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最好，不知者无罪”万历对金学曾的心思心知肚明，出于爱护，有意的将他与冯保划清界线。
“以皇上之圣明远见，文武百官，文人士子，皆是无知而已！”金学曾说的话看似在拍万历的马屁，实则是为他人求情，怕万历会大开杀戒。
万历听了有些不悦，自己正在打压言官，可不能让通政院这一自己重新建立起来的部门又成了言官的天下，板起脸说道：“为官者读了那么多圣贤书，若还是无知、既是错，这事你莫在管。朕今日叫你前来，是有事相询”
金学曾见状忙收起笑脸，严肃的回道：“相询二字臣如何敢当，皇上请说，臣定如实回禀”
“朝政之事，简而言之就是民与地罢了，民为国本，地为民根，根本二字看似简单，却是比起朝内争权夺利要更为繁杂，也更难处理。若想处理得当，就必知其详究，此前张先生推行清丈田亩及一条鞭法，你都有参与，朕现在就想听你说说实情到底如何？”
万历自从整顿京军开始，就在考虑土地问题，也去了解了一些情况，但对这些情况还是持怀疑态度，虽然资料齐全，却未必是实情，毕竟能给皇帝看的还是报些好事为上，可自己记忆中及电脑里的资料也不可相信，清朝之初大搞*，很多的历史资料被消毁，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在这里被狠狠的切了一刀，形成了可怕的断层，后世人所了解的历史其实已经是残缺的，特别是明代的历史。
后人研究明朝时，所使用的史料往往只是以偏概全，将一个地方的特殊情况看成是当时普遍情况。像后世留下最多的资料多数都出之江南一带，原因是江南富庶，读书人也就多些，文人们写写记记，不是写点心得体会，就是记录点社会民情，留下的文字资料也就多了，东西一多也就不那么容易清理了。清朝搞的*纵是挨家挨户去搜，也总难免会有些被藏在箱角床底，或者是什么地洞暗格之中，这种行为可以看做是怕被抄到后问罪，也可以看做是有意的保留历史种子，文人们也并非都没有骨气，特别当时江南一带的文人，有很多都是名仕。而其他地方本来就不多，*一搞留下的也就少了。
说起*，其实就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如此一辙，所不同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虽不足取，但却将中华文明从分裂归于统一，对于整个文化的发展还是起到了开篇的作用，但*却是想将文化引向灭亡，使文明倒退回野蛮的一种作法。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依然耸立，其根本就在于这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司马迁为了历史而陪上男儿身，又有多少史官宁愿遭受磨难，甚至是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让后人能清楚了解历史，并以史为镜，将历史延续下去。
这种精神不单单体现在史官们的身上，李世民说要以铜为镜，以人为镜，以史为镜，类似的话都曾经在好多君王口中说出，就是那个让司马迁变成阉人的汉武大帝，也是同样明白这个道理。改朝换代，新君登位，从不忘给前朝修史，为的也是能让历史延续；战乱兵危，衙门着了火，那些目不识丁的兵士们首先抢救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文书房里的文字档案，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尊重历史那已是植根于每个人的血液当中，不管贵为天子还是贱如蚁民，不管中华大地是处在四分五裂还是四海一统，改朝换代几许，从未改变过这一贯彻始终的共同认知。
但唯独清朝是一个例外。
说到清朝就不得不提另一个非文化主流的朝代----元朝，元朝的统治可算是苛刻非常，但元时的文化并未停止发展，忽必列入主中原之时，就提出要修编《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这一点倒与清朝相同，前朝的历史都不是第一个皇帝修的。但不同的是，元顺帝三年下令修《宋史》，经两年半的时间，分成两个阶段，共历时三百多天就修完了。用时虽短，可《宋史》的史料价值却要远高于清人修的《明史》。也正是因为元朝的统治者明白了要尊重历史这一点而修了《宋史》，朱元璋才会去修《元史》，也就承认了元朝属于历史的一部份，这可看之为两个朝代在历史面前的一种互相尊重。如果元朝也发起*，不修《宋史》，那么朱元璋修的就不是《元史》，而是《元传》了。
蒙古人更多的不是希望别人跟他一起放羊牧马，而是希望自己能溶入当中来，最后没能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而已。但清朝的统治者却没有这样的远见，他们选择了前者，于是就有了*。可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文化的精髓已经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当中，除非杀尽天下人，要不然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此这才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修《明史》，如果不这般做，清朝纵有铁骑也势必会早早被赶下历史舞台，后世的历史也就改变了。
到了想到要修时，很多史料都早被毁了，在史料的选择上又加入过多的私心，所以修出来的《明史》，自然就会被人所唾弃。而清朝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又有意的将文化中属于糟粕的奴性一面加以“发扬光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就在清朝几百年的奴性统治之下给断送了。
后世那些批儒的人，或许应该好好想一想，你们口中的“儒”还是真正的儒吗？儒学的核心就是忠孝礼三个字，忠，是忠于国也是忠于业，是爱国敬业；孝，是伦理道德，要孝顺父母，疼爱妻儿，维护伦常；礼，则是法度，要遵纪守法。批儒不就是推崇判国、乱伦和不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