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疆域非常辽阔，民族空前融合，而李世民则是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者。他在中华各民族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被尊为“天至尊”、“天可汗”。其中的要义何在？秘诀可有？这同他推行的开明的民族政策分不开。
明经81盛世和亲，开明大义
“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为天下聿甚。”
——李世民
汉夷和亲政策，在我国由来已久，它是稳定和发展同少数民族关系的有效手段。大唐贞观时期的“盛世和亲”，则超越了以往和亲为“权宜之计”的狭隘思想，将其推升到民族大融合的高度上来，其影响和意义都是空前的。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上的许多部落，平定了内部的纷争，建立起吐蕃王朝。在唐初两国并无往来，贞观／乙年，松赞干布派使者到长安，这是双方第一次发生官方关系。作为答礼，太宗也派冯德遐到逻些（今西藏拉萨）报聘。松赞干布见到唐使者，非常高兴，听说吐谷浑与突厥都娶了唐公主，十分羡慕，遂遣使与冯德遐一同到长安，“多赍金宝，奉表求婚。”但太宗当时并没有同意和亲。吐蕃使者返回后向松赞干布汇报说：“初到长安时，大国对我们接待非常周到，也同意嫁给公主。后来吐谷浑的使者来到长安，‘有相离间’，因此不同意和亲。”根据文献记载，吐谷浑在贞观十一年曾向唐朝贡献过羊马一万三千头，很可能是贡献的使者从中进行离间，破坏了唐蕃和亲。当时，吐蕃统一不久，正是蒸蒸日上之时，对相邻的吐谷浑构成较大的威胁，吐谷浑不愿意看到唐朝与吐蕃和亲，使局势对自己更加不利，因此从中进行阻挠。
松赞干布得知这一情况，遂于贞观十二年八月大举出兵，进攻吐谷浑。与此同时，他还派人致书唐朝，声称若不嫁公主，当亲率五万大军，杀向唐朝，夺取公主。吐蕃大军很快攻人吐谷浑境内，大败其军，吐谷浑王不能抵挡，退到今青海湖附近，大批的人口和牲畜被吐蕃掠去。接着吐蕃又进兵击败党项及白兰诸羌，强迫他们参加吐蕃军队，动员军队共计二十余万，进攻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藩）。松州守将韩威战败，忙向长安告急。太宗遂任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总管，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各率大军援救松州。牛进达军首先到达松州，夜袭吐蕃军营，大败吐蕃军，斩首千余级。在这之前，吐蕃大臣曾劝松赞干布退兵返国，但他迫切希望能与唐朝和亲，因而不听劝告，吃了败仗，这时他认识到唐朝军力强大，不是武力所可以压服的，同时松赞干布的目的在于和亲，也无意扩大战争，看到局势比较严重，遂率军撤退，并遣使谢罪，再次向唐朝求婚。
贞观十四年十月，松赞干布派来的求婚使者吐蕃大相禄东赞到达长安，并献上黄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唐太宗在上次战争后，也接受了教训，不愿两国因此而再动干戈，遂同意了吐蕃的请求，答应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于布为妻。太宗与禄东赞交谈时，发现他应答得体，机敏强干，对他非常满意，就任命为右卫大将军。这是一个很高的武职官，太宗初次与禄东赞见面，就授以如此之高的官职，一方面表明对禄东赞十分欣赏，同时也是对唐蕃关系重视的体现。太宗还要把琅邪公主的外孙女段氏嫁禄东赞为妻，禄东赞推辞说：“臣在家乡已经有了妻子，是父母所聘，不敢抛弃。何况赞普尚未见到公主，下臣如何敢先娶妻子！”太宗因此对他更加欣赏，再三劝说，禄东赞始终没有同意。
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使，送文成公主到吐蕃。松赞干布得到这一喜讯，十分高兴，亲自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与扎陵湖）迎接公主，在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遇到李道宗一行人等，‘‘执婿礼甚恭”，并对唐朝的服饰礼仪之美大加赞叹。松赞干布对自己能娶到唐朝公主感到十分荣幸，他对身边的大臣说：“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
李道宗在河源与松赞干布见面，完成丁护送文成公主的使命，遂告别返回长安。松赞干布陪着公主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逻些。以前，松赞干布是住帐篷的，为了和公主结婚，“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当时的吐蕃人有以赭色涂饰面部的习俗，文成公主对此很不习惯，松赞干布就下令禁止。
