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历元年，李仲言因武昭一案被逐出朝廷，流放边地。几年后，在一次大赦中回到了东都洛阳闲居。当时，李逢吉已被罢相，正以东都留守之职在洛阳坐冷板凳。叔侄二人劫后重逢，自然免不了互倒苦水，对当年的失败耿耿于怀。
这些年，李逢吉天天巴望着回朝复相，李仲言更是急切渴望摆脱目前的窘境，于是叔侄二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由李逢吉拿出一笔重金，再由李仲言出面，回长安找人打点，谋求东山再起。
而他们决定打点的这个人，就是郑注。
郑注早年流落江湖时，跟李仲言有过一些交情。如今，老友找上门来，郑注自然要给点面子。更何况，李仲言带来的那笔重金也着实让郑注心动。收下贿赂后，郑注就把李仲言引荐给了王守澄，王守澄继而又把他引荐给了天子李昂。
此刻，在洛阳望眼欲穿的李逢吉绝对想不到，他拿出的那笔钱并没有打通他朝思暮想的复相之路，而是替李仲言铺就了一条攫取相位的金光大道。
由于李仲言深研《易经》、工于术数，而且能言善辩、富有文采，所以文宗一见倾心，将其引为奇士，宠幸日隆。
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八月，文宗准备让李仲言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李德裕断然反对，说：“李仲言过去的所作所为，想必皇上也都清楚，这种人岂能用为近侍？”
文宗不以为然：“难道不能允许他改过吗？”
李德裕毫不退让：“臣听说，只有颜回这样的圣贤才能不二过，至于李仲言这种人，恶念早已在内心扎根，如何改过？”
文宗说：“他是李逢吉推荐的，朕已经答应了，不想食言。”
文宗不提李逢吉还好，一提李逢吉，一下就勾起了李德裕的伤心往事。就是因为李逢吉的排挤，他才在浙西浪费了七八年的大好光阴。李德裕随即斩钉截铁地说：“李逢吉身为前任宰相，竟然推荐这种小人来误国，他也有罪！”
见李德裕如此坚决，文宗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只好退了一步：“如果当侍讲学士不合适，那么，另外给他一个官总可以吧？”
没想到李德裕一点面子都不给，居然硬邦邦地顶了一句：“不可以！”
文宗狠狠地瞪了李德裕一眼，把脸转向了另一个宰相王涯。
李德裕刚刚举手要暗示王涯别松口，王涯却已经脱口而出：“可以。”
文宗不无得意地回过头来，恰好看见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顿时大为不悦。
不过，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文宗就有底气了。几天后，他便不顾李德裕的反对，让李仲言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
当然，这个职位只是一个跳板，迟早，文宗是要重用李仲言的。
李德裕此次面折廷争，把自己推入了相当被动和不利的境地。一方面，这种做法令文宗对他的好印象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又把权宦王守澄彻底得罪了。
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李仲言毕竟是王守澄引荐的，你李德裕如此不给面子，不就是跟王守澄过不去吗？
随后，王守澄、李仲言和郑注一合计，觉得这个李德裕实在太碍事，不赶紧把他弄走，谁也别想活得自在。
尽管李德裕贵为宰相，可在王守澄等人看来，要把这家伙弄走太简单了，甚至不需要他们自己动手，只要把某个人召回朝中，拱上相位，就能迫使李德裕滚蛋。
太和八年十月十三日，在王守澄等人的干预下，李宗闵翩然回朝，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短短四天之后，李德裕就被罢去相职，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同日，李仲言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
至此，李德裕才意识到自己铸下了大错，连忙入宫向天子“陈情”，请求留在朝中任职。文宗考虑了一下，答应了，同意让他担任兵部尚书。
然而，天子虽然收回了成命，刚刚复相的李宗闵却绝不答应。他的理由是：朝廷政令非同儿戏，岂能轻易更改、出尔反尔？！
文宗哑口无言，只好把李德裕外放为镇海节度使。
牛党党魁卷土重来，李党党魁再度失势，紧随而来的，自然又是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权力倾轧和政治洗牌。
面对如此阴魂不散的朋党之争，文宗李昂束手无策，只能仰天长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太和八年岁末的那些日子，看着郁郁寡欢、愁肠百结的天子，李仲言和郑注不断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目光。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天子亟须信得过的人帮他排忧解难。如今，谁是天子最信得过的人？
当然是李某人和郑某人了。
李仲言和郑注认为自己责无旁贷，而且他们相信，只要能帮领导排忧解难，他们的前程必定不可限量！
这年十一月的一天，李仲言忽然上奏天子，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训。
一个人改名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已经活了半辈子才突然改名，肯定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举动。
那么，李仲言为何改名呢？
也许，他是想用一个新的名字，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拥抱即将到来的辉煌仕途，同时拥抱一个风生水起的崭新人生。
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
