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可以相信，一旦长安有事，曹真是回亲赴的。再加上此前魏明帝已“分命大将据诸要险”，所以长安的防守并不像魏延所想的那样乐观。而仅以长途跋涉后的五千军队来攻打长安，显然是很难奏效的。至于魏延所说魏明帝要“合聚”东方军队以驰援长安，“尚二十许日”，这既低估了魏军的“快速反应能力”，同时也是对魏国军队部署的无知。试想，诸葛亮刚一扬声出斜谷道并派赵云、邓芝为疑兵，曹真的大军便几乎与赵、邓的军队同时到达箕谷，那么这支军队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质言之，无论在敌情估计、道路行进、军粮供应还是在时间安排以及袭占长安的难度等方面，魏延之计都带有明显的“悬危”特点，而诸葛亮之不用其计，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第二，关于空城计问题。《三国演义》记载第一次北伐过程中，当司马懿大军逼近西城时，诸葛亮曾运用“空城计”以退兵。此事经京剧《空城计》之渲染，更是家喻户晓。《三国演义》记事七实三虚，许多描写都有史实根据。至于说诸葛亮运用“空城计”，则于史无据。但此事也绝非空穴来风，蜀汉大将赵云就曾使用过“空城计”，不过时间是在九年前，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蜀军与曹军在汉中冲突之时。事见《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
夏侯渊败，曹公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云兵随忠取米。忠过期不还，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迎视忠等。值曹公扬兵大出，云为公前锋所击，方战，其大众至，势逼，遂前突其阵，且战且却。公军败，已复合，云陷敌，还趨围。将张著被创，云复驰马还营迎著。公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擂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
“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赵云在与曹操大部队猝然相遇时，不但不入围拒守，反而大开营门，从而令曹军“疑云有伏兵，引去。”这就是历史上“空城计”的真相。而《三国演义》的作者则移花接木，将赵云之事置于诸葛亮名下，且将时间推后九年，又将地点由汉中移往西城，将对立的双方由赵云与曹操，变为诸葛亮与司马懿。这样一来，诸葛亮的“空城计”便被说的有声有色了。岂不知诸葛亮是最谨慎的，他的一生从不弄险。
第三，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中，曾有一位亲人牺牲在陇原大地上，那就是他的嗣子诸葛乔（即其兄诸葛瑾之次子）。
事要先从诸葛亮的《诫子书》和《又诫子书》说起。
诸葛亮去世后40年，即西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陈寿曾将诸葛亮生前所留下的文字“删除复重，随类相从”，整理为24篇，凡10，4112万字，并定名为《诸葛亮集》。惜此集今已不存，诸葛亮的著述在流传过程中也大多散佚。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诸葛亮的文字，多半是后人从各种志籍和类书中收集而来的。例如，《太平御览》卷459所载诸葛亮的《诫子书》及同书卷497所载诸葛亮的《又诫子书》，便是这样的两篇文字。这两篇文字又被明代自称是诸葛亮36世孙的诸葛羲、诸葛倬所编的《诸葛孔明全集》，以及清人张澍所编的《诸葛忠武侯文集》收入其中。一般认为，它们都是诸葛亮的作品，是诸葛亮临终前写给自己的儿子的。
《诫子书》着重强调修身和为学都要静的道理。诸葛亮所说的“静”，实际是一种不含任何杂念的精神境界，只有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才能“致远”，才能对万事万物都有透彻的理解；而一旦时机到来，又可以静中寓动，以静求动，动静相辅而相成，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即所谓“接世”。与“静”相反的是“躁”，“躁”既有碍修身，也不能治学，而且容易转化为“淫慢”，终至事业无成。这一番道理是琅琊文化的精髓，也是诸葛氏家族的看家本领，诸葛亮临终前将此谆谆告诫自己8岁的儿子诸葛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后世诸葛氏的子孙们，也正是将这篇短短86字的《诫子书》当作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家训。
《又诫子书》的内容则与此不同，它是专谈饮酒的。用今天的话来说，称其为一篇“酒文化”的专文亦未尝不可。其全文如下：
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合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意思是说，设酒宴客，是为了合乎礼节，表达感情，从而使身心舒适，以恢复人的本性。而礼节尽到，客人退席，这便是最大的和谐与快乐了。倘若主人的情意未尽，客人也还没有到疲倦的程度，可以继续饮至酒醉，但不能醉到神志不清的地步。这的确是一篇讲“酒文化”的绝妙好词。但诸葛亮临终前，竟然与一个年仅8岁的小孩子大谈饮酒，则未免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且不说8岁的诸葛瞻可能还未开始饮酒，就是偶与酒宴，也谈不到设酒宴客，更遑论“主意未殚，宾有余倦”的问题。显然，这篇《又诫子书》不可能是写给诸葛瞻的。
