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目送着译电员，直至他的脚步声在门外消失，看着摆在面前的“卷宗”袋。
毛人凤从“卷宗”袋里抽出绝密文件，一眼看到上面那份由向影心发来的密报，毛人凤一看内容，不禁大惊失色，呆呆地望着这份可以让历史重写的秘密情报……
西安事变，校长被扣
向影心从西北发来的密报上写道：“据杨虎城身边的亲信称，张、杨将采取‘兵谏’方式，逼迫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
毛人凤大惊失色，如此牵系到党国前程、领袖生命安全的头等大事，当然不敢怠慢，连忙呈给戴笠。
戴笠亦感到事关重大，立即亲自飞报蒋介石。
戴笠曾向蒋介石密报张学良说过的话：如果共产党能够诚意合作，抵抗外来的侵略者，这一个问题或许能够和平解决。
因为当时没有更充分的证据，所以不敢肯定张、杨背叛领袖，这回总算有了，希望委员长重视。
没想戴笠去晚了一步，蒋介石一行已赴机场起程去西安了。
戴笠火急，通过与机场联系，得知飞机尚未起飞。这回总算有救了，想尽一切办法，好容易和蒋介石在电话里对话。蒋介石临行有人找他，认为很不吉利，先把戴笠骂了一通，然后才肯听“密报”。
蒋介石听罢，也吃了一惊，但一会儿也平静下来，不肯相信。因为他的脑海里灌满了特务们密报张、杨“不和”、“冲突”的情报，分析张学良素讲忠义，对他很迷信，决不会出此异谋，加之他赴西安心切，恨不得一下子亲督西北军队将共产党消灭干净。对戴笠提供的情报不予重视。
戴笠一开始还在电话里劝了几句，但在蒋介石一连串“娘希匹”的咒骂声里，也渐渐软了下来，另外戴笠和张学良私交甚深，洪公祠一号的特务处办公场所还是张送的。于是也估计“兵谏”之说可能来自张学良手下极个别隐藏的共产党分子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被向影心搜集到了，当宝贝似的发往南京。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时，张、杨果然率部发动兵变，将蒋介石及数十名军政大员扣押在西安，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西安事变发生了。事变之前，戴笠因事滞留南京，未随蒋一起去西安。这一天，南京与西安的所有通讯联系突然中断，即使是特务处陕西站和CC系特务设置的秘密电台也不例外。
南京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既不是来自CC特务系统的经管区和陕西省特务室，也不是来自戴笠特务处的西北区和陕西省站，而是12月12日下午3时由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的电报。全文只有十三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出于二心，立即对外封锁有关事变的一切消息，连戴笠也被蒙在鼓里。只有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知道消息后，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的宋美龄，火速回京商议对策。
宋美龄星夜赶回南京，当即把戴笠找去查询情况，这个消息对戴笠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尤其使戴笠恼怒和丢尽面子的是：不但事前他未能坚持向影心提供的消息，就是事后他还不能掌握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整个12日一天，戴笠坐镇在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气得跳脚大骂。戴笠迫不及待地追查责任，才知道事情原委。原来问题出在特务处陕西省站长兼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身上。当初，戴委派马到陕西工作，不过是利用他黄埔一期毕业的“黄马褂”和“老陕”的关系，但知道他干特务工作毕竟是外行，于是派黄埔六期毕业的河南籍特务岳烛远任陕西省站书记，帮助马开展工作。马志超一身兼二职，到任后却是两面工作都不肯放松，为了工作方便起见，决定把陕西省站的内勤机构包括电台一起全搬到西安警察局内合署办公。这一决定，遭到岳烛远的强烈反对。因为按照特务处的工作原则，公开和秘密工作单位必须绝对分开，陕西省站是秘密领导机关，严格禁止在公开的特务机关共同办公。但马志超坚持要“合”，认为：“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中，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工作方便就行了。”岳烛远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得依从。结果西安事变初起，十七路军城防司令孔从周率部首先包围了西安警察局，陕西省站的秘密电台被抄走。马志超和岳烛远因不在警察局里居住，得到消息后，连夜化装潜逃出城，逃脱了被活捉的厄运。戴笠弄清情况后，宣布给马志超处罚，岳烛远给予奖励。不久岳升任特务处河南省站站长、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别动队纵队指挥等要职。