在中晚唐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因为从这一年四月开始，在李训和郑注的一再怂恿之下，文宗李昂终于鼓足勇气，决定突围——从令人窒息的党争泥潭中，从宦官乱政的黑暗现实中，从上天给定的悲剧命运中，作一个历史性的突围！
尽管有着宋申锡的前车之鉴，可李昂并没有丧失信心。
因为他相信，自己不会永远都走背运，也不会永远都用错人。
李训和郑注没有辜负天子的殷切期望。
这两个野心勃勃的政坛新贵心潮澎湃地接过文宗给予他们的权力，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向暮气沉沉的旧世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他们的第一波攻击目标是党人。
李德裕首当其冲。
尽管李德裕在去年十月已被逐出朝廷，外放为镇海节度使，可李训和郑注并未就此罢手。他们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为此，郑注找来了尚书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汉，让他们出面指控李德裕，说他几年前曾与漳王李凑暗中勾结，图谋不轨。
在文宗一朝，这个漳王几乎就是衰神的代名词，不管是谁，只要跟他扯上关系，保准倒霉。
文宗一听李德裕居然跟漳王有瓜葛，勃然大怒，马上把宰相跟郑注、王璠、李汉等人召集起来，讨论如何处置李德裕。
会上，王璠和李汉一口咬定李德裕跟漳王勾结。宰相路隋看不过眼，忍不住说了句公道话：“德裕断然不会做这种事。如果硬要说他谋逆，那臣备位宰相，也有失察之罪。”
可想而知，路隋的仗义执言非但没能帮到李德裕，反而引火烧身，把自己也给搭了进去。
四月中旬，李德裕被贬为太子宾客，到东都洛阳任职。稍后，路隋被贬为镇海节度使，补了李德裕的缺。
尽管李德裕已经被一贬再贬，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
短短几天后，郑注就又找了两条理由，把李德裕踢得更远，连东都的冷板凳都不让他坐。这两条理由是：一，前年冬天天子患病，据说王涯曾邀约李德裕一同入宫探望，可李德裕居然没有去，显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二，李德裕在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曾强行征收赋税三十万缗，致使百姓困苦，怨声载道。
四月二十五日，李德裕再度被贬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市）长史。
看见李德裕被整得这么惨，李宗闵真是心花怒放，天天乐得合不拢嘴。然而，还没等李宗闵乐够，李训和郑注的枪口就已经转向他了。
这一年六月，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流言忽然在长安坊间传开，说郑注为皇帝配制的丹药，居然是用小孩的心肝合炼的。流言一起，整个京师顿时人心惶惶。
文宗大怒，马上命李训和郑注彻查流言的制造者。
李训和郑注立刻行动起来，很快就向文宗禀报了调查结果。他们说，流言是京兆尹杨虞卿的家人散布的。
文宗二话不说，当即将杨虞卿逮捕，关进了御史狱。
杨虞卿是李宗闵的心腹，他出了事，李宗闵当然不能坐视。随后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四处奔走，极力营救杨虞卿。
可是，李宗闵并不知道，这是李训和郑注专门给他设计的陷阱。所谓的流言及其制造者云云，当然也都是郑注一手炮制的。李训和郑注的目的，就是要在驱逐李德裕之后，把李宗闵及其党人一网打尽。
六月二十八日，一纸诏书颁下，李宗闵被罢相，贬为明州（今浙江宁波）刺史。
七月初一，杨虞卿被贬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不久又贬为司户。
七月初九，李宗闵再度被贬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市）长史，不久又贬为潮州司户。
同月，被视为李宗闵一党的刑部侍郎萧浣等人，也纷纷被逐出朝廷，贬为远地司马。
与此同时，李训和郑注开始扶摇直上：李训先是任国子博士，后迁兵部郎中、知制诰，仍兼翰林侍讲；郑注先是任太仆卿、御史大夫，后迁工部尚书，兼任翰林侍讲。
当时，朝中人人都说郑注随时可能拜相，侍御史李甘看不惯郑注小人得志的嘴脸，发了一句牢骚，说：“只要他入相的诏书一下，我一定当廷把它撕毁！”
几天后，李甘便被贬为封州（今广东封开县）司马。
文宗有一次跟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谈起郑注，问李珏是否与他有过交往。李珏不屑地说：“臣深知他的为人。此人异常奸邪，皇上若宠幸他，恐怕对德业毫无帮助。臣忝列皇上近侍，怎敢与这种人交往？”
几天后，李珏便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毫无疑问，在此时的文宗朝廷，不管你是李党、牛党，还是洁身自好的无党派人士，只要不去抱李训和郑注的大腿，唯一的命运就是被贬谪。
就在全面打击党人的同时，李训和郑注又把目标转向了另一个更为强大、也是最让文宗李昂切齿痛恨的政治势力。
那就是——宦官。
作为短时间内强势崛起的政坛黑马，李训和郑注的发迹，无疑都得益于权宦王守澄的援引，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得势之后，毅然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王守澄。
因为，在李训和郑注这种人眼里，世界上除了利益是永恒的，其他一切都是浮云；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
如今，王守澄还有利用价值吗？
没了。
眼下，只有堂堂大唐天子才是李训和郑注手中最有价值的筹码。所以，不管是牛党、李党，还是阉党，在李训和郑注的眼中都是浮云。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划归某个政治阵营，那也只能说他们是“皇党”。
