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崑
兰州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反动政策，大肆搜刮民财，残酷屠杀迫害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造成市场混乱，民不聊生，人心惶恐，不可终日。特别是在1949年“8？26”兰州解放前夕，反动统治者在兰州进行大搜捕、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迫害，兰州广武路秘密监狱便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制造政治惨案和冤案的“人间地狱”，是兰州的一座人间魔窟。
解放初，我有幸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人民警察，并在1951年调派到兰州市公安二分局所属的广武路派出所，担任广武路街道管段的户籍警。广武路秘密监狱旧址正在我的管段之内，由于工作关系，耳闻、目睹，并根据一些死里逃生幸存下来革命前辈的回忆材料，以及被人民政府从宽处理的旧职人员的供述资料，对广武路秘密监狱骇人听闻的往事，回忆记述一二，以昭视听。
广武路秘密监狱，又叫新关秘密监狱，地址坐落在广武路街道南侧西端，门牌121号（现即秦安路91号亚盛大厦西侧处），距五福街口约为100步。这座秘密监牢临街，两扇黑色的大门经常关闭着，大门向西约有50米长的民房后山墙高高竖起，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感觉。这座监牢虽是民房，但范围很大，是一进三院，进入大门后的前院，约有十多间房屋，是监狱看守室和国民党特务办公的地方，并设有“审讯室”。中院有房屋八间，二间牢房，一间上刑室，其他为国民党军士宿舍，上刑室东西另设厨房、厕所。偏院东、西、北三面建有各不足六平方的矮房五间，其中四间没有窗户，仅有一个用四根粗木棒钉成的窄门，内盘土台，人站不能抬头，卧难以伸腿，又黑又潮，被称为“黑牢”，经常关押着带镣铐的地下党员。中间为看守室。解放后的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我和街上的治保主任、青年积极分子多次进院查看，据说房院已分给省农牧厅，但尚未一户人家居住，满院杂草丛生，房屋破旧，凋零败落景象。当走到上刑室和黑牢房间时，觉得有浓浓的血腥气袭来，阴森恐怖，使人毛骨悚然。
广武路秘密监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管理残害我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罪恶魔窟。它始建于军统特务头子程一鸣充任第八战区调统室主任的一九四一年，是租用新关郑姓的宅院改建后而形成规模的。监狱四周高墙圈围，大门口不挂牌子，两扇大门经常紧闭着，貌似民宅，实则戒备森严，监视苛刻。特务抓人一般都在夜间进行，蒙眼送入，因而初来者都摸不着这里是什么地方。其前、中、偏院各设岗哨一处，由身挎手枪的看守军士日夜轮流站岗巡守，严密监视，牢房经常加锁，除提审和每日早点名、午放风和上下午开饭两次外，休想跨出牢门一步。“囚犯”入监之日起，严禁向外捎书带信，也不准任何人探监，实际上“囚犯”多是被秘密捕来，家属亲友难以知晓亲人的下落，所以这里是一所地地道道的秘密监狱。
广武路秘密监狱，在当时兰州的特、警机关内部也以“凶残狠毒”而著称。它由西北行辕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直接领导，采用特务看守合为一体的组织体制，历任特务队长或警卫组长即是看守所长，他们都是毕业于“特训班”的特务骨干。看守人员有队（组）员和军士之分，前者一般都是尉级军统特务，后者多是从警察和军队中挑选来的极端反动分子。组建以来，看守力量多保持在20人左右，惟在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由特务李永禄任所长时，编制扩充为36人，计配有少校警卫组长1人，尉级小组长1人，组员7人，准尉司务长和上士文书、军需各1人，看守军士24人。装备有轻机枪1挺，手枪20支，步枪15支，达到了人手1枪的程度，在特务系统他们以“人多势众”、“装备精良”而自恃骄狂。
