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看中共和党偏爱自己的政治倾向，十分希望共和党能在大选中获胜，一边以金钱笼络，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炮弹”。这些勾当，明里由“民国”驻美公使陈之迈、武官皮宗敢把玩，背后的牵头人物却是蒋经国的特使毛邦初。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靠着小蒋孝娘的秉性，沾了爱屋及乌的光，倍受信用，眼下正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常驻美国，表面上主持国民党空军驻美购料处的工作，即向美国洽购飞机、器材等等，实质上主管着这等大事，一架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就装在他的购料处里。
蒋介石笼络共和党与共和党支持蒋介石，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要归结为美国的政党政治。解剖近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哗众取宠、勾动选民的同情倾向历来是政党团体操持政治的伎俩。道理很简单，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形式上必须是选民意志的选择，却不排斥如何诱惑民意，乃至愚弄民意。因此，在野的党派要在大选中获胜，必须将执政的党派当作靶子，大肆攻击；执政的党派则要捍卫政府的政策，尽量证明自己的高明来驳斥四面八方的攻击，其间，受功利所驱，追求心理爆炸效应，就成为一种摆布民心的技巧较量，最典型的手法莫过于“丑闻”效应。1952年的美国大选也无例外。首先共和党的亲蒋倾向作为民主党弃蒋政策的对立面存在，再辅以丢失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结果，事实上已成为大选中有利可图的话题。因此，共和党的亲蒋倾向与其说是为了帮助老蒋，不如说是为了自己上台执政。其次，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并不信奉“忠实”于朋友的原则，在亲近蒋介石的同时，共和党还不乏热情地拉拢李宗仁，要李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材料，如果有“丑闻”当然更好！
或许是观念上的差别，李宗仁还不适应将朋友的敌人当作朋友的时尚（更何况民主党政府还在执政），拒绝了共和党议员的拉拢。反过来，民主党要求帮忙，他倒爽快地答应了，第一个进攻对象就是毛邦初。于是频频约毛吃饭聊天，好酒好肉，好烟好茶，几次三番，“交情”大增。这一切，当然都由毛人凤的美国眼线记录在案。不久，发生了一桩事，起因于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他曾向蒋介石表示，愿意负责台湾空军在美的装备采购工作。老蒋有求于共和党的帮忙，哪有不答应的道理？随后就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
这可是一笔泡在油里的买卖啊！毛邦初尝过了滋味怎肯撒手，却又缺乏抗旨的胆魄，只得闷在购料处里倒酸水，从老蒋到共和党的议员挨个儿埋怨，怨到酸水发了苦，突下横心，准备弄个鱼死网破，大家没有好果子吃的两败之局。于是，就把台湾如何在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收买共和党议员，以及诺兰等向老蒋提供情报的隐情，一古脑儿端了出来，这正是民主党求之不得的“丑闻”。几天后，以“中国游说”之重大内幕揭秘为题，民主党向共和党发起了反击，所有的资料、图片，都制成锌版，印在报纸上，接着，民主党议员又提议，建立专门的机构，对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的援台专款在国会上游说一事进行调查，参议院就此还形成了决议。
毛邦初见祸事闹大，不敢向小蒋复命，索性举胳膊挡脸，先顾一头，卷上替空军保管的两千多万美金，一溜烟逃到墨西哥隐居起来，这件事对孤岛的外交和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人凤不敢隐匿不报，很快将整理好的详细情报，送到了老蒋的案头上，蒋经国为此挨了老头子的训，好一阵抬不起头来，心里直埋怨毛人凤。
毛人凤没考虑这事产生的后果，波及到夫人派（宋美龄）和太子派（蒋经国）的矛盾，牵扯出元老与新进之间的瓜葛（因为这件事客观上成为对手们攻击小蒋的把柄），违背了把蒋氏父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处事原则。
不久，毛人凤便尝到遭受报复的滋味。事情起因于周至柔的图谋，他想把自己的亲信刘国远塞进国防部，顶替郑介民那个次长的“缺”，这件事背后有宋美龄的支持，具有夫人派与元老派的双重色彩。另外，周至柔也知道郑介民的背景非同小可，决心揭老郑的疮疤，损害老郑的形象以达到目的，于是想到了毛人凤。当时，老蒋正在倡导“战时生活运动”，口号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毛人凤轻车熟路，一把揪住了郑太太违背“领袖”精神的过错——早在大陆时，军统的工程都由“陆根记营造公司”统包。戴笠死后，陆老板巴结的对象自然转移到郑介民身上，关系之密，如胶似漆。后来，郑介民当上国防部次长，利用手中发包防卫工程的权力，给了陆老板数不清的生意，郑太太从中吃回扣，陆老板又偷工减料，赚了不少昧心钱。由于当时局势吃紧，毛人凤自顾不暇，这笔帐暂时吞在肚里。然而，“好伴”不散，到了台湾，陆老板与郑太太的勾结依然如故，先由郑介民将手中的“国防工程”发包给陆根记，陆老板再将盈利与郑太太拆帐，这乌七八糟的勾当，都没逃过毛人凤的眼睛，既然周至柔要派用场，毛人凤索性送个顺水人情（其实，整郑介民他是巴不得的，有人代劳，岂非快事？）。
