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那年，巴尔扎克终于离开了学校这所精神的监狱。这时，他才算有生以来第一次回到父母的家中。他的父母发现，这个孩子完全变了个样子，在以前，他们只是在偶而探省的时候才看一眼巴尔扎克，而现在当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面对自己的儿子时，发现他不论外表还是内心都完全改变了。6年多的僧侣式的苦修生活，使这个原来胖乎乎的红脸蛋的孩子，竟变成了一个形容枯槁、非常紧张的儿童，他瞪着一双大大的充满惊恐的眼睛，像遭受了一场大灾难的人突然回到了家里，无论人们问他什么，他都好像是听不见，只是懵懵懂懂地坐在那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
1814年，巴尔扎克家搬到巴黎，他又被送进一所寄宿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又重新遭受到他在旺多姆教会学校所受到的折磨，而父母对他的态度仍然一如既往。
在这里，他仍然不能使自己成为一名“好学生”，于是父母又把他转到另一所学校，然而，他的成绩仍不见佳，在一次只有35名学生参加的拉丁文考试中，他竟然名列第32名。取得这种成绩的学生，在人们的眼里还会有什么出息呢?母亲本来就怀疑他不堪造就，现在的情况恰好不幸地证实了她的预感，她写给巴尔扎克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简直找不出更有力量的话来对你形容你给我造成的这种忧虑，你真是太使我失望了。你不肯用功，漫无检束，对功课荒疏，你要得到惩罚的。”这样的谴责，对巴尔扎克来说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不过，不管母亲有多少不祥的预感，也不管巴尔扎克的成绩如何低劣——以致屡屡遭到斥责和惩罚，他居然也终于凑凑合合地毕业了，而且在他17岁的时候，还以一名法学系学生的身份进入了大学。这不能不说大大出乎他的师长和父母的意料，他们暗自庆幸，也许这个蠢笨的孩子会从此开窍吧。而巴尔扎克似乎也松了口气，不管怎么样，现在自己是大学生了，可以有理由避开家庭的限制，可以以一种自主的意志去读书，并且可以名正言顺地把闲暇时间放在他所热爱的事业上。
巴尔扎克没想到的是，他高兴得还是太早了。别的不说，对于闲暇时间他的父母就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觉得，年轻人是不应该有闲暇的，他应该利用每一分钟去做更多的事情。具体地说，他白天在大学偶尔听听课，晚上再看看书就够了，至于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应该找个职业，为了自己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于是，巴尔扎克秉承父母之命，一边在大学上学，一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书记员，整天埋头于什么遗嘱、产权、债务的纷争之中。两年以后，他又到另一家律师事务所当见习录事。这段生活，不仅使巴尔扎克熟悉了复杂繁琐的诉讼业务，而且使他透过律师事务所这个窗口，看到了千奇百怪的巴黎社会，看到了许多“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这对他日后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到此为止，事情似乎正像巴尔扎克的父母所希望的那样发展。本来从他小时起，父母对他就是漠不关心的，不知为什么，等他长大了，不需要父母的关心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家里反倒开始“关心”他了!当然，这种关心对此时的巴尔扎克来说却是避之不及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巴尔扎克现在总算是走上了“正路”了——法学士学位考试已经通过，律师事务所的录事也已经当上，对于这样一个“平庸的孩子”来说，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结果吗?他的父母此时可以松口气了。
1819年4月，巴尔扎克从大学毕业了。平步青云、财运亨通的前景似乎已经在他面前展开。但是就在这时，他却突然宣布：他讨厌这一切，他要当作家!