那么，《又诫子书》又会是写给谁的呢？我以为，这当是写给诸葛亮的嗣子即诸葛瑾之次子诸葛乔的。
诸葛乔，本字仲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生于曲阿（今江苏丹阳市），小其兄诸葛恪仅一岁，而与《吴书》的作者韦昭同年。
诸葛乔年轻时即与其兄诸葛恪俱有名于东吴，论者以为诸葛乔才虽不及其兄，而性业过之。当初，诸葛亮尚未有子，于是便求诸葛乔为嗣。诸葛瑾启告孙权后，遂“遣乔来西”（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而诸葛乔一到西蜀，诸葛亮即以之为己嫡子，并易其字曰“伯松”。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又拜为驸马都尉，随诸葛亮北伐至汉中。诸葛亮使其督五六百兵，与诸将子弟一起传运粮草于谷中。为此，诸葛亮还曾写信与其兄诸葛瑾说：
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此即“一出祁山”之时也。然而不幸的是，诸葛乔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便卒于军中，年仅25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以致人们连他的形象也有些模糊不清了。
从诸葛乔在东吴时即已取字“仲慎”，至蜀后又易字“伯松”，并拜为驸马都尉，随即参加北伐的情况来看，诸葛乔入嗣时当已过了“弱冠”（即20岁）之年，应算是一位成年人了。再加上他与蜀中诸将领的子弟一同共事，又时常奔走于山谷之中，所以，无论出于社交应酬（即所谓“合礼致情”），抑或是健身的需要（即所谓“适体归性”），饮酒之事都是免不了的。这便是诸葛亮为何要在《又诫子书》中专谈饮酒的缘起了。
我们知道，出于对传统酒文化的重视，诸葛亮并不主张禁酒。
相反，他还将酒宴之设当作一种“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的礼仪活动，并希望能借此来交流感情，调节人际关系。但他坚决反对狂饮烂醉，更不能容忍因酒误事。诸葛亮对酒文化的这种见解，即从今天看来，也很有可取之处。大约其时蜀中的官场上，饮酒之风还是很盛的。所以诸葛亮的这番告诫，既是出于对嗣子的爱护，同时也是有感于蜀中诸将子弟的饮酒之风而发的。诸葛亮自然熟读过《尚书》，而《尚书？酒诰》中所记周公关于饮酒的一番谈话，他也会牢记心头的。周公认为殷商之亡与朝野上下的饮酒关系极大，而周朝建立后即从中吸取教训。这与刘备入主西蜀后的情况也有几分相似。
诸葛亮当然不愿意看到蜀国的官员们像当年的“殷顽”那样沉迷于酒，以致不能自拔，于是，出于对巩固西蜀政权的考虑，他便向刚入蜀不久的嗣子谈了自己对饮酒的见解，并试图通过诸葛乔去影响当时的“高干子弟”们。应该说，这才是诸葛亮写作《又诫子书》的更为深远的用意。
《又诫子书》既然是诸葛亮写给入蜀之后的诸葛乔的，则其写作时间便可定在蜀建兴五年，至迟不得晚于建兴六年。建兴六年即公元228年，其时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才刚刚两岁（诸葛瞻生于公元227年，其时诸葛亮47岁），而此时的诸葛亮正忙于北伐，自然不会去为年仅两岁的儿子写《又诫子书》的。可见，《又诫子书》的写作时间实应在《诫子书》之前，而两者的名称也应当互换才是。大约在陈寿所编的《诸葛亮集》散失之后，后人虽得其佚文，然对其写作的背景及文章的先后次序已不甚了然了，故遂依其内容之重要程度，聊为标题区分而已。这便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情况。
但值得庆幸的是，诸葛乔虽早卒，然其子孙还是绵绵不绝的。
其子诸葛攀在蜀国已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待到诸葛恪及其少弟诸葛融并诸子侄全部见诛于吴，诸葛瑾的子孙皆尽后，因其时诸葛亮已自有胄裔，故诸葛攀又复为诸葛瑾之后。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诸葛攀之子诸葛显又随诸葛瞻之次子诸葛京等一同内移河东。
此后，诸葛显及其后代子孙，便成为诸葛瑾的一脉仅传了。但他们虽在血缘关系上属于诸葛瑾的后代，而在文化传承上却多受诸葛亮的影响，并与诸葛京的子孙们一样，共奉《诫子书》为其家训。至于《又诫子书》是写给谁的，大约连诸葛乔的后人们也未必能知晓了。
诸葛亮再次足履甘肃，是在公元229年（建兴七年），即他第三次北伐期间。此前，他曾于公元228年的冬天出散关（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围陈仓（今宝鸡市东），举行过第二次北伐，然因粮尽而不得不返。第三次北伐的路线是今天的甘肃南部一带，由于准备充分，结果大获全胜。这次，诸葛亮首先派陈式攻打武都（今成县西）、阴平（今文县西北），待曹魏的雍州刺史郭淮欲率众出击时，诸葛亮则领军来到建威（今西和），从而逼迫郭淮退还，由蜀军完全占领了武都、阴平二郡，拥有了今甘肃徽县、成县、康县、西和、两当、宕昌、武都、文县、舟曲及陕西省的凤县、略阳等广大的地区。后主刘禅对这一次的胜利也十分高兴，旋即下诏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职位（街亭之役后诸葛亮曾上书“自贬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