周至柔拿到材料，十分感激毛人凤，当天晚上就上报给宋美龄，宋美龄再转给蒋介石，蒋介石又批给蒋经国查办。小蒋拿到批件，突发灵感，产生了一个借郑介民之手警告毛人凤，打击夫人派、元老派的念头，于是原汤原汁地把文件交给郑介民看。郑介民仗着“美援”，腰杆正粗，怎咽得下这口气，马上恨恨地说：“我家那口子吃黑，他家那口子（指向影心）也不见得干净……”小蒋见郑介民情绪高昂，怂恿郑揭发问题。郑安排人调查，果然摸着对方的一桩黑事。
原来，杜长城的技术总队撤到台湾后，陈诚拨了大量黄金为其扩编队伍，期望杜在防守台湾的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时，陈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为假设，曾在台湾海峡搞了几次“海上爆破”的军事大演习，杜长诚、胡凌影趁这个机会，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有一部分送到毛公馆，孝敬向影心。郑介民弄到这些材料，高兴得手指发颤，立即向老头子汇报。
蒋介石因循前例，转批给小蒋查办。蒋经国二话没说，将杜长城、胡凌影扣押，交军法审讯，一俟核实，批准枪毙。
小蒋一家伙敲掉了毛人凤手下两员大将，令毛人凤着实吃惊，闭门思过，深以为毛邦初那件事，自己处理得有失恰当，如果事先向小蒋“汇报”一下就好了。看来，这个教训必须记取。老蒋即便再信任自己，至亲莫如父子，不可能以影响小蒋成长来庇护近臣。杜长城的死就是一个例子，老蒋为了维护小蒋的威信，根本不存在打狗看主人的顾全。毛人凤越想越觉得：老道亦有失手时。
不久，又发生一桩事，更加深化了毛人凤于这方面的体会。当时，蒋经国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人称“小国民党”的组织，这一计划遭到了陈诚的反对。他是“三青团”的创始人，结合过去的教训，以为国民党失败就失败在党团之争上，所以现在不宜再搞什么另外的“小国民党”了。但者蒋支持蒋经国，逼迫陈诚让步，并出席了“救国团”的成立典礼。
看来，亲美亲蒋是个分野，蒋与非蒋也是个分野，这两件事力透指尖（再加上以前的醒悟，详见第十九章），算是把毛人凤点化透了。好在小蒋也极明事理，知道毛人凤于蒋氏家族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杜长城一案中，丝毫没有牵动向影心，这个恩威并济的招术，落在毛人凤这里，三分是情面，七分是感激。
随波逐流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阳明山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75人，列席330余人，老蒋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纲》、《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加强大陆地区对敌斗争工作案》、《对敌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等，老蒋继续当选为“总裁”，不同的是组织机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与中央评议委员会，于右任、吴稚晖、何应钦、阎锡山等一班元老，全部进“中央评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则人数大减，相比六全大会的阵容，尚不足十分之一二，毛人凤荣幸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国民党七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质上是蒋经国两年来“改造党务”的结果，体现了吐故纳新的宗旨，也标志着国民党向蒋经国时代转变的初步完成。七全大会后，“改造委员会”被撤消，作为改选委员会的骨干唐纵，以中央委员的身份跻身于太子派行列。
虽然高出毛人凤一头，但相比过去的起点（唐纵是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毛人凤什么也不是），毛人凤跨的步子更大。七全大会后，蒋氏父子还让毛人凤参加了所谓《加强大陆地区对敌斗争工作案》的起草，这又意味着毛人凤对“大陆工作”的独特地位，仍是郑介民的“大陆工作处”无法统揽的。
毛人凤坚实而又无法摇撼的卓越地位，激起了毛派分子的无比兴奋，就连有叛主之嫌的叶翔之也大生悔意，暗中托人传话，流露出了重归故里的乡恋情结。毛人凤大度、热情地表示欢迎，一来惜其有才；二来毛人凤需要有人在郑介民身边卧底。于是隔阂消去，叶翔之又成了毛人凤的股肱。
七全大会解决了新老交替的接班问题。随后，亲美势力又成为蒋氏父子必须扫清的障碍，第一个目标选择了台省主席吴国祯。