这一声明在母亲耳里无疑是一声惊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向老实而懒散的儿子竟会产生这样异想天开的念头。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这绝对不行，一旦她的亲属知道了这个消息——巴尔扎克太太的儿子将要成为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作家或是报纸的投稿人，对她来说将是一个深深的耻辱，让她怎么能抬起头来?于是，她用眼泪和斥责想使巴尔扎克明白，必须把这滑稽的念头打消，而且永远不许再提。相比之下父亲倒显得冷静得多，他一向对除了自己之外的事情不怎么在意，虽然此时正赶上他财源不畅，儿子放弃有收入的职业必然需要他来接济，这使他感到有些不快，但他也只不过抱怨两声，并不纠缠不休。
不过，巴尔扎克既然宣布了这一决定，说明他早就下定了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且，他并不仅仅把这件事看成是一次职业的选择，而是把它看成是对父母之命的一次公开的反抗。他过够了没有自由的生活，现在他要自己做主了。
所以，不管是父亲的抱怨，还是母亲的哭闹，或是亲戚朋友的劝告和指责，都不能使巴尔扎克改变主意。他只有一句话：“我要当作家，而决不当律师。”尽管此时他并不知道在作家这条路上他能走多远，能干出什么样的事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争论，家庭的阻力终于未能打消巴尔扎克的选择，父母在反复商议后做出了这样一个妥协的决定：给巴尔扎克为期两年的试验期，在这两年中，给他提供生活所必需的费用；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巴尔扎克不能表现出足够的才能，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那他就必须抛弃这一莫名其妙的邪念，回到律师事务所去。
对于巴尔扎克的母亲来说，做出这样的让步是很令她沮丧的，但同时她也抱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巴尔扎克很快就会重新回头的，根本用不了两年。因为她从来没有在巴尔扎克身上看到一个作家应有的才华，她一点也没想到，巴尔扎克正是从此走上了大作家之路。在很多年以后，当她已经成了鬓发如霜的老太婆的时候，一想起这件事还是感到那么不可思议。但是，这些却已经成了事实。
一个天才的成长，往往会超出任何人的想像——哪怕是他的亲生母亲。
普希金
俄国文学家（1799—1837）
在莫斯科市郊，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古老的城郊庄园。那里有一座座木房，还有绿树成荫的果园，这里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普希金诞生的地方。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里同附近的繁华街道、摩天大楼比起来未免显得有几分寒酸，不过在200年前，这里可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地方，名声显赫的普希金家族就住在这里。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普希金家族的代表人物在俄国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得英勇无畏和富有创造才能，他们中有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当然也有文学家。而且，这个家族历来富于反抗精神。
从普希金的父亲那一代开始，这个一贯以从军或为官为传统的古老家族开始转向了文学艺术，普希金的父亲谢尔盖?普希金和伯父瓦西里?普希金都热衷于文学活动，尽管在这方面，他们俩谁也没有表现出卓越的才华，但是却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学氛围，从而形成了培养少年诗人的最为适宜的环境。
1799年5月26日，普希金降生了，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儿子。
乳母阿里娜和仆人尼基塔是专门照料普希金的。阿里娜有着伶俐的口齿，擅长绘声绘色地讲述民间故事；尼基塔也非常富于语言表达的才能，说话善于运用鲜明的形象和丰富的比喻，这对于小普希金的语言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写诗的天赋上看，虽然普希金后来自己在诗歌中所标榜的“幼时缪斯便爱上了我，在襁褓之间便赠我以芦笛”，未免有夸大之嫌，但是他的才能的培养和开发确实要早于一般的儿童，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家庭的那种特定的环境。
普希金生长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全家人对语言艺术都很感兴趣，他们把诗歌看成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不仅他的父母是此道的热衷者，据说连仆人尼基塔也能够顺口诌上两句。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成长，使普希金很小的时候就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另外，当时的很多知名作家也是普希金家的常客，他们聚在一起，朗读自己创作的诗歌，发表自己对文学的见解。在这种时候，普希金常常是默不作声地躲在沙发的角落里，贪婪地听着那些美丽的诗句，在他的眼前展现出一个独特的世界——美妙的诗的世界。也许正是从这时起，他产生了有一天自己也要当一个诗人的愿望。
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十全十美，小时候的普希金一直得不到父母的钟爱——也许是因为普希金从小就沉默寡言，整天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很少承欢于大人的膝下，父母对他一直很冷淡。他的母亲不擅长做家务，终日沉溺于社交活动中，这使她与孩子们完全疏远了。他的父亲性格暴躁，易于动怒，也很难与孩子有真正的情感上的交流。因此，对普希金来说，抛弃平常孩子的嬉戏玩乐，而过早地转入沉思默想的诗歌王国，也许是很自然的事。