松赞干布为了适应公主的生活习惯，也换去毡裘，穿上了汉人的丝绸衣服，“渐慕华风”。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太宗为她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根据藏族典籍记载，嫁妆包括各种日用器具、珍宝、金玉、丝绸、服饰和多种食品、饮料，金鞍玉辔，还有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学和记载各种生产技术的书籍——《艺林三百六十法宝鉴》和《工艺六十法》，卜筮经典三百种，治疗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一个乐队和许多工匠，芜菁种子和一尊释迦佛像。这些嫁妆后来对吐蕃的经济、文化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成公主本人信仰佛教，在她人藏以前，吐蕃已经传人了佛教。松赞于布根据文成公主的意愿，在逻些修建了一座大寺院，这就是著名的大昭寺，是西藏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
关于这座寺院的修建，至今在藏族人们中间还有一些美丽的传说。如传说大昭寺是填湖为寺址的，当时有一只通灵的山羊也来帮忙。大昭寺门前有几棵柳树，当地叫“唐柳”或“公主柳”，据说是文成公主亲手栽种的，也有传说是公主的头发变的。公主带来的那尊佛像也在大昭寺里供奉。
文成公主的人藏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公主人藏时带去了一些谷物与芜菁种子，随行的汉族工匠帮助当地人打制了新的生产工具，教会他们按照新的耕作方法种植谷物。以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派人到唐朝要来蚕种和一批造酒、碾、砸、纸、墨的工匠，加上以前带来的各种工匠，就把唐朝的冶金、纺织、建筑、制陶、酿酒、造纸、制墨、农具制造等各种技术都传人吐蕃。吐蕃人在掌握这些技术后，不仅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也使他们的生活起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吐蕃人民都住帐蓬，现在上层人物基本都住进了新建的房屋。过去吐蕃人都穿毡裘，现在有的已换上绫罗绮纨。有了碾、砸等工具，谷物加工就大大进步了。有了制陶技术，饮食生活更加方便。
吐蕃原来没有文字。采用刻木、结绳来记事。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创制自己的文字就显得更加必要，因此，文成公主劝说松赞干布创造文字。松赞干布派遣贵族子弟到天竺留学，让一位名叫吞米桑布札的大臣负责此事。后来吞米桑布札根据吐蕃语的特点，参考梵文和古于阗文，创制了三十个藏文字母和拼音造句的语法。松赞干布郑重地把新创制的文字刻在宫殿的石崖上，便于人们学习。从此，吐蕃有了文字，开始了使用文字记载自己历史的新纪元。同时，有了本民族的文字也便于翻译汉文典籍和工艺书籍，佛教经典也于此时开始翻译了。加上从唐朝引进的造纸和制墨技术，使吐蕃的文化发展如虎添翼，突飞猛进。
吐蕃过去没有历法，“不知节候，麦熟为岁首”，即以麦子成熟时节为一年的开始。文成公主人藏时，带去了天文历法书籍，以后藏历也采用了汉族农历依十二生肖及六十甲子来计算时日的方法。有了历法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成公主还对唐、蕃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她人藏时就带去了一批汉文书籍，以后她又促使松赞干布派一批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请人国学，以习《诗》、《书》”。又请求唐朝派能文之人到吐蕃，“典其表疏”。这一切都对汉文化在吐蕃的传播有积极作用。
文成公主人藏时，还带去一个乐队，这对丰富吐蕃音乐有很大作用。这个乐队的乐器现在还遗留下来五十多件，保存在拉萨大昭寺中，绝大部分是弹拨乐器，制作非常精美。
这些乐器平时保存十分严密，只有每年藏历二月三十日“亮宝会”上，才取出来让人们鉴赏。这些乐器也是我国音乐史上一笔宝贵财富。
文成公主在吐蕃共生活了四十年，于唐高宗永隆元年病死。据《敦煌古藏文献》记载：“文成公主降嫁吐蕃赞普。公主于吐蕃修建一所极大伽蓝，并献与土地、奴仆、牲畜。全体比丘来至此处，生活均由公主供养，吐蕃之境大乘佛法更为弘扬。光大。十二年间，比丘众与俗人民户虔信佛法，幸福安康，忽有群魔侵扰，黑痘等症盛行。文成公主罹染黑痘之宓，痘毒攻心而薨。”根据这个记载，文成公主当是死于痘症。
文成公主死后，吐蕃人民对她仍十分怀念，至今拉萨布达拉宫中还有她和松赞干布的塑像。藏族还规定了两个节日来纪念她：一个是藏历四月十五日的“萨噶达瓦节”，为文成公主到达拉萨的纪念日；另一个是藏历十月十五日，相传这一天是文成公主的生日。每逢这两个节日，藏族人民都要穿上盛装，载歌载舞，举行盛大的活动或到寺院祈祷。至今在青海、西藏都有许多关于文成公主的传说。西藏的许多戏剧也演出她的故事，民间还有一些关于她的美丽诗歌在流传。
唐蕃和亲对改善和巩固唐、蕃关系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自从文成公主人藏以后，唐、蕃关系一直非常友善，松赞干布对唐太宗始终恭敬地尽到子婿的责任。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伐高丽，他派遣禄东赞入朝来贺，奉表称婿，并献上一只制作精美的金鹅，高七尺，中可盛酒三斛。在表文中说：