广武路秘密监狱在李永禄任内，也是兰州军统特务机关活动最为猖獗时期，他领导的警卫组兼有侦探、盯梢、缉捕、押解、看守、打手和刽子手的多重职能，是内外出名的“便衣队”。每当提审“人犯”时，总有几名如狼似虎的看守军士侍立两旁，只要主审官一声令下，他们对“阶下囚”轻者拳脚相加，重者施以酷刑，他们惯用的有抽背花、拔断筋、夹手闸、刷脚心、灌辣子水、坐飞机等毛骨悚然的刑罚。所谓的“夹手闸”是沿用古代的一种刑具，用四根削成棱形的竹竿制成，受审人拒供时，便将手闸套入手指中，用力夹压，顿感异常疼痛，再加力，则指节破裂，血流如注。所谓“刷脚心”，一是用浸了水的猪鬃刷子，长时间刷受刑者的脚心，最终血液都到腿肚子去了。所谓“灌辣子水”，是将泡了醋和水的辣椒面子盛入带咀的壶里，再对准人的鼻孔向内倾注，最终使受刑人因喷呛而窒息。所谓“坐飞机”，就是将人背绑后，悬空吊打拷问。在施刑中特务刽子手们穷凶极恶，面目狰狞，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西北进军，而盘踞在兰州的反动统治者，作溃逃前的孤注一掷，全城处于特务横行、民怨沸腾的白色恐怖之中。在各种反动势力的最后反扑中，长官公署第二处充当了疯狂搜捕、残害革命人士和滥杀无辜的急先锋。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兰州解决前夕，以第二处为首的特务机关“破获”和审办了所谓“共党”等政治案件17案75人，有54名革命人士和涉嫌人员被分期分批地投入广武路秘密监狱受押，经过百般折磨摧残后，又有39人被分期分批量地从该监狱提出去加以杀戮。如1949年7月22日晚，根据特务头子胡子萍的指示，由二处保防课少校课员陈善民、警卫组少校组长李永禄率领组员六人及长官公署警卫团士兵一排人将蔡炯、高崑山、马汝瑛、巨明山、于海涛、冯真生六名蒙难者从广武路秘密监狱提出，用黑色囚笼汽车送至河北沙沟，复用棉花和布塞口，在陈善民监刑下，由李永禄指挥将六人活活用麻绳一一绞杀，又用刺刀猛扎死者胸部，并推入深坑掩埋。又如1949年8月9日傍晚，根据特务头子胡子萍的指令，由陈善民、李永禄率警卫组9人及警卫团士兵一排人，将程万里、齐涛、杨怀仁、赵欣、蒲政仁、王保民、张洪仁、韩世五、程满仓、王永恩、秦兰亭、杨顺直、安克礼、马杰三、黄万有等15名蒙难者从广武路秘密监狱提出，仍用黑色囚车分两批送往河北李家湾军统临时监狱，哄骗蒙难者说：“送到这里是管押，并无其他用意。”但待到晚上10时以后，在特务头子李永禄的指挥下，以“解手”为由，逐一点名叫出，被躲在号子外面的刽子手们两人架一个，陆续拉到监狱后院，逐一用麻绳背绑，再用衣服蒙头，棉花塞口，架至沙沟内预先挖好的深坑边，凶手轮换着用刺刀将15人捅死，遗体推入深坑掩埋。
在惨遭迫害时，蔡炯烈士临死不屈，勇拼凶手，表现极为壮烈。
程万里烈士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在行刑前顽强地昂首仰面高呼“中国人民解放万岁”“共产党万岁”。烈士们的英勇壮举，惊得刽子手们目瞪口呆，手足无措。
在施行二次大屠杀后，慑于我解放大军兵临压境的非常形势，特务头子胡子萍于8月10日即命帮凶李永禄率领警卫组全体人员，将广武路秘密监狱在押的30多名革命人士装上汽车，押往河西。特务们往西逃窜途中又进行了两次屠杀。
1949年9月12日当晚下半夜，将陇南农民起义领袖王仲甲押至武威西关公路旁北侧予以枪杀。王仲甲在敌牢关押期间，始终保持了一个农民英雄坚强不屈的高风亮节。当特务审问他是否与共产党有关系时，他说：“可惜我和共产党未取得联系，若有，甘肃局面不会如今日。”
1949年9月17日张掖解放在即，逃至当地的特务头子胡子萍唯恐“事出意外”，又决定残杀一批革命人士。遂派帮凶陈善民、李永禄率领组员等14人在张掖县自卫队队员十几人的协助下，于当日夜间将郭鼎丞、曹旦希、李文轩、李承安、左化南等17名蒙难者押至张掖城郊西南贺家庄附近分别一一架出，反背捆绑，蒙头塞口，然后用麻绳绞勒，在一个小时内将17人全部残害，并将遗体推入事先挖好的一个深坑内草草掩埋。事后，刽子手们将烈士值钱物品私吞，将衣服变卖瓜分，真乃如虎狼之凶狠，惨无人道。
特务杀人后的翌日，即1949年9月18日，便匆匆忙忙押着尚余的17名囚者向酒泉逃窜，抵达目的地后将他们继续关押。9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迫近酒泉城，特务刽子手们闻讯惊慌外逃，无暇再下毒手，才使还带着镣铐的刘振中、景耀华、马怀杰、胡效周等全体被囚者从窗逃出，脱离虎口。
甘肃全境解放时，杀人罪魁胡子萍和魔头陈善民、李永禄等自知罪恶深重，血债累累，不敢在大陆停留，带领一小撮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特务爪牙，匆匆一如丧家之犬，辗转逃离南疆，投奔台湾找他们的老主子去了。然而法网恢恢，天理难容，仍然有一批罪大恶极的特务刽子手在解放后落入人民法网，受到了严厉惩处。另有刽子手陈富山、李成德本处以徒刑，但他们心怀仇恨，竟阴谋暴狱，以身试法，七一复被镇压。还有刘xx、丁xx等一些帮凶，由于坦白交待较好，则被人民法院从轻处以有期徒刑，以赎前恶。
英烈们和死难者的在天之灵，部分地得到了告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正是由于有千千万万革命先驱者的前仆后继，英勇献身，才换来了金城兰州的解放，换来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换来了日新月异、兴旺发达、和谐美好的今天。
（《甘肃文史》2008年第4期）