真正关爱普希金的是他的伯父瓦西里，正是他对这个没有得到父母之爱的侄子关怀备至，并发现了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身上的才能，才引导普希金真正走上了诗的道路。作为诗人，瓦西里并没有显赫的成就，但他对很多问题都有着精辟的见解，而且也善于把自己所掌握的东西传授给别人，所以与其说他是一个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教授。他应该算是普希金在诗歌领域的第一个老师。
事实上，普希金的父母先后为他请过几个家庭教师，然而这些家庭教师对普希金的培养教育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重要，相反，普希金对家庭教师一直有很恶劣的印象，特别是在发生了那样一件事之后。
普希金10岁的时候，曾模仿伏尔泰的《亨利亚德》写了一篇英雄史诗，叫做《托里亚德》。他家的家庭女教师对普希金不好好学习功课很不满，偷偷地拿走了他的诗稿，交给另一个家庭教师舍戴尔，同时告了他一状。舍戴尔读了诗歌的头几行，就不礼貌地大笑起来。
刚刚学习写诗的普希金，看到诗稿被偷走了，他的作品受到了粗鲁的嘲笑，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大哭起来，把诗稿夺回来扔进炉子里。这大概是诗人对恶意的攻讦和诽谤的第一次反抗。
对普希金来说，主课堂不是在儿童室，而是在父亲的会客室和书房中。在会客室里，他经常听到的是诗歌朗诵和文坛上的风云流变；在父亲的书房里，他可以随意地阅读父亲的藏书，那都是18世纪法国古典作家和哲学家的作品；而在伯父的书房里，他阅读了大量的俄文书籍。
也许名人的童年与一般人的童年就是不一样，要不然就是普希金对诗歌的兴趣已经完全湮没了他作为孩子的其他兴趣，在有关他儿少时期的记载中，我们看不到他作为一个孩子曾经怎样嬉闹过，也捕捉不到他所应该表现出的特有的儿童的心理。他也许真的像个小大人一样，整天沉思默想，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使他小小年纪就写了大量的诗歌。从体裁上看，这些作品包括寓言诗、抒情诗、史诗、讽刺诗等。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普希金的童年生活里，除了诗歌之外，同他的一生一样，没有任何平静和持久的欢乐，似乎命运已经注定了，他只能在孤独与争斗中度过自己的一生——这种命运的基调表现在他一生的每一个阶段。
12岁的时候，父亲认为普希金该进学校了，正在这时，政府在彼得堡开设了一个新的学校——皇村学校，于是，他在伯父带领下去彼得堡参加入学考试，并以中等的成绩被录取了。
1811年10月19日皇村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但是在开学典礼上，普希金强烈地感到，庆典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官气十足的陈调俗套与他格格不入。庆典还没有结束，他就跑到了花园里，在迷蒙的湖水和矗立的塑像前，他才感受到心灵上的某种契合。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同学中也有一些人喜爱诗歌，他们在一起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话题。他们常常搞一些诗歌比赛，对这种富有竞争性的创作活动，普希金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全身心地投入，这也大大地促进了他的才华的发展。
然而，这种过分自由的活动，与校方自始至终地极力压制学生们追求思想观念的独立产生了冲突。对校方的种种严格的制度和虚伪的礼仪，普希金越来越感到不堪忍受，为了逃避这种痛苦，他更加沉湎于诗歌创作，并从中寻找慰藉。
普希金入学的第二年，拿破仑的军队入侵俄国，俄罗斯民族的优秀分子奋起抵抗，这对普希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触动。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中，表现出更多的爱国热情和为祖国和人民不惜献出自己生命的决心。
尽管前线的战事如火如荼，皇村学校却依然故我，校方为了严密监视和控制学生们的思想和行动，用一切办法鼓励学生们相互告密，并为此配备了大量的人员，这些人员都直接归副校长领导。
这个副校长尽管脸上常带着伪善的笑容，实际上却是个道德卑下的家伙。每当有学生的女性亲属来校探望学生时，他总做出一些下作的举动，这引起了学生们的公愤。
普希金成为反对副校长运动的领袖。在一次吃午饭时，他在大饭桌前，当着辅导教师的面向全体同学宣布副校长的劣迹。后来，学生们在礼堂集合，找来了副校长，要求他离校，不然他们就自动退学。副校长看事情已经无法收拾了，便接受了学生们的最后通牒，用皇村学校副校长的职位换了个彼得堡警察局侦查处长的职位，倒也算是物尽其用。
这个事件对普希金的鼓舞很大，他认为，这是启蒙思想的胜利，只要斗争，就一定能达到目的。
但是，当局已经记住了普希金，他们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时隔不久，新任的校长就以普希金和另外三个人酗酒为名，让他们在两周之内每天在全体师生祈祷的时候罚跪，吃饭时坐在最后一排，并把他们的名字记入黑名册。对此，普希金写了一首讽刺诗作为反击。
作为一名学生，普希金在学校里当然不会得到昏庸的学校当局的喜爱，但是即便如此，也湮没不掉他作为诗人的光彩。
1815年1月，皇村学校举行升级考试的语文考试。主考教师加利奇是个诗歌爱好者，他十分珍视普希金日益显露的才华，安排普希金在考试时当众朗诵自己的诗歌。
出席考试的有很多达官贵人和知名学者，最尊贵的客人是著名诗人杰尔查文。面对这盛大的场面，普希金以高亢的声音和昂扬的语调朗读了自己新创作的诗歌。全场惊呆了——这样优秀的诗歌会是一个16岁的少年写的吗?
激动不已的杰尔查文站了起来，想去拥抱这位少年诗人，可是普希金早已不见了。他需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去宣泄自己喜悦、兴奋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