1952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的65岁寿辰，因为倡导“战时生活运动”，奉行节俭，老蒋携夫人跑到台北附近的一个别墅里“避寿”，临时打电话邀吴国祯夫妇前来吃饭，当天还留他俩过了夜。翌日，吴国祯因台北有约会，婉言谢绝宋美龄的再三挽留，告辞下山，突然发觉开车的司机不见了，派人找也没找到，只得从老蒋的车队里借一个驾驶员救急。
说来也巧，那天吴国祯的夫人黄卓群闹肚子，开了几分钟，非要下车方便不可，司机便把车子停在一个老百姓的家门口，等到吴国祯夫妇方便完回来时，发现那位司机脸色惨白，一问，才知有人在汽车前边的两个车轮以及后边的一个车轮上动了手脚，如果不是车子停得早，开到前面的拐弯处，车轮必然滑出无疑，届时，吴氏夫妇，连同司机便会掉下深渊，跌得粉身碎骨，而看起来竟像是一次普普通通的“交通事故”。吴国祯当下醒悟，知道蒋氏父子向自己下毒手了。
1953年1月，美国政府易主，对台政策发生变化；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明确表示支持老蒋；3月鉴于后台老板的变化，吴国祯自请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以及“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务。
蒋经国为什么首选吴国祯开刀呢？说来话长，早在大陆时期两人就结有疙瘩。当年，小蒋到上海搞限制物价、金融管制和“打老虎”运动，吴国祯是上海市长，没有很好地支持小蒋。
运动失败后，小蒋对吴有怨言。到台湾后，吴国祯仗着美国人的支持，占据台省主席的高位，客观上走到了与小蒋对立的前沿，两人经常发生矛盾。
比如，小蒋总揽全台特工，搞“保密防谍”，搞“整肃”，大抓“共谍”、“共嫌”，弄得风声鹤唳。吴国祯时常以“民主政治”，强调“法制”为由加以阻挠。
1950年的“王哲甫案件”就是一个例证。王哲甫是台湾火柴公司的经理，总公司原设在上海，董事长姓吴。上海解放前夕，总公司迁往台北，但吴董事长没有跟来，仍留在大陆，并制作了一部电影叫《民国四十年》，对蒋介石多有不恭之词。
对此，蒋氏父子十分愤怒，命毛人凤调查。调查中，毛发现王哲甫与吴的关系密切，便以通共罪把王抓了起来，交司法审判，拟准死刑。
谁知，吴国祯知道后，出面阻扰，并以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名义下令放人。毛人凤不敢作主，请示蒋氏父子，最后迫于美国人的背景，作出妥协，把死刑改成了七年有期徒刑。但这口气小蒋一直鲠在喉头，不吐不快。
到了1952年，台湾进行第二次县市长选举，蒋经国为操纵选举，赶在投票前抓人，其中有市县参议会的一些议员。吴国祯身为台省主席，挺身出面干涉，说话很不客气，很可能这就是促使蒋经国早下决心的主要因素。
在这个问题上，毛人凤表现出了鲜明的坚定性，毫不犹豫地站在小蒋一边，尽管对吴国祯的谋杀事件内幕没有详尽的披露，但由蒋经国指使，毛人凤的保密局动手拟成公论。
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与此同时，又把台湾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正酝酿要搞一个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1954年春，台湾即将召开“国民大会”，美国政府换汤不换药，依然在控制台湾政权上作文章，示意老蒋多容纳一些亲美分子进入“政府”，其中包括允许“第三势力”归队参政。老蒋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久，“第三势力”的代表梁寒操，经陈诚批准，抵达台北，住在招持所里。第二天一早，发现衣服、书籍全被偷掉，十分狼狈。
这件事是蒋经国指使毛人凤干的，目的是给“第三势力”一个警告——回台湾来，莫要说性命，就连随身物品的安全也靠不住！
为此，“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跑到蒋介石面前大叫大嚷，一边骂“小人无耻”，一边催老蒋赶快批准让顾孟余、张君励等来台湾参政，蒋介石本来就积怨在胸，怎容得下王世杰如此嚣张，盛怒之际，把王世杰的秘书长职务撤了。
王世杰是岛内亲美势力的代表之一，但从历史渊源上看，又属于新政学系，跟张群一党。为此，张群、吴铁城等联袂去找老蒋说情，老蒋开始拒见，后来见了，非但不宽恕王世杰，反而指着吴铁城骂，国家的事都坏在你们这班人（指政学系）手里，一气之下还摔了一只茶杯，最后，几乎要把吴铁城赶出大门。吴铁城回家后，情绪激烈，无法入睡，多吃了几片安眠药，居然一命呜呼！
美国驻台大使见老蒋敢撤王世杰的职，马上呈文向华府报告，说这是小蒋干的好事，如果由他任性下去，岂非第二个“铁托”？美国政府本想趁“国大”召开之机，进一步扩充台岛上的亲美势力，自然无法容忍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于是一边对老蒋施加压力，让他履行让“第三势力”归队参政的承诺，一边又怂恿呆在美国的吴国祯对蒋经国发动攻击。
未几，吴便在美国发表电视演说，第一次公开了自己辞职的原因（指谋杀事件），并指斥台湾没有民主，是一党专政。台湾方面毫不示弱，由“立法院长”张道藩出面，列举吴国祯包庇贪污，营私舞弊，苟取巨额外汇（清查王世杰的罪过时，发现王批过一笔巨额外汇给吴国祯）等罪状13条。
接着，隔海对骂升级，吴国祯索性发表《上总统书》直指蒋经国大名，说他是台湾政治进步的一大障碍，应该送到美国留学。同时又批抨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