“天子自将度辽，堕城陷阵，指日凯旋，虽雁飞于天，无是之速。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即以此物来预祝太宗迅速获得胜利。二十二年，唐朝使者王玄策出使天竺，遭到中天竺抢掠，吐蕃借兵给王玄策，击败了中天竺。文成公主还对过往吐蕃到天竺的唐朝僧人给予资助和照顾。如唐朝僧人玄照去天竺求经，途经吐蕃，“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竺。”返回唐朝时，经泥波罗到吐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二十三年，太宗病逝，松赞干布非常悲伤，遣使吊祭，“并献金啡十五种以荐昭陵。
但是，也要指出，在唐蕃的交往中既有友好往来，又有兵戎相见，一度给双方百姓带来许多苦难，这是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事，从历史发展的主流看，吐蕃与唐的往来，不是疏远而是更加密切更加频繁，吐蕃受唐朝经济、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唐蕃关系的发展，影响和带动了其它少数民族与唐朝通好，共同走向了大融合之路。正如李世民所说：“和亲之策，实为天下幸甚。”而这一辉煌成果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其开明大义的和亲政策，为后来历代唐王效仿和延续，谱写出了大唐盛世在民族关系方面的宏伟篇章。
明经82民族杂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
——李世民
在唐高祖、唐太宗时期，民族迁徙以北方诸族为多，南方诸族相对少一些。这一时期引起民族迁徙的原因，大体上司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与唐朝的战争中战败，被唐政府有计划地安排内迁；二是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纷争，失败的一方被迫内迁。如何安置内迁民族也就成了唐朝统治者必须妥善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唐太宗李世民对此的解决之道是：
“收欠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
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颉利可汗被俘。当时，有十万多户突厥人归附了唐，围绕着如何安置这十万户突厥降户，在唐朝内部展开了一场争论。中书令温彦博建议仿照汉武帝把匈奴人安置在五原的办法，也就是把突厥降户安置在黄河以南，保持原有部落，不改变其游牧生活方式，“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但是魏征坚决反对，认为安置在黄河以南，靠近京畿地区，一旦有所变故，将是十分危险的。两人辩论十分激烈。唐太宗最后接受了温彦博的意见，把突厥降户安置在黄河以南的夏州、胜州之面。设置四个都督管理，迁到长安的近万家。此外在今河北北部及宁夏北部也安置了不少突厥人。
贞观十三年，太宗驾幸九成宫，遭到突厥人结社的突然袭击。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突厥突利可汗降唐时，他的弟弟结社也跟随—？同入朝，太宗授结社以中郎将之职。结社不求上进，“居家无赖”，遭到他兄长的训斥，心生怨气，就向太宗诬告其兄谋反，太宗由此看不起他的人品，所以久久不能升迁。结社遂将怨气转移到太宗身上，趁太宗离开长安居住于九成宫之机，勾结原部落四十余人，想乘晋王李治四更出宫之时，冲人宫内，谋害太宗。那一夜刮大风，晋王没有出宫，结社怕时间久了阴谋暴露，遂冒险向行宫发动攻击，乱箭齐发，射死卫士数十人，被宿卫军队击败，逃亡途中被迫获，斩首。
这一件事的爆发，在唐朝廷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群臣纷纷上言认为把突厥人留在河南终究不便，主张迁往漠南。原来主张内迁河南的人，见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也不敢再坚持原议了。于是，太宗下诏将突厥降户迁往漠南故地。册封李思摩为可汗，建牙于定襄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其实太宗将突厥降户迁往漠南，并不仅是因发生了结社事件，更主要地还是想利用突厥人制约正在崛起的薛延陀，在唐与薛延陀之间重新建立突厥政权作为一个缓冲地带。但是突厥人大都惧怕薛延陀势力强大，不肯北上，后来虽然被迫北迁，但相当部分的突厥人还是没有走。根据史籍记载，此次李思摩北迁所率军队四万，户三万，而当初南迁时却有近十万户，即使不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的因素，也可以证明有相当部分突厥人躲避没有迁走。后来李思摩由于不善于抚众，加多突厥人不愿再与薛延陀作战，纷纷逃回黄河以南的居住地，唐朝政府也只好听之任之。这些突厥人在黄河以南可以受到唐政府的有效保护，免受异族骚扰，又保持了旧俗，继续过游牧生活，所以生活较为安定，户口羊马，日渐增多，与汉族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党项人的内迁是唐朝的招谕和吐蕃的压力而引起的。
贞观三年，南会州都督郑元踌派人诏谕党项，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此后，“诸姓酋民相次率部落皆来属，请同编户”，太宗派官厚加抚慰，一一妥善安置，设羁縻州县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