，效果自然也要大打一番折扣。
1946年3月初，戴笠所处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此，戴笠在联络美国海军方面做了最后一番努力，邀请柯克赴北平一游。为了在柯克身上下足功夫，戴笠仍然使出在青岛惯用的手腕，一是命令天津“外事处长”黄天迈、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河北站站长张家铨等人预先在北平城里遍找畅通英语的名嫒闺秀，陪伴柯克跳舞玩乐使柯克自感艳福不浅；二是戴笠大办鸡尾酒会兼舞会，尽选天下山珍海味招待柯克，让他大饱口福；三是戴笠亲自陪伴柯克跑遍了北平的名胜古迹，让柯克尽得眼福。
戴笠在招待柯克的过程中，为了向柯克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军人出身，故意一反常态，将在上海做好的一套美式军服穿上，胸前挂上一些从上海美军中用钱搜购来的、连他自己也弄不懂的所谓勋章，跟在柯克屁股后神气活现地到处乱跑，知情者见之，均看不下去，就连戴的亲信黄天迈也骂他“活像戈林”。个中甘苦，确是局外人难以体味的。
戴笠的第二条退路是寄希望于早日爆发国共内战。戴笠认为：一旦内战爆发，蒋介石把取消特务机关为应付三大会议的借口就不复存在。反共之际，正是用人之时，到时候蒋关于撤销军统局的初衷一定会有所改变。问题是军统在反共活动方面要预先有部署，要随时能拿得出有分量的东西，让老头子感到离不开，少不了。
戴笠基于这一考虑，在北平期间，一方面，对东北的反共活动加强布置。一方面则指令人事处长龚仙舫，在华北地区搜罗日伪汉奸特务组织在内蒙方面的反共特务组织，以便派往被中共武装占领的内蒙广大地区开展活动。由此，戴笠在北平期间亲自提审了已被逮捕的著名日本向谍川岛芳子（金璧辉）。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内蒙方面的情况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继续进行利用。
当川岛芳子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位黝黑马脸、气度不凡的中年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时，顿时来了精神。她除了在反共特工活动方面对戴笠有所贡献外，当即说出了一件令戴笠十分震惊的秘密，告发军统大特务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马汉三在战后逮捕她的时候，还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只是想作为证明马汉三投日的佐证，不想戴笠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神经很快紧张起来，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便详详细细地向川岛芳子打听她所见到的这把宝剑的详尽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剑柄上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均与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相吻合时，多年来萦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