戴笠接到西安方面的确切消息，已经是12月13日，电报是由向影心潜逃后用西北区掌握的其他秘密电台发来的。内容大意是：张、杨叛变，校长被扣，生死难卜。以后联系又中断了。可见向影心的处境仍很危险，西安的形势十分紧张。
蒋介石被扣，对于戴笠来说，确乎是很伤心的。在事变初起的几天里，他哭丧着脸，有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到处乱窜，一筹莫展；相比起来，毛人凤更多一份牵挂，他亲自守在电台前，要电台呼叫向影心，结果一切都是徒劳无功。毛人凤难过极了，既担心委员长安危，也牵挂向影心和戴笠，而戴笠的一切身家性命和大好前程是依附在蒋介石身上的。因此，也就等于毛人凤的两根精神支柱是蒋介石和向影心。而现在，这两根精神支柱都处于战火中，一旦发生意外，那么这一辈子什么都完了。
想到这些，毛人凤便暗暗落泪。戴笠也非常伤心，如一只被人打在痛处的老狼，绕屋嚎叫，大呼大喊，精神似乎完全到了失去自制的崩溃地步。他每见到一个黄埔同学或手下的大特务，就痛不欲生地哭诉：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如何是好？一开始，戴笠去见何应钦，希望中央大军，讨伐张、杨。戴笠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则认为千万打不得，一旦打起来，岂不是要蒋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干乔等人组成。郑介民因为当时受蒋命代理复兴社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现在两派剧烈争吵，郑介民为了避免复兴社被贺衷寒等主战派分子利用，也只得不开会。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复兴社内意见如此截然对立，更感到六神无主，一筹莫展，恰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坐了汽车跑到南京慧圆街慧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召集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梁干乔、参训班教官余乐醒、机要秘书毛人凤等高级特务开会。戴笠叙述了这两天里南京到处一片乱糟糟的情况，泪流满面地说：“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一个飞檐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说完便放声大哭。
余乐醒也跟着流泪道：“救是要救的，而且越快越好。可是飞檐走壁的人，一时去哪里找呢？”
众人被问住了，都不吭声。
这时，有一个人开了腔，“飞檐走壁的人，我倒是知道一个，不过现时也不知去向。”
戴笠道：“你倒是快说呀，不管他是谁，我都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他叫来！”
那人说出飞檐走壁之人的名字时，众人哑然失笑。
话说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戴笠心急如焚。他对蒋介石的确是有感情的，没有蒋介石，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蒋介石，就没有他的前程。可以这么说，蒋存则戴存，蒋亡则戴亡。这正是戴笠伤心的重要原因。情急之下，他产生了找一名《三侠五义》中的侠士同赴西安救蒋介石的念头。
同样绝望的毛人凤听戴笠如是说，也认为是好主意。想着一位飞檐走壁的高人穿了夜行衣，混入西安市内，然后躲过层层岗哨，找到蒋介石，再挟在腋下，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摸出城门，然后大功告成。但是，这位高人何处找呢？
情急中，毛人凤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向影心，认为若世上真有飞檐走壁的人，那么她绝对是一个，于是脱口说出了向影心。
毛人凤一说出口，众人立即哄然大笑。
戴笠以为毛人凤故意开玩笑，哭笑不得道：“人凤兄这种时候还玩幽默，我都快急死了。”
毛人凤涨红着脸，方发现自己说了蠢话。原来毛人凤有个毛病，越是急，越是脑子胡涂，但胡涂到像刚才一样胡言乱语确是少有的。
话出口后，毛人凤自己清醒了，心下道：“向影心若会飞檐走壁，她还用得着逃吗？她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好在大家并不认真，一会儿就忘了。
余乐醒又道：“我还是随戴先生化装混到西安去罢，先看看情况，到时候再见机行事。”
郑介民、梁干乔则避开那些话题，私下里分析打与不打的利弊和策略。
郑介民道：“我认为还是要派几百万军队去西安，把张学良、杨虎城围个水泄不通，然后威胁，如果不放委员长，就把西安市炸成焦土！”
戴笠听到了，插嘴道：“打，你是说打？不打都难救委员长一命，再去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忧心如焚，她都说主张打的人都是别有用心。”