是的，皇党。他们以此为荣为傲。
现在，李训和郑注就是皇帝的代言人，是天子李昂进行历史性突围的骑手和先锋，是睥睨一切旧势力的新时代的弄潮儿！
魔来斩魔，佛来杀佛，天地之间，唯我独尊！
宦官算什么东西？只要是阻挡他们登上权力巅峰的人，就一个字——杀。
当然，李训和郑注也知道，宦官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相比党人而言，对付宦官更需要策略。
为了剪除强大的宦官集团，李训和郑注决定采取“以毒攻毒、各个击破”的迂回战术。
他们首先锁定了一个人，作为剪除王守澄的突破口。
这个人，就是时任右领军将军的宦官仇士良。
此人在当年拥立文宗的行动中也曾立过功，由此长期遭到王守澄的压制。李训和郑注向文宗献计：进用仇士良，分散王守澄的权力。
这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仇士良突然被擢升为左神策中尉，取代王守澄掌管了禁军。
对此，王守澄虽然有些不悦，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直到此刻他也没有意识到，李训和郑注的刀子已经从背后悄悄伸了过来。
一个在权力的塔尖上待得太久的人，通常都会被一种凌驾万物的快感所陶醉，从而无视从塔顶跌落后那种粉身碎骨的危险。
王守澄就是这种人。
为了进一步麻痹王守澄，同时为了更快地瓦解阉党，李训和郑注计划的第二步，是反过来与王守澄联手，铲除另外三个一直与他明争暗斗的元老级宦官。
他们就是左神策中尉韦元素，左枢密使杨承和，右枢密使王践言。
这一年六月，这三个大宦官一夜之间全被逐出朝廷，分任西川、淮南和河东监军。
八月二十三日，文宗下诏，指责这三名宦官曾分别与李宗闵和李德裕内外勾结、收受贿赂，故将韦元素流放象州（今广西象州县），杨承和流放驩州（今越南荣市），王践言流放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同时，文宗又责令有关部门必须将三人戴上枷锁，装入囚车押送。
数日后，这三个人刚刚被押上流放之路，天子派出的使臣便从背后追上了他们，宣诏将三人赐死。
太和九年，帝国政坛上掀起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
从这一年四月到九月，在不过半年的时间里，李训和郑注联手掀起的政治飓风，就已经把整个长安官场扫得面目全非。史称，“是时，李训、郑注连逐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闵），威震天下，于是平生丝恩发怨无不报者。”“注与训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廷中忷忷。”（《资治通鉴》卷二四五）这些日子里，只要是跟李训和郑注有过丝毫旧怨或者是他们看不顺眼的人，立刻就会被划归牛党或李党成员，遭到无情打击。百官几乎被贬逐殆尽，整个朝廷人心惶惶。
与此同时，一大批帝国的基层官员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通过巴结李训和郑注而被迅速提拔，纷纷进入朝廷，占据那些突然空出来的重要职位。
看着原本铜墙铁壁般的旧势力被摧枯拉朽般地轰然推倒，文宗李昂终于感到了一种突出重围、豁然开朗的喜悦；看着原本声势浩大的牛党、李党和阉党到头来也不过是一群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年轻的天子顿时焕发出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快意和豪情。
那些日子，李训和郑注胸有成竹地为天子勾画了一幅美妙的政治蓝图，并且信誓旦旦地描绘了一番海晏河清的太平景象。他们说：第一步是铲除朋党和宦官，第二步是收复河、湟（甘肃中西部及青海东部），第三步是肃清河北的跋扈藩镇。
李训和郑注说，只要走完这三步，天下必然太平！
如今，党人集团已被彻底清除，接下来，只要把恶贯满盈的阉宦集团铲除干净，这第一步就算是走完了。
这一年九月，在李训的策划下，当年谋杀宪宗皇帝的凶手、时任山南东道监军的宦官陈弘志突然被征召回朝。二十一日，陈弘志刚刚走到青泥驿（今陕西蓝田县南），便被李训派出的人乱棍打死。
随后，李训和郑注又向文宗献计，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进一步削弱王守澄的权力。
九月二十六日，原任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的王守澄被调任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
此刻，王守澄无疑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然而，对于死神近在咫尺的脚步声，王守澄还是充耳不闻。
与王守澄的调动相隔仅一天，文宗又发布了一项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李训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
至此，李训终于登上了帝国的权力巅峰。
这个当初被流放边荒、几乎已经输得精光的投机政客，如今却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一举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宰相，其发迹之快，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十月初九，李训和郑注认为除掉王守澄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建议文宗下手。
当天，宫中的内侍宦官李好古来到了王守澄的宅第。
他奉天子之命，给王守澄带来了一件礼物。
这是一瓶毒鸩。这个礼物，李昂已经给王守澄准备好多年了，直到今天才算派上用场。
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一样你不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