郑介民听罢，脸红了，张口结舌说不出话。
戴笠接着道：“自古来，政治者没有武力做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政治？没有武力的政治都是空洞政治。我看我们该采取介乎和谈与武力之间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这两种手段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是手段，和谈才是目的。只要派百把万大兵围住西安，兵临城下，张、杨不得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
大家听戴笠如此说，都默然。后来戴笠提出亲赴西安的具体行动方案，毛人凤一急，害怕他有个三长两短，苦苦劝了几番。
这段时间戴笠每天去晋见宋子文或宋美龄兄妹，了解与西安联络和谈判的进展情况。
毛人凤则守在机要室里，密切关注来自各方面的秘电，稍有情况便及时报告给戴笠。
12月21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后回到南京，与宋美龄商定，22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龄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戴笠听到消息后，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又感到此行风险太大，无异于自动上门送死。但是转念一想：这次西安事变，以酿出这等大祸主要是自己的责任，事变之后，校长无论是生是死，自己终逃脱不了渎职误国之罪。与其坐等，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随宋氏兄妹冒死赴西安一搏，尚有可为。再仔细分析，此去西安，虽然有如赴泉台见鬼，死多活少。但是也有安全因素：一是张、杨既然同意宋氏兄妹同赴西安，表示事变就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张、杨既已不斩“阎王”，何必又杀一“小鬼”呢？二是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又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女儿，张氏父子与宋氏兄妹关系非比寻常，由此两层关系，张必不至于加害宋氏兄妹。有宋氏兄妹保驾，此行当是有惊无险。三是自己与张学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笃。张学良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想来不会将我置于死地；想是这样想了，可是临到真正下决心的时候，戴笠又犹豫起来，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自己是个特务头子，早已是恶名昭彰、臭名远播。自己本来在南京，尚无生命之虞，如果一念之误，一念之错，误入险地，被张、杨手起刀落，人头落地，我戴雨农岂不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被天下英雄耻笑？如此思前想后，戴笠一时顾虑重重，犹豫莫决，总是下不了决心。值此危及生命的生死存亡关头，戴笠忽然想起挚友胡宗南，胡久在西北驻节，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对天下大势常有惊人之语。何不请其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胡很快回电，告诉戴笠，根据胡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底牌是握于校长之手，而非张、杨。张、杨发动兵变的目的，无非是逼蒋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张、杨初衷必不能实现，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断不会出此下策。因此校长绝无生命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戴此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胡宗南的这一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去意遂坚。于是戴笠正式向宋美龄提出同行赴西安营救校长，决心与校长同生死，共存亡。宋美龄见戴笠如此激昂慷慨，心里亦很感动，但嘴上却坚决反对戴笠同去，认为戴是西安方面最恨的特务头子，不去好些，去会更坏。但戴笠暗中已与宋子文取得默契。宋子文站出来帮戴笠说话，认为戴、张关系很好，张的左右有不少戴的人。戴去了后，可以发动这些人包围张学良进行说服等等。宋美龄至此才勉强同意戴笠的要求，但规定戴到西安后不得乱来，以免自取其辱，招杀身之祸，影响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